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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从蒲台岛反攻大陆的流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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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人唐德刚以十六字箴言「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概括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章西汉两司马」,则是古人肯定《史记》系上等的文学作品;同样,《邱吉尔回忆录》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表明世人不因其内容涉及政治而贬抑其文学价值,此所谓「百家皆史,良史皆文」也。我自上海移居香港廿四年来一直鬻文为生,起初撰写政论与专栏,继而修纂名人传记,近年专注于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循着「史以文传」这一条道路挺进的。


   两年前,有位友人提醒我,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史论文中,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是一个缺门。上世纪的中国历史,从辛亥革命,经护法、北伐、抗日、戡乱,直至中共建政、镇反肃反、文化革命、改革开放,都各有专著专论,唯喧腾十数年的自由中国运动一直为两岸史家忌谈之禁区。盖因第三势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国共之外另行扶植的一股政治力量,参与者奉洋人之命、拿洋人的钱搞政、军合一组织,其宗旨是反共反苏,故中共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死敌;然而它在港澳与海外又同国民党的敌后工作争夺资源、争夺人才,自然也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抵制,结果是两面出击,腹背受敌。


   韩战结束后,由于美援断绝,第三势力冰消瓦解,一部份人被蒋介石宽容「归队」,回台湾续任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者达数十人,出任国立大学教授、大型传媒主管者亦为数不少;至于回归大陆者,更有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者。这些人回首前尘往事撰写回忆录时,往往避谈那一页不甚光彩的历史,而知情者惧于缠讼也就为「尊」者讳了。


   一九五四年冬,塞班岛训练营解散时,受训人员被叮嘱严守秘密,故那一段悲壮的史实迄今鲜为人知。十三年前,我有幸与塞班岛受训幸存者张一民老先生促膝长谈,他说健在者尚有廿余人,有的营商,有的笔耕。他除了详述当年情景之外,还告诉我,第三势力的掌门人张发奎将军生前口述了一部回忆录,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可补正史之不足。


   半年前,由于在哥大执教的张之宇、张之丙姐妹鼎力相助,我从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得见该回忆录之全豹。因为这五十万言的口述历史,涉及上世纪中叶我国某些政治人物的品格与私生活,更因为内容涉及韩战时美国中情局招募香港流亡青年去塞班岛受训后空投大陆各省搜集军事情报、组织敌后游击战等细节,牵扯个人恩怨政坛是非甚多,故张氏在第廿章脚注中声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内容不得公开」。如今张将军作古已二十有二年,第廿章及论及的文臣武将几乎全已作古,基于隔代修世的原则,修纂《第三势力运动史》似已时机成熟。


   第廿章英文原题为〈创建第三势力(1950─1954)的努力以及类似的牵连(至1962年)〉。全文两万八千言,加注三万八千言,共六万六千字,似难在报章全载,姑择其精采情节以飨明报读者。


   五十年代的香港,扯起第三势力旗号的,不下数十夥,尽皆希望拥戴张发奎为首领,盖因香港一隅在地理上是属于盟军中国战区范围,原由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统辖,日本投降后侵港日军应向张发奎将军投降,但他慨允英海军少将夏??与中美将领共同主持受降,顾及了大英帝国的面子,故此后历任港督都对张发奎铭感五内。一九四九年大陆易帜时,张发奎是唯一获准携枪抵港的前朝军人;时任港英警务处处长的麦金托早在张发奎任广州行辕主任时就与张建立了深深友谊,所以张发奎在兰塘道与大坑的公馆,长期享有不受搜检的特权。据张自述「我拥有国际知名度,许多人知道张发奎的大名,他们知道我为国家效劳,永远不会无视国家利益。」第三势力诸团体中为首的是五二年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张承认有四百多会员(但在香港报名轮候去塞班岛受训的流亡军人多达几千人),他们多数是知识份子,在大陆是公教人员,其中还有些军校学生,他们渴望打回老家去。只要经两位盟员介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批准,便正式成为盟员,被就近编入各地区的小组,组员不超过十人,光香港一地就有十多个小组。小组成员只知道组长是谁,组长只知道自己所属的地区负责人,后者则是向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关系是垂直单线的,一旦有人被捕,也不可能暴露整个组织。盟员只知同盟名称与最高领导人姓名,而这个领导人是享有豁免检控权的。


