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中国官民冲突进入高发期

中国官民冲突进入高发期

　　官民冲突的根源是统治权力的贪腐化即学者们所批判的权力资本化机制。在权力资本化背后，又隐藏着中共中下层全面反动化的趋势。形象地说，全球出现了无法预计前景的金融危机，中国出现后果难料的官民冲突风潮。

　　袭警群体化──未敢公开的术语

　　“袭警群体化”到目前为止尚是内部术语，没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尽管在瓮安事件结束后，它就成了中央“社情动态”的一个专项汇报内容。十一月份，两起群体袭警事件再次让北京高层陷入深度恐惧之中。十一月五日中午，不堪交警重罚与变相盘剥的山西万荣县九名卡车司机，每车满载二十余名民工，冲进万荣县交警大队，当场撞死两名交警。随后，二百余名民工“见警就打”，把整个交警大队警员打得“作鸟兽散”。十一月七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四百余名群众对深圳宝安区石岩街区政府工作人员打死无照摩的司机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冲击石岩交警中队并烧毁两辆警车。后一个事件显系误会，因为投掷对讲机击中李国超头部并致车毁人亡的责任人不是交警，而是石岩街区雇用的临时工作人员。不过，据深圳目击该事件的居民反映，石岩街区交警中队一直以来“罚款最狠，治人最凶。”有些无照摩的车主少交一百块钱保护费，第二天就会被追扣并罚款。还有，石岩交警中队也是本次宝安区综合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出了无照摩的司机被击杀事件，不满者首先想到的是交警队施暴。

　　交警罚款现在已经是弥补警察机关经费不足的最大来源，交警本身“吃社会”的心态未改，现在又藉上边要钱的由头，来大捞一票。北京高级社情专家在非正式场合透露：从奥运会结束到十一月末这三个月的时间，全国未纳入统计报表的袭警事件约一千宗；至于未能上报的原因，一是地方公安部门怕丢人，甚至被袭击者自己不敢报，怕引出黑吃黑内幕，二是冲突双方通过地方密切的人际关系以“私了”的方式解决。

　　在辽宁与吉林交界的某国道路段，交警屡次拦截内蒙古一个私人运沙车队，不开票罚款一百元了事，若要开票就罚四百。该车队每月都要被罚十五万块钱以上。因此车主忍无可忍，一怒之下，率人手提砍刀半夜闯进两名在独立别墅区居住的交警家中，要对方选择：“要么，杀了你全家，我自己投案自首；要么，从今以后把罚款降到五十到一百之间，咱两不找事。”两位交警妥协，跪地求饶，并在保证书上签字。当地警方闻讯，派督察人员深入瞭解，结果两位警员声称“绝无此事”；而督察高层要求二人在媒体上公开辟谣时，二人均以上级如此要求是“侵犯人权”为由而拒绝。

　　孬人政府中下层反动化

　　中国自有宪政观念以来，就以传统仁治为宪政本土化切入点，试图实行好的人治，北洋政府时代搞过“好人内阁（政府）”，终因“好人难当”而夭折。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也尝试过“好人政府”的翻版，但是不管是“工农兵”选拔体制还是“老中青三结合”策略，都是以阶级斗争为原教旨追求，结果没“阶级”可斗了，就变成了严重内斗。江泽民时代开启，“孬人政府”毫不掩饰地登场，官权开始了疯狂的利益掠夺与全面反动化与娱乐化。其反动化特征是采取暴力手段打击底层社会，如迁拆的黑社会化和愈来愈烈的城管施暴。其娱乐化趋势则是政府工作人员闲暇时间大增又人浮于事，拿着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在单位玩电脑游戏或聚众赌博，甚至到了集体淫乱的程度。

　　反动化是其强硬的一面，不仅违背了毛共“为人民服务”基本道德信条，而且动辄以政治刑名打击抗议者，最终将中共整个系统推向自己道德信条的反面。娱乐化是其软的一面，不仅该做的不做，而且还对基本规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简单地说，娱乐化比反动化更深刻地写照了信仰缺失、价值空茫的严重危机。

　　中国中下层政府的全面反动化与娱乐化倾向积累了大量的随时爆发的社会矛盾，比如在河北，赵县南柏舍镇政府干部上班时间打麻将被记者拍下现场，一干人等群殴记者。记者随行的司机也被对方用刀刺伤。

　　公权丧德，大乱不远矣！

　　大陆执法流氓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突出特征有三：其一是法院系统侵吞执行款，迫使胜讼人低头，这也是胡温核心拿司法系统祭刀反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警察体系的罚款的“弹性黑社会化”，如前所揭述的两警察跪签保证书一事；其三，城管部门对底层社会的围剿式打击。

　　第三项往往有大量的现场目击者，最易引起民众议论。网络跟帖对城管暴力执法，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施暴者斥骂，对被打者予以同情；相反，对小摊主对抗城管特别是暴力还击，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高度赞扬，认为城管该打，甚至对不能打死更多的城管人员表示遗憾。对于这种现象，比较理性的民间知识精英认为是 “民粹过度”或可导致“全民法西斯化”。也有相当部份民间知识精英认为：由于对现有暴力执法机制缺乏约束，公众没有与政府平等对话的机会，现实暴力也许是让北京高层醒悟的唯一管道。不管如何看待“两个百分之九十”现象，事实是暴力执法的恶习导致了社会道德机制的崩溃。二○○八年四月，深圳罗湖区城管对一名女摊主施暴，踢得该妇女下体出血；二○○八年十一月，南京的一老汉因门店出摊越线，与女城管发生口角，随即暴打女城管，亦致该女下体出血，“尿血不止”。北京一位民间资深家不无痛惜地说：“原来以为暴力执法是政治机制的溃疡，现在看来已是社会道德机制大出血了！”

　　既然社会道德机制已经大出血，那么，在“民不畏死”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古典形式的天下大乱就真地离中国人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