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总想着他。
1956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交上朋友。
文艺组，全称叫文学艺术组，有六个编辑记者，他最年长，大家叫他老陈，我也跟着叫。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目光炯炯，似乎有想不完的事，他不苟言笑，喜欢穿中山装，戴鸭舌帽，来去一辆单车，动如风，静如水，麻利快捷。早上一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沏茶、看报，处理来稿。然后坐藤椅上，悠悠闲闲地翻看杂书，语间无废话。
组长肖青向我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前身）的总编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绰号“多宝道人”，你要好好向他学。
巧好，我们两人的办公桌背对背，坐在椅上一转头就成了脸对脸，交谈机会自然方便。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遇上拿不定的稿件，向他请教。他总是先听我陈述意见，而后挺认真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彩。
每天有不少稿件涌进收发室，收发室分类后再将稿件送到编辑手里。五十年代青年人喜欢出名，喜欢向报社投稿，文艺组是来稿最多的部门，每人都有厚厚一叠。他处理稿件速度比我快十倍，一叠稿不一会儿就消化尽净，用的放在卷宗里，不用的扔进废纸娄，退稿的附上铅印信。我忙得不可开交，他早品茶看书了，真够清闲！
我没茶瘾，顶多翻翻时兴的小说，更多时间去评报拦看大家贴出的意见，显得特别关心。他不看，也不写，超然世外，好像报社风云与他没关系。不久，成都猪肉供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都排起长龙。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人民生活，建议市委注意这个问题。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小黄，干新闻需要勇气和敏感。你很有勇气，也很敏感，是个料。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给省团的一封信》，他翻去复来看了几遍，老皱额头，但不发表意见。大约周末下晚班，他突然对我说：小黄，走，我请你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味。好一阵后，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出来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传统制作工艺，还得有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你品出来没有，这酒柔而香，甘而醇，清冽透明，舌尖上感觉特舒服？
他说得滴水不漏，酽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他意味深长地呷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现在说，报纸是党的喉舌，那时说报纸是社会的眼晴。
“反右斗争”前的中国，言论未有禁区，说话嘴上无需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人说你在“攻击诬蔑”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当心抒情畅，故无虚假之词，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
我哦了声，笑着道：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抢到一条好新闻能高兴三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政策方针负责。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闻，是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小说重在细节描绘，新闻关注事件的发生发展……
他谈得有条不紊，丝丝入扣；我听得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于是，我开始对报纸有所理解，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问他，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办一张报纸需要多少人？以及报纸的功能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回答有理有据。
