客自大陆来，颇闻大陆事，说有些事情他不很明白，要问问我。他说：“听说近来有什么‘余光中热’，有些人认为很不正常，竟有此种怪热，凭什么呢？”
我说：哪有什么“余光中热”呢？有之，无非是中国热，中文热。我能散发的这一点点热，不过是中文热的一点余温、余光。我的诗文不过是女娲炼石的余温，夸父追日的余光。我就像一小撮宇宙尘，只有在回归太阳时才反射出彗星的光芒，离开太阳就暗淡了。
客说：“听说你最近在大陆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争议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来了》，统统抽掉了，有隐瞒读者之嫌，是吗？”
我说：这种例子很少。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删除。如果凡发表的都收进去，恐怕就会变垃圾箱了。《狼来了》一篇是坏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历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陆刚经历“文革”，喘息未完。在那场浩劫中受害的知识分子难计其数。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书，对“文革”余悸并不陌生。当时我班上的学生，家在广东，常向我亲述“文革”真相。
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某报就曾刊过一首长诗，有这么一句：“工人一锤，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20世纪80年代之末，香港“左派”报刊改变了不少，其领袖人物、博学而兼擅诗书的罗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一次研讨会上，曾公开向我（与不在场的夏志清、颜元叔）表达歉意。
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茫九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其间的矛盾可见于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海外的“左派”读到此句，只见“梅毒”而不见“母亲”，常斥为“反华”。
这就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包括国民党，有时出席某些官方会议，也不过“行礼如仪”。在那时代，大陆的文人难道能不参加各种集会吗？陈映真先生1987年对四川作协介绍台湾文坛，曾说我是“官方诗人”；更有人说，我的地位是国民党捧起来的。这话恐怕经不起分析吧？无论在学府或文坛，我都是靠自己努力的，那么多的同事、学生、编辑、读者、听众，能容你骗吗？香港中文大学聘我去任教，一去十年。大陆二十所高校请我去讲学，二十家出版社为我出书。这些，都由得国民党来安排吗？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岳麓书院……犯得着请一位国民党的官方诗人去讲学吗？《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
《狼》文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争议，大多是负面的。许多朋友，例如齐邦媛、张晓风，都曾婉言向我讽谏。晚辈如陈芳明，反应就比较强烈。南京的评论名家陈辽，2000年在《余光中也是评论大家》一文中，也指出此文的不当。有这么多爱护我的人都不以为然，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