   张发奎与美方挂钩最初由他的旧识、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牵线,继由国务院巡回大使吉赛普(贬蒋的〈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白皮书执笔人)以及东京盟军总部代表哈德曼跟进,最后由他的旧识、陈纳德麾下曾任南宁空军基地主管的飞虎队上校担任日常联络,在中情局情报经费项目内划拨每月一万美元,以现金支付。「战盟」支出分人事与宣传两部份: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可以月支津贴各一千二百港元,顾孟余、张发奎、张群劢自动放弃,但后者支领赴美旅费与治装费用。组织部长任国荣、财政部长邹安众、政治部长周天贤、军事部长邓龙光、华侨部长韩汉藩、宣传部长黄如今等月俸为六百元,副部长四百元。张国焘主办的《中国之声》月支两万,罗仁圃的《华侨通讯》、顾孟余的《独立论坛》以及张君劢的《再生》等刊物月支六千至八千元,总计每月支出八万港元。当时本港银行经理月薪才四百元,如此高薪自然引起无休无止的内斗。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台北复总统职,李宗仁心有不甘,便在美国公开宣称,他在华南有几十万游击队均已交张发奎统率,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张发奎不想打破他与港英之间的微妙平衡,埋怨李宗仁在大洋彼岸说话太鲁莽,遂在报纸上辟谣,否认李宗仁的话。但是「战盟」军事部的邓龙光还是有所动作的。邓龙光介绍了他任卅五军军长时的麾下师长陈生来见张,坦言与其饿死在香港,他宁可回老家战死。于是,美国人出钱买了一艘机动船,又租了一艘。陈生在港九召集了七十多个粤西南籍的流亡军人,在新界一所牧场训练后,前往蒲台岛集合,领取了食物与人民币假钞,在一场暴风雨中登船开向公海。不巧美方运送武器的船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在公海出现,游击队不得不踅回。第二次尝试仍是运蹇,一艘船在抵达国际水域前被香港水警截捕,另一艘由陈生指挥逃脱,在西贡上岸。港英当局想把被俘人员递解台湾,张发奎向港府交涉,要求撵到澳门(当时澳门左派力量甚微)去。麦金托给他面子,释放了所有战士,也归还了他们的装备。美国人吩咐张发奎卖掉那艘船,得款两万多元充作这支部队的遣散费。


   派往塞班岛受训的同乡与同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四战区长官部做过张发奎副官的远亲华秉钺声称故乡有几百名游击队员准备迎接空降,于是他被派往设在塞班岛的「自由中国运动军政干部训练学校」接受空投与游击战训练,结业后由日本茅崎基地起飞,空降在张发奎故乡粤北始兴县青化乡,还配备了一名报务员。刚着陆就被当地农民围捕。两人被押解到广州,华秉钺被公审枪决,罪名是「美蒋特务」。其实在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前,蒋介石与美国并无军事合作项目,华秉钺只能算是「美张特务」抑或「美蔡特务」。最惨的是空降海南岛的卅多人,全部被俘处决,其中包括了张发奎遴派到日本受训的几名无线电报务员。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塞班岛上耗费一亿美元(当然其中多数是美国顾问的薪俸、保险、眷属福利费用)军援的「自由中国运动海陆空军总司令」蔡文治,这个亲撰军歌号召部属「举起我们自由之火,万众一心,打倒共产党」的前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忽然忘了他的口头语「我是搞复国政治运动而不是替美国人搞情报」,竟然拒绝返台归队而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顾问,负责研究美国国防军备。一九八○年,这位才退休两年的美籍退伍军人,政治立场作一百八十度转变,应叶剑英邀请,去北京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同学会,还在美国侨报发表公开信向宋美龄招降。反攻大陆的「总司令」竟变成对台统战的马前卒。