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它兜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那时，我就是个专揭国民党老底的记者，当官的见着我怕三分……
我急不可奈的插一句：要是不准刊登怎么办？
他把手里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撂，说：我们就“开天窗”（空着板面）！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未通过，大家就会起来抗议，骂得他头膑（脑袋开裂的意思）。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三四十年代，《大公报》在中国是张赫赫有名的报纸。它的创办人叫张季鸾，提出一个口号： “不党、不盲、不私、不卖”。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很有名。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对办报越来越有兴趣，真想作个终身报人。接着，他列举了1949年前成都一大堆报纸名称，什么《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想不到这个不足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竟有这么多的报纸！使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报纸除《新新新闻》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外，其它半数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办的。
我问道：现在成都人口快八十万了，全市除省报《四川日报》外，就只有一张《成都日报》，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呢？
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只浅浅地说：报纸多是办报的人才多，与思想活跃分不开。现在讲成份，讲阶级，过去办报的人就不能再办报了，必须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个吗？
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我不愿刺伤他，把议题转到另一边，问：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去办，又要有多少人看啊？
他说：过去办报不像现在办报打人海战，是不是人都是记者、编辑。当记者、当编辑，得是块料啊！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晚报，编辑、记者不到二十人，采编合一，按栏目分。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通稿。 说到这里，他添一句：真正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靠别人出钱办，绝对办不好。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才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
此后，我总想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办一张属于自已的报纸或刊物。远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筹划办一个叫《笑》的刊物，没有想到半年后“反右斗争”中，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笔“罪恶”。
我因“干顶生活”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国罪该万死，自难逃脱此劫。而老报人陈泽昆在“整风鸣放”中连屁也未放一个，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头认罪”，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不推不赖，态度极好。于是，我名列“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作为一般右派，工资降三级，踢出相府，弄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当火头军。
