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危机爆发至今已近两个月了，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并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于即将在8月召开的北京奥运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奥运火炬的传递，抗议声使中共处于尴尬的境地，并成为奥运历史上空前的难堪之举。在国际舆论和各国政要的压力下，4月25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了"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的消息，《人民日报》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同时转发。新华社的消息是在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晤之后不久发布的，巴罗佐在同温家宝会谈之后说，"中国似乎愿意讨论除了主权问题以外的所有议题。"
虽然新华社的消息显示，中国决定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会面是达赖喇嘛一再要求的结果；然而西方媒体普遍报导说，中国的决定是迫于国际压力。《纽约时报》4月 26号的报导说："中国星期五看来是向国际压力让步，中共政府宣布将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见面。""中国宣布这个决定的时机显示，执政的共产党希望化解3月 14日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爆发暴力抗议示威，而且随后扩大到中国西部其它藏区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4月25日的报导也说，中国的决定是迫于国际压力。报导说："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最近敦促中国恢复对话。"CNN驻北京记者约翰.沃斯报导说："恢复对话可以在奥运会即将开始之前为北京领导人争取一些喘息的空间。国际压力有可能给奥运会罩上阴影，中国领导人正在争取减缓国际压力。"虽然从中国和西方的媒体在事件的表述各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共将和达赖进行对话。当达赖喇嘛的代表到达深圳之时，有专家分析说，会谈虽然时机敏感，但不太可能出现任何突破。有人认为"本轮会谈结束时，我们会听到双方同意进一步举行谈判，而且都同意应该稳定西藏局势，并在未来谈判中讨论重要议题。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太多的结果了。"
对于这次对话，达赖喇嘛明确表示，欢迎严肃会谈，仅仅见面则没有意义。而中国政府则提醒达赖喇嘛要珍惜这次机会，承认当前的形势，改变他的立场，并采取取具体措施终止他的暴力罪行、停止破坏北京奥运和分裂活动，为下一步的会谈创造条件。从上述的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会谈双方的态度可知，这次会谈出现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联想到达赖喇嘛代表到达的这段时间里，中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密集的炮火批判和揭露"达赖集团"，以及那位西藏王张庆黎所谓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愚昧无知，很难使人们对这次会谈抱有更多希望。难道这次会谈真的就成为没有意义的见面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对达赖喇嘛来说也就无所谓珍惜不珍惜了。不过，对于这次人们并不看好的会谈，我倒觉得是中共难得的一次历史机遇，希望他们一定要珍惜，而不是应付了事。
所谓1959年的西藏叛乱，虽然各种缘由错综复杂，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次反抗或是反叛，以及达赖的出走，则是毛泽东极端的阶级斗争哲学必然的、符合逻辑的结果。因为在毛泽东眼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既然他本人抱着这样一个偏见，西藏问题最终要走向极端也就在情理之中。所谓藏区的民主改革，与内地的土地革命、对资改造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不过对藏区换了一个说法而已。1956年，中共虽然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针，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毛泽东表态说："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但毛泽东说的话并非真话，敷衍而已。他一脑子的专制帝王思想，秦皇汉武都不在话下，更何况你一个小小的西藏？事实上在康区早就大动干戈，民主改革已是轰轰烈烈了。康区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四川，但你很难从文化和民族的角度上把他们一刀切开。早在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甘孜州出席会议的樊执中、沙纳等13名代表向大会提出了甘孜州进行民主改革的提案，大会不但通过了这个提案并作出了在甘孜州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这就是说，所谓六年不改的方针话一句尔，一种安定藏民的谋略而已。这种说一套做一套，出尔反尔、分而治之的政治伎俩，才是所谓西藏叛乱的根源所在。从1956年起，康区就开始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尤其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以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之说，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政治上的左倾和极端已成大势。从党内党外到内地各个领域，从57年的反右到紧接其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乌托邦的冒进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毛泽东的高烧已经41度了，谁能相信他在西藏问题上还会是冷静的头脑？何况这个无神论者此时正神经兮兮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超英赶美，他哪里还会在乎十七条，在乎民族和睦，尊重宗教信仰？如果我们不把西藏59年的问题放到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上去理解，西藏问题的责任永远都在达赖身上！因此，我们不能始终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更不能带着皇权专制的偏见来处理民族问题。
