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此次瓮安事件定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乃经中央政治局某常委批示。倘细加分析，可见内藏玄机，用心良苦。
在笔者印象中，这起有数万人参与，并焚烧县公安局、县委与县政府大楼的群体事件，应属大陆文革后32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故用“严重”一词理所当然，甚至可能尚不足以表现其程度之强烈。
问题是，事件的要害在于民众不满当局徇私枉法，未给被奸杀的女学生一个公道，由此激起民愤，进而冲击公安局与政府大楼。虽无“颠覆现政权”的政治目的，却属于广义的维权运动。
但倘在定性中出现带有政治色彩的字眼，诸如“反政府”或“人权”之类，则势必授人以柄，倍受海外媒体关注，这是北京当局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同样，“乱”字也极犯忌讳。尽管这回实质上发生了一场骚乱，全县46万人中，介入及围观的占十分之一以上，后者虽无激烈行动，实际上内心同情与支持带头发难的中学生。对此，当局心知肚明，可是却没有将之定作“骚乱”或“动乱”，更不称“暴乱”。只说是“刑事犯罪活动”，用语十分克制。
这样避开“乱”字，大概和“六。四”的教训有点关系。当年《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就是把学生上街反官倒的大游行定为“动乱”，导致其与当局矛盾激化。如果这回也说“动乱”，就会刺激众多市民，故策略地舍之不用。
不过，如此在字面上刻意淡化该事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力求有助于向外宣扬奥运前大陆社会的“稳定”，同时注意防止西方国家为此质疑中国的人权状况。
因为，“刑事犯罪活动”不论如何严重，均可说成本国的“内政”，不容外人“说三道四”。这就堵住了“反华势力”悠悠之口。
美中不足的是，假如有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为何在外省一个小县城，会发生上万人涉案的“刑事犯罪活动”，那倒是难以作答的。
但上述担心，应属笔者过虑。北京的一干发言人，包括若干“海归”派，无不精于运用中国文字，而且早有应对“预案”，加以其口舌便给，与样板戏《沙家滨》里的阿庆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境外传媒想从其口中掏出真话，以挖掘事件真相，没门（No way）！
不仅如此，此前官方新闻稿的用语，也是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其缜密周到，令人叹为观止。
例如，谈到事件缘起，仅称：“一些人”“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回避了“轮奸后谋杀”等关键字样。这就很有技巧。
盖少女遭强暴再被推下河淹死这样的案件，人们肯定同情一介弱女子而痛恨众歹徒。而被抓获后几个小时即予释放的凶嫌，又正是公安局包庇纵容的权贵子弟。倘若如实报导案由，徇私枉法的当局势成千夫所指。其后大举出动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里面不乏十几岁的中学生），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有鉴于此，新华社稿匠心独运，使用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技术名词，组成极为简练的词组“死因鉴定结果”，从而有效地降低了这条焦点新闻的敏感度，冷却了读者可能发热的大脑，使其不知不觉之中乖乖地坠入官方设定的彀内。
此外，“一些人”这个词语也用得大有奥妙。能“煽动”起几万民众的，照常理至少应不下数百人。而在普通人心目中，“一些”往往意味着极少数。“一些人”充其量数十人了不起了。
于是，这个提法也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可分化当日参与事件的民众，即所谓“争取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又可误导海内外“不明真相”的读者，使之以为只是十几个或几十个“不法分子”“搞事”，而非数万民众义愤填膺的自发抗暴之举。
当局玩弄文字愚弄公众固然煞费苦心，机关算尽。但资讯发达的今天，到底难以尽掩天下人耳目。欲盖弥彰，弄巧反拙，终至黔驴技穷。无论瓮安事件此刻如何定性，正义最后必胜。
（08-7-1）
贵州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