“物换星移几度秋”。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仍当编辑，他没有归队。一天，我去春熙路人民银行成都支行看望他，他栓张白布围裙，正忙着橱房里的事情。一见面，他笑笑说：我知道你会回来，只是迟早的事。小黄，好在你当时没揭发我，要不我去“劳教”，你做火头军了。怎样，吃了不少苦吧？也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过去的事谈起来全是笑话。“反右斗争”没明堂啊！
他说得轻轻巧巧，无怨无恨，好像二十多年日子极度平静，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一样。无情的生活像炼狱，使一些人乐观旷达，也使一些人消极沉沦。他，永远心静如井水，在磨难中养成处危不惊，临死不惧，是为智者。不久，他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
1982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在极端危险的悬崖山道上急行，相互有说有笑，很是愉快，还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逃到台湾，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沉思一下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它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经济乱成一锅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就不会有饿死人的事情。
他的话不多，却道出一个真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倒台，全是自已贪污腐败造成，决非人言。人言只是一面镜子，防它有何用？古人早就说过：史鉴知兴亡，人鉴知得失，铜鉴正衣冠，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漫步九寨长海，看着水中的山，水中的树，天水交融一幅绝妙的画。他饶有兴趣地说：小黄，赵紫阳去年来九寨看到大熊猫，当了总理。迷信东西不能不信。这次我们如能看到大熊猫，你准能当上总编辑。
我一笑回答：要当，决不会要谁的封赠，一定靠自已！
他盯我一眼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民间办报。如行，你自己定是个总编辑，但得有实力啊！
九寨沟一山雪，一天冰。我们住在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板房里，只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当时我月工资为七十元人民币），大大吓了一跳，方知同是中国版图上的人，收入有这么大差距？我还和她聊起香港政治制度与刊物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要有本事和实力。突然，一个亮点从脑海里划过：有本事的人何别再端铁饭碗？天下路得自已走……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烤火，静观火苗跳动，听着湿木棒吱吱吼叫。我自言自语说：我真想办报，一定会办报。他笑了：小黄，你真的办起报纸，我不要工资给你打工怎样？我一生爱好办报，可办不了报。年龄大了，雄心也没有了，你行，正当年。
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予第一张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中国市场信息》半月刊，尔后又去办《当今农民》，再后受报魁安岗老人之托（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奉命组建《经济日报》并任总编辑），组建《中国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夕，跑到香港，通过朋友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但因各种原因，主要是一党专制的“雄关当道”，难已逾越。
1985年六十五岁的老报人陈泽昆，妻子死于癌症。两年后，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了。我去看他，他一脸红光，陶醉在安乐窝里，显得愉快高兴。我祝贺他，开玩笑地说：老陈，你真有艳福。
他嘿嘿一笑说：大家都有福，大家都有福！你“海中”打滚，发财发迹，我续弦娶妻，老而有运。不容易，不容易。
