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美国加州的中国女作家巫一毛不久前出版了与人合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讲述了她在中国度过的惊心动魄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中国华裔作家哈金称她的这部自传，“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旅美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她，“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最近，这本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电话采访了巫一毛女士，请继续收听她们的对谈。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一毛出生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美文学教授的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一毛出生后6个月，妈妈、3岁的哥哥和一毛就被赶出北京，上边不许妈妈教书，妈妈被赶到安徽大学作打字员，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当时安徽是重灾区，饿死了很多人，妈妈没办法，就把当时只有一岁的一毛送回天津的姥姥家住了两年，保住了性命，一毛说：
“那时候我到天津，他们觉得多了一个人吃饭，因为那时候不够吃，姥姥就特别疼我，她自己不吃，喂我吃，姥姥就饿着，舅舅就说这样要把娘饿死，要赶走我，我又回到合肥，就这样踢来踢去像是踢皮球。”
1963年，一毛的弟弟出生，当时一毛的父亲从北大荒放出后也被允许回到合肥，父亲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就给弟弟起名“一村”，意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但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又首当其冲，成为老运动员。一毛说，虽然那时父亲右派的帽子已摘掉，但运动一来，帽子又戴回去了，全家的命运再次落入深谷：
“先是关我爸爸，后来把我妈妈也关起来了，我们三个孩子自己过，我十岁就住在幼儿园，因为父母都关起来了，没有亲戚朋友要收留你，都是自己上学，自己洗衣服，那时弟弟才五岁，我十岁，我哥哥十二岁。我和我哥哥就像小爸爸，小妈妈一样带弟弟。”
至今让一毛不能忘怀的是，就在父母被双双关进牛棚的时候，一毛作为小右派，受尽污辱和殴打，有一次她病得差点死去：
“我妈妈下放的时候，把我弟弟和哥哥带去了，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幼儿园，其他人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住。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不知道多少天了，发现的时候就跟死了一样，我在那个房间就在地上铺了个草席就躺在那里，几天不吃不喝的，高烧，送到医院，医生就说没有办法了，通知家属吧，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这么说，就把我当成死人了，我想我要死了，死就死吧，没有关系。我是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才会有那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体制让这种事情发生？真是有问题的。”
一毛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惨痛经历，曾经让这部英文自传的合著者、美国资深作家拉里－恩格尔曼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一毛在童年和少年时曾两次遭人强暴，恩格尔曼就认为第一次被强暴就已够惨了，再把第二次被父亲的同事强暴一事写出来反而令人生疑，所以没有写进去，一毛说：
“他说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不可能相信，为什么倒霉事都让你碰上了。我说我还算幸运，很多人都死掉了，我们家的全都活过来了，当年被迫自杀、离婚、上吊什么的都太多太多了，我只是成千上万根羽毛当中的一根小小的羽毛，他说人家很难相信所有的这些都怎么会让你一个人碰上?”
还有很多细节，书中都没有写。一毛列举她和妈妈住在农村时去买盐的一次经历说：
“那天下雪，盐是散的，用报纸包了个三角包，我就捧着这个包，在雪地里跌了一跤，盐撒了一地，我想把盐拣起来，结果盐溶在了雪里。我只好在那里哭。我给他讲这个故事，他说雪就像蛋糕上的奶油，很白的，他就想不到我们穷到那个地步，小朋友没有过生日，没有吃过蛋糕对他都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太多的穷困、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一毛说，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她将8岁时，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章、引诱进树林强暴的事情写进了这部自传中：
“那时解放军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那天去拔牙，座了公共汽车，身上只有8分钱，3分钱座车，5分钱挂号，只能座一趟车，我拔网牙出来，在下雨，我就抄近路，在树林走，结果一个解放军来了，周围没有人。”
一毛在她的自传中写到，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老师照常在课堂上讲解放军叔叔的革命故事，但每当穿军装的人走近，她仿佛都能看到那张伤害过她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就不由自主地颤抖。
好，听众朋友，在下次同一时间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播出对旅美女作家巫一毛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