   张发奎回忆录对中国现代史的补充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说:「我一直钦敬中共党员的学识与艰苦奋斗精神,譬如,毛泽东在井岗山的斗争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基于这一观念,他掌军权时曾多次掩护中共党员的地下活动,广州暴动的首领就是他手下的军参谋长叶剑英;自淞沪抗战至国共内战十二年间,他在麾下政工部门安插了钱亦石、杜国庠、林默涵等大批中共党员,还将中央明令通缉的左洪涛、何家槐、麦朝枢等人资送香港。以上人等后来都身居要职,故对张发奎感激涕零。一九四八年冬,毛泽东圈定第一批四十三名「战犯」时,张发奎就榜上无名。翌年二月他捱义气为李宗仁抗下陆军总司令重任,老毛才把他列入第二批「战犯」名单,但他只做了四个月就辞职来港。所以此后四十年,中共不断透过旧属向他招手;他逝世后,人大委员长叶剑英还发唁电给他遗属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他一生有三次起兵反蒋记录,然蒋介石从未依律惩处,仍旧重用他,盖因一九二五年蒋介石率黄埔军东征时被围于惠州五里亭,张发奎光着身子率一营卫队突破敌阵转败为胜,此后蒋氏一直感念他救驾之功。
   在张发奎自撰的〈抗战回忆记〉中提及一段惨痛的经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桂柳战役时,美军轰炸机十七架飞临四战区长官部驻地六寨镇,把这面积不及三平方公里的小镇化为一片火海,张发奎部下一员中将、两员少将、八员上校、八百多校尉官兵以及六千难民都葬身火海、尸骨不存,重要物资全被炸毁,张本人仅以身免。事后查明原来是后方情报员译电报诹⒘丘鬃g为六寨,结果美机未去轰炸日军前锋驻扎的六甲镇,反而狂炸国军驻地六寨。译电员虽被军法处判处死刑,但四战区之元气大丧,致使日冠大举进犯贵州独山。张发奎认为这是蒋介石瞎指挥、管理不善的恶果,因而对蒋失去信心。后来同李宗仁合作出任陆军总司令,到香港搞第三势力,都是这一心态驱使。然他公私分明,虽在政治上反蒋,但在私谊上对蒋十分怀念,蒋去世时他手中没有入台证就购机票赴台闯关吊唁。对于上门劝降的程思远,他一再表示「我是国民党,不能向共产党投降」。这就是虽他生前曾在《中国之声》上撰文(由李微尘执笔)痛骂蒋介石是「毒瘤」,但蒋经国在他死后仍颁褒扬令赞他「执节怀忠」的原因。


   从张发奎回忆录可知,第三势力的前身「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本是李宗仁拨款二十万港元创立的,但张发奎坚持把李宗仁与桂系势力赶出大同盟,「战盟」成立后也不让李加入。因为他心里瞧不起李宗仁──共军南下时,李曾计划派人去日本招募一百万退伍军人来华代替节节败退的国军抵挡共军,他撂挑子辞去陆军总司令也是出于不想背负引狼入室的万世骂名。十六年后,李宗仁回归大陆时,在北京机场发表声明,自谴「引寇身重,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指的就是此事。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李宗仁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红卫兵抄他家后,他在恐惧中苟延残喘两年余死去。据专责陪伴李宗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坤在千禧年二月发表的一篇 文章中披露,李宗仁回国前一年曾将一批书画作品送回北京,声称是自己花十一万美金购回的流失国宝,但文物部门鉴定结论系膺品,按当时价格顶多值三千美金。毛泽东得悉此事,立即答应给他十二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要十一万,就给他十二万。」李宗仁拿到这笔钱,感激涕零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有外国记者在中外记者会上问李宗仁从国库携至美国多少钱,他说「恕不答复」。据外界传说,他携美的公帑有一百多万美金;据李宗仁部属许高阳的太太黄纫秋披露,李宗仁带去美国的民脂民膏,托广东老侨投资、炒股票都蚀了本。黄纫秋还从全国政协常委刘仲容口中听到一句周恩来语录「李宗仁回国,还不是在美国呆不下去了!」不过,李宗仁获准回国,是有「约法四章」的,他答应「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摆脱美国关系」后,中共才安排他回国。由此可见,中共对「第三势力」是一直抱有戒心的。文革初期,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党案件,称李过仁已故妾侍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的负责人,奉中情局派遣来大陆与美国战略特务王光美联络,以梅花型胸针作为联络标志,此案牵涉高干甚多,成为文革大型冤案之一。李宗仁在心惊肉跳中度过他一生中最后两年,其实他本身要负主要责任。据宋坤回忆,李宗仁回国后坚持要参观海南岛的军事基地,在海口还问陪同军官:空军是否廿四小时在空中巡逻?美机是否常来?解放军高射炮能打多高?去榆林港还探问雷达性能,见了飞机就观察两边山头。当时中共正派兵去越南同美军作战,此举使接待他的军官十分尴尬,自然也十分启人疑窦。

张发奎的回忆录也流露了对李宗仁亲信程思远的鄙视,称程为「恶棍无赖」。事缘有一日,程思远无意穿错了另一位访客的外套,在张府留下了自己的上装。张发奎发现程的西装口袋中装着《性史》以及令人作呕的春宫淫画,张夫人怒道:「程思远□个女(按:林黛)都有□大啦,重□荒唐,真系下流夹折堕!」张发奎说:「如此麻木懵懂失魂落魄,还能办乜大事?」不久程又遗失了一份密件,还说「想不起来丢在哪里──在渡海小轮上还是在唱片公司?」,张闻言暴跳如雷,骂程「不是个东西!文件是要他递给黄旭初过目的,丢了也不去寻。这种人一点责任心也无,还能办大事?若在部队中,不枪毙也是判无期!」乃断然将程开除出盟。程为此怀恨在心,略施小计便使「战盟」在菲律宾、日本设立总部的计划陆续夭折。