两年后传来消息，说他跳楼自杀了。事起，是年轻貌美妻子，一边和他百年交好，一边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脸无处放，一气之下竟然轻生。唉，知识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却经受不起世俗势力的冲击。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已非理想世界，物欲横流，享受至上，道德沦丧，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走了，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总想办张自已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使贪官墨吏闻风丧胆的报纸，可难如愿。
而今改革开放已整整三十年，财富早已改变了国家地位，但舆论却无力监督社会分配的不公，更不敢去批评政府，一味地对也歌，错也歌，歌上加歌。尽管当今有多如牛毛的报刊，却没有一张是“不党、不盲、不私、不卖”的报纸！这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执政党啊！你到底怕什么呢？
故乡成都早是座五百多万人口现代化的大城市，报纸却少得可怜，特别是讲真话的报纸。现将1992年由官方编辑的，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大辞典》683页，“报刊篇”所例举上世纪三、四十年报刊目录公布于后，两者相比，让读者自去体味。
《工商导报》
1946年4月28日创刊，为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创办的报纸。编辑部在新南门建国北街9号，营业部在华兴正街37号。1949年夏，社址迁到北新街16号。董事长蓝尧衢，董事钟云鹤、朱君昌等，发行人安新贤，总经理兼主笔王达非，总编辑吴汉家，编辑主任陈泽昆（后任总编辑），采访主任张西洛（后任经理）。1947年10月1日，该报由原午报改为日报，篇幅由每日4开4版扩大为对开4版。内容除社论、消息、广告外，辟有“生活”副刊和“工商服务”、“成都今日行情”等栏目。1948年2月，在原有中午行情单的基础上，又增出《工商导报晚刊》一小张（先为4开2版，后为4版）。1949年10月15日，日刊再次扩充为对开6版。
《大声周刊》
1937年1月17日创刊，社址在祠堂街172号“努力餐”楼上。由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薛特恩（因心）任发行人，彭文龙、韩天石、周海文、胡绩伟等参加编撰工作。创刊不到3个月即发行5000份。是当时四川抗日救亡报刊中出版较早、发行较广、读者众多、影响深远的刊物之一。同年4月15日，出版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5月8日，更名为《大生周刊》，出5期伯于6月5日又遭查封。11月5日，《大声周刊》复刊号出版，仍由车耀先生发行人兼编辑。1938年初，《大声》由胡景祥（又名冯列斯）主办。1938年8月23日，其复刊号出版40期后，遭查封。前后总计出版61期。
《民众时报》
1946年5月1日创刊，为刘文辉出资创办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编辑部在金玉街42号，营业部在督院街95号。发行人张澜，主要创办人杨伯恺任经理，主笔漆颂平（鲁鱼），总编辑马哲民，副总编辑赵铭彝，编辑主任刘明章，资料室主任章润瑞，采访主任孙文石，总务负责人袁思治。每日出版对开4版一大张。该报曾宣告，“创刊目的：为人民说话，替大众服务，作民主之先锋，导社会于光明。”在短期内发表了大量的社评和其他评论文章，新闻报道富于揭露性，文艺副刊具有战斗性，积极参加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时有小《新华日报》之称。同年7月16日被迫停刊，共出版76期。
《民声报》
分晚刊和日刊两种。晚刊1938年12月16日创刊，发行人汤次莘，实际为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创办的报纸。社长杨鹭栖，总经理谢子华，总编辑彭其年，编辑记者杜桴生等。为4开4版报纸，其“选论”多为《新华日报》重要文章，消息也多介绍八路军情况。还辟有“涛声”、“哨言”、“学锋”、“大众”、“挥戈”和“中外大势述评”等副刊、专栏。1939年5月，因敌机轰炸、印刷厂疏散而被迫停刊。同年8月1日复刊出版日刊。编辑部在昭忠祠88号，营业部在华兴正街。社长杨鹭栖、朱理君，经理彭玉鸣，总编辑彭其年，杜桴生任总主笔，刘影三任主管，陈文等任编辑，江汉任副刊编辑。内容同晚刊，篇幅增到6版。约于同年10月停刊。
《西方日报》
