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看，十七大后将出现一个党内斗争的高潮，最后以“解决”贝利亚为向党内外交待的手段。有一种健康的力量逐步地把中国的贝利亚亮给社会公众。至于何时“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那要看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了。
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治态势更加复杂，民众反应很为失望，称“江泽民的人又进了常委”；学者反应也出现了极大的分化，一向持“右倾激进”的分析家指出“十七大堵死了政改之路”，而名列“政左经右版”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的一些学术权威人士则认为，尽管不公开的寡头政治确型，但它有利于往民主方向小步趋近，即边际增量式改革仍有希望。
图为汪兆钧
就在此种情形下，安徽省的政协常委汪兆钧出来讲话，公开上书胡温，使中国复杂政治态势，一下子乱了格局。北京坊间的说法是，“整个地炸了锅”。
江泽民被北京民众指为“王八蛋”
应当说，江泽民实在不愿以特别代表的方式坐在胡温之间。按北京土话讲，这是“小胡在玩他，弄了他的盟兄弟（指陈良宇），又抬他上主席台丢人现眼。”百姓此种揣度不无道理，十七大时江在主席台上听胡的报告，显得不耐烦，不时看手表，又老顽童式地眼盯女服务员。如果说八月份庆祝奥运倒计时，由上海帮的吴邦国主持而胡温一个没出面，暗示上海帮进入倒计时的话，那么江不时看表则是暗示胡的时代已经令人很烦了。
早在十六届七中全会上，就有十余名中央委员与纪委委员以“内部意见”的方式要求江泽民在党内作出深刻检讨，为邓小平死后到他江泽民下台之段时间的全党腐败负历史责任。更有甚者，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在地厅（司局）级短期培训班上对学员说：古有典故，“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今之中国，“泽民不死，国难无测”。坊间的笑话则无此激忿，大有调侃之意，大意说：毛泽东弄了个纪念碑，邓小平武了个帝王厦，江泽民弄了个王八蛋。
帝王厦，指深圳的帝王大厦，是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标志性建筑。王八蛋，则指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首的国家大剧院。
汪兆钧兼融官智与民主
在江泽民政治阴影未去或说寡头政治尚未做出像样的政治举措之际，汪兆钧奋起上书，一下子打乱了新旧贵族们的手脚。据一位接近权力核心的智囊学者说：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汪的上书的性质时，“胡总面沉似水，三个小时，连茶杯都没动一下”；老温始终在笔记本记录什么，不时微微一笑，不表示任何态度；老贾与永康、国强三个则主张“派一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专到安徽，与汪兆均交流意思，并做思想工作”；新入常的习近平与李克强大体上表示“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一种必然反应，以后还会出现类似情况，不必大惊小怪”。
吴邦国则因有病在身，未出席该次专题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般委员会则没得到开会讨论的消息，只得到一期载有汪兆钧上书全文的《动态清样》。
汪兆钧的平反法轮功的要求，令周永康非常尴尬，周在中央政法委月底的例会上说：“一定保持清醒的头脑，抵抗海内外敌对势力借政治改革之名，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会上，全国司法系统很快接到传达至司局（地市）的《关于目前对敌斗争的几项指导意见》文件。该件称：近期应严密监视那些“貌似温和，但骨子里反对我党的所谓社会知名人士”，防止他们与汪兆钧这样的体制内“不同意见人士”搞成“大串联”。附这份文件下发的名单以异议人士省份为单位，共有40余人。
仍是北京高层智囊人物闲谈表示：汪兆钧以上书得到官场上的好评，特别是十七大本该进局而被排除在外的负责宏观经济调控“一派势力”表示支持，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屡败屡调”之症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滞后。一些负责任的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官员则认为：虽然汪的上书“看起来很激进，但实质上也给我党指出一条转变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新路子”，同时，“如果处理得当，也有益转换法轮功的抗争模式，而不致在奥运时生出事端”，云云。
“有人操纵”的疑问困扰周永康
江系铁杆、打击法轮功的黑手周永康几乎直白地说明：汪兆钧上书行为是受海外敌对势力支持，也受到党内不健康力量的支持。周的如此怀疑有他的道理，因为就在他荣升常委、坐上中央政法委第一把交椅之际，北京第二中院受理了上海市民诉周永康行政不作为案。此案是被迁拆户董国菁在2005年进京上访时遭上海拦访警员痛殴一事，董在多次向公安部长周永康申诉后，周置之不理，董逐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无论董于此案胜败，都说明中国百姓法律维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整个趋势是民权觉醒并扩张、官权退缩。但是周永康本人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无论汪上书还是董告状，“事情都不那么简单”。而北京一些高级领导的秘书则十分郑重地说：这是好现象，反渎职也要反到常委一级，反腐也要反到常委一级。
汪兆钧上书在北京权力核心层引发“炸锅效应”之后，安徽警方接到来自北京的秘密指令，对汪兆钧采取选择性封网办法，使他无法登陆国外网站。北京及北京附近的一些被当局视为“能量分子”的异议人士，也接到了各种“友情提示”，称：在奥运之前，“要抓一批”，各自小心为妙。在“友情提示”之后，一些“能量分子”的国际邮路遭到全面控制。比如他们的选择的gmail与hotmail邮箱，或是全面瘫痪或是遭受退信，而在此前，这两个邮路是不过滤所谓敏感词的。
民众对江系势力的不满也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人们私下议论“最大的腐败分子进了常委，小胡这是想干什么”，底层知识分子则认为“最反动的血债分子进了常委，肯定不是好兆头”。当然，挺胡的体制内人士则称，留着腐败分子与血债分子在常委会，是准备关键时侯“借人头一用”。
谁是中国的贝利亚？
汪兆钧的上书把中国政治难题全给摆到了桌面上，所以北京官场说“炸了锅”并不夸张。汪兆钧上书的另外一个政治喻意是在追问“谁是中国的贝利亚”
按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寡头政治雏型来论，必然会出现一个党内斗争的高潮，最后以“解决”贝利亚为向党内外交待的手段。因此，北京第二中院受理董国菁行政诉讼案的意义，远超出了案件本身。可以说，有一种健康的力量逐步地把中国的贝利亚亮给社会公众。至于何时“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那要看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了。
附录：
贝利亚（右图）从1921年4月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 机关工作，30年代靠在格鲁吉亚为斯大林歌功颂德进入中央。1938年当选为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1941年国家安全总政委，于1945年6月9日被授予苏联元帅，素有“政治元帅”之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继续骄横跋扈，引起同僚的严重怀疑和不满。在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的运做下，斯大林去世后13天贝利亚就被逮捕，并被褫夺了全部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在由苏联元帅И. С. 科涅夫担任主席的苏联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中说道：“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 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1953年12月23日贝利亚被判处死刑，在狱中被秘密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