   回顾第三势力失败的教训时,张发奎慨叹道:「初时我崇拜偶像,认为我们必须拥戴一些名人,如顾孟余、张君劢、李璜、童冠贤、张国焘来担任我们的领袖,靠他们筹集经费,催生一支真正的力量。抱着这种目的,我专心致志促 成他们的合作。然而,我发现,所有这些人同常人无异。我的理想幻灭了」。张君劢与顾孟余虽具良好品格,但前者眈于空谈,后者胆小怕事,都不适于担任政党领袖。外界传说「战盟」中常委伍宪子悄悄访台接受蒋介石三万美金赠款以及中执委王同荣向调查局卖情报,使顾孟余怀疑同盟已被台湾当局渗透,再加上港府政治部对张顾二人下逐客令,致使这两位核心人物先后退盟。剩下的张国焘也因手脚不乾净而被淘汰。他把家里的女佣都列到《中国之声》的员工薪酬册中,缺席会议也不请假,还反问张发奎「向华,为什么你把政治弄得这么严肃呢!」气得张发奎叹息:「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而张国焘成为张国焘了!」


   为了使读者知晓张发奎回忆录中各种人物之背景,我曾向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台湾总统府国史馆查讯,但发觉有些人物,如曾贵为立法院长的童冠贤与内政部长的彭昭贤,是两岸官方所存传记史料都付阙的,便只好硬着头皮查阅几千册五十年代香港杂志,包括两千四百多期《新闻天地》、九百八十多期《春秋》、二百多期《展望》以及《大成》、《星岛周刊》等等,从虫蛀发霉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搬字过纸,也顺带弄清楚了一些历史疑案。


   今日的左翼文学史家喜欢指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学是「绿背文学」,那么香港右翼文化人究竟收受了多少美援呢?以名噪一时的自由出版社为例,十年出书近三百种,共接受亚洲基金会等多个机构的美援共计港币两千八百万元,其中七份之一铺了草皮,正式入账的仅八百万元。南天王陈济棠主政广东八年,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单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兵败时带去香港的港币就有三千万元(伸今日十五亿元),一九四九年离穗又带走黄金三千多两,为子女留学而存入美国银行的美金达二百万元,其妻莫秀英在香港有九十八处铺租收入,九龙界限街的七栋带有汽车间的花园洋房使此街有「秀英街」之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罢免广西军阀刘震寰时,刘携二百万钜款乘外轮逃往香港。共军入桂时,广西财政厅长韦贽唐将库存黄金、美钞、银元全部运到香港,据为己有,省主席黄旭初曾将广西流亡香港的文武官弁带到漆咸道韦公馆要饭吃,有人威胁要以炸弹与韦同归于尽,吓得韦贽唐迁往港岛半山坚道隐居。张发奎本人,一九二七年引咎辞职时,也将中央银行库存广州的八百万银元席卷而去,在香港与南洋开厂买地。由此可见,香港近百年不仅是国事犯的庇护地,亦是丧心钱的避风港,正是大陆的连年动乱,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富足。香港简明史面世已有数种,都不外乎由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各业专家分工编写,都按各博学鸿儒自己熟谙的题材开笔,而题材敏感、资料难觅的课题,则往往乏人拾遗补阙。五十年过去了,官办大学从一所增至十所,培育出的历史学家可以车载斗量,却始终不见有人为半世纪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第三势力运动编纂一部完整的《第三势力史》,我们头上这个财政储备数千亿元的政府,舍得花六十亿港币兴建一座大型综合监狱,舍得每年花四亿元收购东江水让它白白流向大海,舍得一掷七千万去设立一个成本仅十几万的所谓中国文化网站,就是不舍得花些少钱去整理史料、重印断版典籍──艺发局声称历史与文学无关,将历史项目推诿卫奕信基金;卫奕信基金则限定经费用于维修古庙。于是,五十万言的《张发奎回忆录》要由美国学者远涉重洋来香港录音,复在异域沉睡了数十年而长期无人问津。呜呼!难道我们香港人只知道赌马炒股,香港官只知道踢皮球打官腔吗?

 

 

责任编辑: 郑浩中   来源:胡志伟文集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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