1947年10月10日创刊，为刘文辉支持创办的报纸。社址在上东大街50号。董事长刘元瑄，社长兼总主笔杨露（叔咸），副社长兼总经理许成章，总编辑陈落，副总编辑张先畴，主笔杨可诗（正南），编辑主任翟静之，采访主任朱枢，副刊《西苑》编辑杲向真。为对开4版大报，除专论、各类消息等外，还辟有副刊《西窗》、《西方妇女》、《周末文艺》等。1949年1月20日，又增出《西方夜报》，并办有综合性副刊《西点》和文艺性副刊《方生》。同年3月底，人民解放军大举横渡长江之际，该报曾将此消息头条登出。4月22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迫停刊。
《成都中央日报》（中兴日报）
1939年10月10日创刊，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党报。社址在五世同堂街61号，城中心办事处设署袜街中街。社长张明炜，经理季迺时，副经理璋卿，主笔瞿冰森，总编辑张琴南，编辑主任江耕生。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社论、广告外，还办有《中央副刊》。发行约17500份。抗战胜利后，由瞿冰森接任社长。1946年7月1日改为《中兴日报》继续出版，社址在狮马路，营业处在春熙路北段。该报实行“企业化”，改组为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瞿冰森，经理先后为高璋卿、王拂苏，主笔周君亮、刘自新、蔡绍元，编辑主任赖叔量，采访主任程雪峰。1949年7月26日又恢复《中央日报》报名，社长魏绍澂，经理程雪峰，副经理李子贤，总主笔王指苏，总编辑蔡绍元。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停刊
《成都快报》
1925年7月10日创刊，始由黎纯一，慕钧石等主办，继由王觉吾、杨治襄先后承办。1927年以后由邓锡侯出钱正式接办，为二十八军的正统机关报。社址先在新集商场，继迁春熙路东段24号，后设锦华馆内7号。初每日出版一小张，又扩为一大张。1931年8月，《日邮新闻》并入后篇幅扩为三中张，社长方正华，总编辑裴子琚。1934年3月成立董事会，经理曾紫霄，主笔陶亮丝，总编辑欧阳缉光。不久又将《西方夜报》并入。1935年8月改由刘仲容任社长。抗战爆发后由杨筱珊出资接办并自任总经理，社长史良（伯英），总主笔罗舜琴，主笔蒋益明，总编辑周道庸，主任编辑罗芸荪。1937年10月5日，改出《快报晨刊》、《快报晚刊》各一中张。1946年元旦，该报改组复刊，由四川省府社会处长黄仲翔任董事长，社长姜尹孚，副社长史冰生。1949年2月11日因“经济困难达于极点”而停刊。
《华西日报》
1934年3月15日创刊，抗战前为刘湘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社址初在新街后巷子9号，相继由球新印刷厂、日新工业社等代印。后营业部设华兴正街，印刷部设五世同堂街。社长兼总主笔舒君实，主笔敖子鱼，总编辑王白与。半年后社长先后由张张必果、邓汉祥接任。1938年初刘湘死后，由潘文华接办，社长先后为王白与、罗忠信等，总经理先后为魏幼安、田一平，总编辑先后为贺次君、李次平，编辑记者有李次平、唐征久等。1942年10月，该报人事大变动，社长甘鉴斌，副社长刘克俊，总主笔王达非，主笔杨伯恺，总编辑吴汉家。抗战胜利后刘自新、赵星洲曾先后任社长。初为对开一大张，后增至对开两大张。印数初为1000份，后上升至3000余份，最多时为7000多份，是一份影响较大的报纸，成都解放时停刊。
《华西晚报》
1941年4月20日创刊，为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报纸。社址在梓潼桥正街22号。发行人罗忠信，总经理田一平，主笔黎澍等，总编辑唐征久，编辑记者有李次平（主编国际、省市版）巫怀毅（主编副刊《华灯》）、陶雄（主编《华晚副刊》）、陈白尘（主编副刊《艺坛》）、陈子涛、黄是云等。初为8开4版小报，1942年12月扩大为4开4版一中张。副刊为“艺坛”和“华灯”。名义上以“同仁报”和“民盟”机关报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办起来的，在1944年以后日益高涨的国统区民主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1947年6月1日因国民党特务实行大逮捕而被迫停刊。
《兴中日报》
1938年1月20日创刊。为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班成都市员创办。社址在春熙路南段，由新新印刷社代印。发行人朱彦林，编辑人朱彦林、陈道彦、邓成均、赵其文、谢怀清、冯勃。后改由唐毅、叶英俊任正、副社长，刘自忠任总经理，舒瞩遐任总编辑，邓功南、邓平澜、汪一庵、周定仁为编辑，李凤明、李竹铭等为记者。篇幅初为对开4版，后扩充为对开8版，1939年4月1日又改为对开6版。内容除社论、消息、广告外，还有《战地通讯》等副刊。1941年夏因经费不能支持而停刊。
《时事新刊》
1938年6月25日创刊，为中共党组织直接控制的报纸，也是抗战初期成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编辑部在会府街任家巷21号，营业部在白丝街9号。社长张雪岩，总经理唐征久，总编辑刘刁慈，采访主任孙文石，营业主任王震东，实际负责人为王达非，其他人员也多来自《国难三日刊》社。每日出版4开2版。版面虽小，内容却很允实。自编电讯，不登广告。“正面为言论与新闻，背面为特稿与副刊，且插多数漫画，甚得青年学生之欢迎。”发行量很快就达到3万份，远销大后方各省。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将记者朱亚凡枪杀，报纸遂遭查封。
