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共的「联合战线」
早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宁亡命在布鲁塞尔。当时社会主义的「人民报」发表我们 国父孙先生宣示「中国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国目标之论文。列宁乃在「火星报」发表其「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论文，把国民革命比之於俄国民粹主义，并且说这是「亚[16]洲的资产阶级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订定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其第八条指使各国共党「从殖民地驱逐帝国主义」，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煽动其武装部队，反对其对殖民地的压迫」。同时，列宁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规定了共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策略。於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更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目标。
民国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在他的宣言-，有如下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 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 的联合战线。」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不至为小资产 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 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 ，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17] 於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 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说，中共目前与国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并且使他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共必须保持独立组织，不做国民党的附属品，并且防制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中，以「农民革命」来造成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注）列宁「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选集（英文版）第四册， 叁零七页。
第六节 国父联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为了进行这一秘密计画，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马林特到桂林谒见 国父，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
马林为了取得 国父的同意，向 国父陈述苏俄并不实行共产主义，而改取新经济政策。当时 国父致廖仲恺等的电报说道：「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画，相差无几，至为欣慰。」
[18] 到了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国父离粤赴沪。十二月越飞到上海谒见 国父，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十二年（一九二叁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就是 国父联俄政策的根据，其条文如下：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 用於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 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 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於此项大事 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 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国父与马林谈话後致廖仲恺的电报，和他与越飞共同宣言，对於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显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国父认共产主义不能实行於中国。第二、中国最急要的问题是民国统一的成功及国家完全独立的获得。苏俄对於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乃对於此项大事业的援助。中国国民党与俄共的合作，也就是为了此项大事业的成功。
孙文越飞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国共和平合作的根据。这个宣言发表之後， 国父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着手於本党的改组。其时滇粤桂诸军讨伐陈炯明，欢迎 国父回粤。 国父回到广州以後，既遭沈鸿英的叛变，又受陈炯明的牵制，尤其是[19]外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实行；而党的组织涣散，训练缺乏，虽有叁十万党员散布全国，而有志者人自为战，不肖者挂名投机，革命建国事业更是无由着手；因而决心改组本党，并派我到俄国去考察俄国革命後的党部与政治军事的组织，以资参考。
第七节 我的游俄观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叁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这时候， 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叁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 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叁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於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20]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叁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叁年之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於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及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的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21]，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在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叁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於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於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离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於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22]最後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 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零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後，列宁对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上与物资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及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 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 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居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後，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23]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於列宁逝世之後，对於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在俄考察叁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但臻於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於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後患，将不堪设想。
至於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而言，本团四人之中，叁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於是代表团各种计画、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後，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分歧为藉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 国父面陈我对於国共合作的意见。十叁年叁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凯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24]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 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於 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 有叁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 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 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於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 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 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 ，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 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於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 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 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 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於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 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於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英法匍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25]-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於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植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 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於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於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後， 国父认为我对於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於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叁民主义就可以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26]，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於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後，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复感於 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