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言论史上，曾经涌现了许多的时评家，然而，如果我们以“国家”、“人民”、“社会”这三项作为衡量言论水平的标准，张季鸾大概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时评家了。张氏生于1888年，卒于1941年，早年留日，与当时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张也曾经是一个反满愤青。20岁张回国即投入报界，最早曾服务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立报》，因此，辛亥光复季鸾也不无小功。
入民国后，张季鸾曾担任过当时中国第二号大报《新闻报》驻北京记者。不过，其兴趣似乎仍在于政治，1916年开始任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之总编辑，该系虽源于国民党，但与孙文中华革命党一派早已分道扬镳，政治主张偏向于走合法议会路线，与既有权威势力作妥协，与激进派不惜一切以武力解决时局之主张恰成对照。 1924年，《中华新报》停办，张季鸾一度出仕，然不久仍回到报界，担任已为政学系干将吴鼎昌、胡政之等人接盘的《大公报》的总编辑。从此张氏为这家报纸算鞠躬尽瘁了，也开始了他一生笔政的黄金时代。
张氏一生究竟为报刊写了多少时评，似乎尚无人统计，从其勤勉敬业的性格来看，即使按一月10篇计算，其数量也在千篇以上。过世后胡政之曾将其评论选编二册成书出版，号《季鸾文存》。据其知交回忆，张季鸾下笔迅速，言辞犀利，以敢骂敢讲而闻名于世。张氏也曾称自己要“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读其许多文字，确实能让人有如沐清风，如登高峰之感，越复杂的时局，读其评论越能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特别是其主持大公报笔政时所揭之四大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盲、不私），虽然在当时南北鏖战中有自保之意，但对于当时习惯接受政客军阀津贴之报界来说，这四条方针无异于一声惊雷，它也让国人第一次知晓“新闻媒体”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
张季鸾大概也是民国时代报人中对“新闻自由”体会最深者，他尤其注意到此种自由与民众知识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1936年6月，张季鸾在《大公报》撰写过一篇社论，专门谈及舆论与国民意识的问题，文中，张氏批评当时政府干涉本国媒体的报道自由，他认为，一旦国内有重要事件发生，当局最多也只能禁本国报纸刊载信息，无法控制外报，但是外报往往“以所属国之利益为利益，且情状隔膜，采访不灵，故或为无意的讹传，或为有意的妄议，或事出有因，而宣传过甚，或部份近似，而全体失真。”同时，关心时事之人民，于本国报不得消息，只有求之外报。如果不信，又“别无反论之方法”，更不知真相何在。因此，“每有大事，社会辄现惶惑之状，而谣言更乘之”。当谣言之势力大于事实，报纸之公信也降于零点。是故，张氏建议当时政府，不论关于外患或内忧，应尽量宣布事实，并随时表示政府之态度意见。对于报纸纪载错误者，随时告以事实，使其更正。至外籍通信社电讯之错误者，据事实纠正之。亦即采取积极宣布政策，切勿消极封锁。张氏最后语重心长告诫当局“总之，欲国民对国事尽责，首在使国民知悉时事，然后能识利害，辨是非，然后能真正形成一致的舆论。”因此，国家面临局势越是危险，则越需要集中民志，越需要依赖有聪明健全之舆论。否则不但民气萎缩，失判断之能力，对国家之损害亦不可胜言也。
张氏此篇社论虽然写于70多年前，但是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其识见之卓越，固然，张氏文中所谈一国中本国外国报纸的问题眼下似不存在，但现今广播电视与网络，外部舆论之影响更甚于昔矣，或许国人可从张季鸾氏的语中稍得知识，能用更加聪明的办法来处理内外问题，以免自陷于尴尬被动之境地。
蒋介石虽然生性固执，但是在对于舆论的态度上，他有时却颇能从善如流，尤其对张季鸾之批评性意见，蒋多能接受。因此，尽管张曾经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过蒋，然而，在整个三十年代，他依然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智囊之一。蒋在1941年前之内外应对举措，尤其在外交方面的成绩，可能也离不了张季鸾的劝谏之功。张氏离世后，蒋身边便不大能找到这种有水平的谏客了，其后来的失败或多少也与此有点关系吧。
乐之史，2008年3月24日
── 原载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