《国难三日刊》
1937年8月29日创刊。社址在东华门大有巷2号，由忠烈祠南街3号成都公记新新印刷社代印。社长兼编辑主任钟汝为，经理姜孝闻，编辑王达非、游元亮、郭祖劼、苏爱吾、徐庆坚。名义上是刘湘批准创办的，实际工作人员多是中共党员或反蒋人士。为4开4版报纸，发行量一度超过4万份，成为当时“成都出版界中销路最大之报纸”。同年12月被四川省政府查封。1938年2月6日复刊，出版新第一号。营业部在中兴街89号，编辑部在王家坝街20号。由西糠市街广东馆内新记启文印刷局代印。社长刘东父，总编辑赵普炬，编辑仍为王达非等。1939年春停刊。
《建设日报》
1946年10月10日创刊，前期为四川省参议会言论机关，后期则以四川省特委会为背景。社址在纯化街南昌里，营业部在中兴街50号。由建设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董事长兼社长蓝文彬，副董事长罗文谟，副社长兼总主笔李白英，经理李仲良（后任副社长）、谢锡九，主笔李有钊、邹以南，总编辑先后为张益弘、章伯怀。1947年8月一度停刊。同年12月复刊，总经理牟欧平，经理李文孚，总编辑彭兴道。采访主任佘联柱，副刊编辑孙伏园。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外，还辟有《经济》、《文化教育》、《宇宙线》等副刊专栏。1949年12月停刊。
《南京早报晚刊》（成都晚报）
1940年3月1日创刊。前身为1933年9月创刊于南京的《南京早报》，迁蓉后，社址初在春熙路南段17号，后迁至督院街西安里。“成都版第一号”载有发行人王若曦撰《复刊词》，经理姚守先撰《在南京五年本报之印刷与发行》等文。每日一中张，内容辟有副刊《南副》。1943年10月20日更名为《成都晚报》继续出版，社址在新半边街2号，办事处在春熙路南段。发行人改为姚守先，主管姚自若，总编辑张汉杰，编辑记者有汪逸安、郑思敏、何震川、佘联柱、吴旭初、黄靖南等。篇幅仍为每日4开4版，内容除中外、省市消息及广告外，还办有《文林》、《百花潭》、《艺文志》、《成晚副刊》等副刊及“气象台”、“滤尘器”、“瞭望台”、“望远镜”等专栏。1950年1月停刊。
《星芒报》
1938年4月5日创刊，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成都抗日救亡团体“民先队”筹组的“星芒社”创办。社址先在祠堂街44号、33号，最后迁至新集商场内楼上。发行人兼社长蒋慕岳（江牧岳），主编胡绩伟，编辑冯诗云。为8开2版小报，三日刊（每逢二、五、八出版），是一张“又好懂又相因”的通俗化大众化报纸。特点是文章短小，栏目众多，内容丰富，文字通俗，图文并茂，还专门开辟了《星芒画刊》。发行量最高时达1万余份。1938年8月28日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查封。以后，该报先后改为《蜀话报》、《新民报三日增刊》和《通俗文艺》五日刊出版，均被查封。1940年8月1日停刊。
《复兴日报》
1935年12月16日创刊。社址先在总府街昌福馆29号，后迁至春熙路东段33号。先由梓潼桥正街维新印刷厂代印，后设印刷部于新半边街39号。社长丁少斋#丞，总主笔刘嘉会（署名乡坝老），总编辑胡翰之。杨永泰题报头，姜蕴刚撰发刊词。编辑主要有周冶坊、徐仲霖、朱汝正、李季刚，外勤记者胡必明等。该报由白报纸印刷，每日出版对开两大张，销行3000余份。内容除社论、国内消息、国际消息、省内消息、广告外，还辟有《热风》（戏剧特刊）、《艺术特刊》、《文史特刊》、《法学特刊》、《体育特刊》、《社会科学》、《儿童与教育》等专刊和《佛心》、《血涛》等副刊。1939年3月曾出版《复兴日报晚刊》，不久即停刊。
《党军日报》（黄埔日报）
1939年1月1日迁成都出版，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机关报。1931年6月在南京创刊，为校内4开报纸。抗战爆发后，随校西迁，曾在铜梁等地发行。迁蓉后开始向社会发行。社址先在西东大街6号，后移祠堂街133号。由该校政治部主办。正、副董事长黄耀煌、王锡均，正、副社长王裕先、王灿瑸，总经理黄曼达，总主笔王赓和，总编辑先后有邬绳武、余络秋等。开始为大、小张各2版，一年后改为对开4版一大张。内容除社论、消息外，还办有综合性文艺副刊《血花》和多种专刊。1945年7月10日改名为《黄埔日报》，社址在江汉路143号，并在祠堂街、春熙路、东大街分设第一、二、三营业处，由该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任社长。成都被中共占领前夕停刊。
《益报》