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在民族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更是必然。这种强硬、极端的的立场，加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哲学，很快就蔓延到了康藏地区；加快了所谓民主改革的步伐，搞得藏人的中上阶层人心惶惶，不是就地反抗，就是逃往拉萨，聚集起了一股对中共不满的政治力量。而这些人后来也成了反抗或反叛，最终跟随达赖流亡的一股重要势力。对此，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自己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毫不隐讳地承认："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如果毛泽东的说法是事实，那么阿沛??阿旺晋美最近对59年西藏叛乱真相的说明一文中讲到："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就是自相矛盾，值得商榷。既然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你让中央认真纠正什么？语无伦次！至少，事情绝非是阿沛??阿旺晋美所说的那么简单。对于这段历史，胡耀邦曾说到："59年的拉萨事件，我们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正因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争论59年拉萨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这些都可以留给后人去解读。重要的是我们对待西藏问题的现在该如何解决，才是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大量的历史遗留的问题进行甄别处理，从胡风事件到彭德怀、刘少奇，以及彭、罗、陆、杨到薄一波等人的叛徒集团，当初哪个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后审查结果，哪个又不是冤假错案？而所谓的西藏叛乱的真相又如何呢？未必就此一件是个例外？57年以整风为名，实则是引蛇出洞，目的就是要把曾经是中共盟友的民主党派赶出权利中心。对自己的盟友尚且如此，更何况被称作农奴制度的代表的三大领主？毛泽东对达赖喇嘛就网开一面？能和他们和平共处？多少年以来，我们总是把别人拖到马列镜子的面前，说人家这里有问题，那里不干净，总而言之妖魔一个；唯独自己在马列的镜子里却是千般妖娆，万种风情，好看得很！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做了多少丑事？他本人是人是鬼众所周知，根本无需谁来妖魔化他。我们不能一涉及到民族问题，大汉族主义的毛病就一股脑儿地涌将出来，摆出一副誓不两立、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来。就是不问是非曲直，不讲天理良心。所谓西藏叛乱怎么能只说藏人闹独立，偏不说中共的霸道和毛泽东的无赖呢？在民主改革的承诺上，明明是中共失言在先，藏人反抗在后，岂能将责任一推了事？把屎盆子扣在达赖头上？好在改革开发之后，中共党内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打破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坚冰，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79年明确地对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说过："除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 而邓小平的这个表态，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良性回应：放弃西藏独立，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解决西藏问题。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有达赖喇嘛的放弃西藏独立、坚持走中间路线的承诺，西藏问题为什么谈了这么多年就是得不到实质性的进展呢？其要害就在于中共党内那股极左思潮没有得到应有的清除，一党专制的霸道没有丝毫改变；那些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的人才敢于从中作梗；才敢于置民族和睦于不顾，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今年3月的西藏危机，表面看是坏事，但最终引出中央政府与达赖中断了许久的谈判重新开始，坏事也许又会引出好结果来。中共的新闻发言人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说到，希望达赖珍惜这次谈判的机会，其实应该反过来讲，中共更应该珍惜这次机会。因为中国在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经济实力有了一定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国内的种种矛盾日趋激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已经走到尽头，而中共至今扛着这面旗帜不敢扔，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枯燥无味，毫无创意，连花言巧语都说不上。真是不到黄河心不干，不闹出乱子不松口？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的前夜，同时也是中共处于自身前途的十字路口，严峻的现实，将迫使中共不得不面对。何去何从？当然是择善而行。这就是说，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共的高层领导不但需要政治的大智慧，行动的大气魄，同时也需要各种有效的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资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是使西藏问题因对抗而成为负担和压力，还是因和解而成为资源和动力呢？这当然是一个值得中共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也是我认为这次谈判更是中共应该珍惜的一次重要机遇的理由所在。
自17大以来，中共讲科学发展观，讲思想解放，讲软实力，西藏问题的解决不正需要讲科学，讲思想解放，讲软实力的时候吗？讲科学发展，就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学习现代的政治文明，而不是学习皇权政治的阴谋诡计、帝王之学。才能懂得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才能和专制独裁一刀两断，才能懂得如何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有了这些现代文明的ABC,才能从毛泽东血腥政治的泥潭中爬出来，才不至于在现代政治舞台上，冷不防又转出几个农耕时代的土老冒政客。不要再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胡说八道，因为在历史上丢掉政权的没有哪个没有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是是农耕时代的马上得天下的翻版，即便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也懂得马上是治不了天下的。马上治天下是指那些峙力者的愚昧，而不是政治家的智慧。所以与达赖的谈判，并不只是达赖的机会，更是中共自己的机会，是化解这些年积累的大量矛盾，学习、实践现代政治文明，顺利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机会。不能依靠那些吃反分裂饭的人来解决西藏问题，更不能依靠党内所谓的强硬分子 ——实则是极左分子来解决西藏问题，这些人从来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就不是什么问题，而是中国由民族和睦并走向现代、走向富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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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5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