1946年6月创刊，为受中华影响的报纸。编辑部在玉泉街蔡公馆内，营业部在兴隆街2号。发行人陈益谦，社长蔡景文，经理陈肇源，总编辑先后为李次平、黄是云，编辑记者有张漾兮、巴波、车辐、萧静彦等人。最初为8开版的五日刊，继为4开版的三日刊，后为4开4版报头套红的日刊。积极鼓吹民主，鼓吹革命，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被称为“红益报”。1947年2月复刊，社址在上西顺城街37号。发行人兼社长胡霖生，总经理先后为陈肇源、陈德健（女）、徐徕德，编辑主任方周（少林）。1949年下半年改为8开小张的《新闻日摘》出版，同年10月停刊。
《捷报》
1937年9月16日创刊。社址在春熙路南段36号附5号，由忠烈祠南街新新印刷社印刷。社长陈济光，总经理王静，总编辑先后为崔心一、周道庸，编辑有李有伦、张国士、汪钰荪等，发行张君特。为4开4版报纸，第一版国内消息，第二版社说、日寇动态、副刊《凯风》、《朋其主编》，第三版省内消息，第四版国际消息、广告。每日发行约3000份。曾一度停刊，复刊后为国民党成都市政府机关报，由杨全宇任社长，杨益言任经理，唐会昌任总编辑（实际由刘刁慈负责），其余编辑记者全为《时事新刊》人员。1940年3月14日被国民党借“抢米事件”。
《蜀学报》
1898年5月5日创刊，报馆附设成都尊经书局。是四川改良派组织的维新团体蜀学会的机关报。宋育仁（芸子）任总理，杨道南（范九）任协理，吴之英（伯朅）任主笔，廖平（季平）任总篡。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1897年10月在重庆创刊）相衔接。第一、二、期为半月刊，第四期起改为旬刊。用绵竹纸木刻印刷，每期印行近2000份，在省内42个地方设有代派处。内容分谕旨、奏折、论撰、近事等，并附刊丛书报，为宣传变法维新的刊物。同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后，下令停止一切新政，蜀学会被解散，《蜀学报》出版第十三期后被查封停刊。这是成都第一家近代报刊。
《新中国日报》
1938年6月15日在武汉创刊，同年7月31日停刊。1938年9月18日迁成都出版，为中国青年党机关报。社址先在北新街51号，1939年迁至春熙路东段31号。发行人李璜（幼椿），董事长刘泗英，监事长寇孟坡，社长先后有宋益清（涟波）、李璜（1946年开始）、姜蕴刚、黄石子、张伯伦、喻孝权，经理先后有张继禹、陈晓初、夏骑风、李舒（文叔）、喻志熙，总编辑先后有赵毓松、张希为、田景风、铁华峰、林德劳，总主笔常乃德（燕生）郑兴亚、陶元甘、汪克永（有行）。为对开4版大报，内容除消息、要闻、社论、专论、广告外，还有《动力》、《新光》（颂生主编）等副刊和《周末文艺》等20余种各类专、特刊。1949年12月7日终刊。
《新民报》
抗战前后至解放，成都有过两家三张《新民报》。①抗战爆发前后的。1937年2月16日创刊，社址在春熙东路32号。由球新印刷厂代印。该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典#，社长吴景伯，总经理曹仲英，主笔熊子骏，总编辑崔心一，新闻编辑王达非等，副刊编辑程大千等，美术编辑张漾兮。同年8月，主要人员相继辞去，余中英、钟汝为继任正、副社长，总经理罗孝全，总编辑向雷锋，耿坚白、陆诒分任北平、上海特派员。每日出版4开8版，内容除国内、外和省、市消息外，辟有《百花潭》、《龙门陈》等副刊和张志和主编的《政经周刊》、周文主编的《国防文艺》周刊、肖军主编的“新民谈座”等各种专刊、专栏和专版。约1940年4月底停刊。②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一是1943年6月18日创刊的成都《新民报》晚刊，社址在华阳县沙河堡，营业处在市内盐市口42号。发行人陈铭德，经理骤季惺，总编辑赵纯继，总主笔罗承烈，主笔张慧剑、张友鸾。每天出版4开4版。内容除社评、消息外，还办有副刊《出师表》和《艺文坛》、《学府风光》等专栏。连载有张恨水的长篇小说。二是1945年2月1日增出的成都《新民报》日刊，开始为4开张，副刊由张慧剑兼任主编，曾连载高语罕的《九死一生》。1947年5月9日起改出对开大张后，副刊由孙伏园主编，曾连载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天魔舞》。1949年7月23日，成都《新民报》日、晚刊被王陵基查封。8月5日被劫出版，直至12月底。1950年1月复刊出晚报，4月结束。
《新新新闻》
1929年9月1日创刊，社址在春熙路中段35号。先后由美利利、球新、福民等印刷公司代印。由二十八军将领马毓智等出资创办。社长马秀峰，总经理陈斯孝，总编辑刘启明，主笔余戾林，采访、艺术、广告、营业主任分别为张善、张采芹、罗治卿、杜世泽，编辑记者多达数十人。开始为三中张，后增至四中张。发行数量初500份，后逐步增加到5000份，最后增至10000份，最多销到15000份。该报以地方新闻多见长，因此很受外县读者欢迎。还办有《老实话》、《新新小报》、《教育体育》、《新村》等副刊和“小铁锥”、“七嘴八舌”等小评论专栏。1938年7月曾 发《新新新闻旬刊》达5年。1947年5月1月又增出《新新新闻晚刊》。1951年1月13日被成都军管会新闻处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