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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人真的改变了借贷消费的习惯，我们的产品该给谁呢？靠刺激内需吗？我们的社保制度不完善，人们不敢消费。我们的储蓄大都在企业而非在民间，国有企业又不把利润分给股东，他们的产品国内消费者常常买不起。
     
    最近许多经济指标好转，股市翻扬，不少产品销售也见起色。经济严冬中的小阳春让大家对经济的忧虑好像瞬间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其实还缺乏具体支撑的乐观主义。
    
    人总是健忘的。不到一个月前，全球还在为金融风暴造成的衰退何时见底而辩论不休，当时还争辩谁是全球衰退的肇祸者，谁又是全球经济救星。中国说自顾不暇，绝不可能扮演救世主。温家宝总理还责备美国借钱消费，挥霍无度。但中国出口赚取美元，再把赚来的美元借给美国消费的模式已经存在多年。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是受益者，而非完全是受害者。
    
    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像是一个工厂，只生产，不消费；不但如此，中国还用压低币值的方式促进外销。如果美国人民真的如中国所言改变消费习惯，减少花费、提高储蓄率。那中美之间行之有年的经济互动模式势必被迫更改。若美国需求下滑，中国则须提高国内的需求，否则难保高经济成长。因此，如果要打破美中之间的“金融恐怖平衡”，除了检讨美国的过度消费，还要检讨中国民间消费何以从来不振。
    
    中国企业和民众储蓄率过高，无法创造需求，是个长久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解释道，儒家中庸思想和节俭的传统使得中国人不愿消费。这当然不是周小川提出的唯一理由，但却是他一再强调的理由。他说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储蓄率就远低于中国和东亚各国。显然对周小川来说，文化因素压倒了一切。不过周小川刻意漠视同属儒家文化区内的不同国家差异，例如韩国的储蓄率就一向在全球殿后。
    
    周小川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导致一般人因缺乏安全感而不敢消费的说法缺乏依据。但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确是中国人不消费的重要因素。举例而言，中国没有失业救济，缺乏给人安全感的退休制度，又没有可依赖的医疗体系；儿女奉养父母的传统在一胎化生育政策和快速城市化中已经无以为继。此外，信用卡不普及，许多交易都依靠现金。种种结构性因素使得民间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消费意愿长期不足。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储蓄更高于民间。国营企业不把利润分给股东，把盈余转投资，不断扩充以外销为主的产能；一旦国际需求下降，企业就面临过度投资的问题。而这些企业的产品，又往往并非国内消费者所负担得起。
    
    中国这次4万亿人民币的振兴经济方案，包括部分建立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经费，但七年之病，需三年之艾。中国的社保系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建立完备；提高民间消费将会是漫长的过程，绝无速成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周小川说美国应增加储蓄、减少借贷性消费，但又强调“现在还不是时机”的原因。
    
    美中间的恐怖平衡即使会改变，也不可能立即实现。美国消费模式一旦改变，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中国如果调整不当，不但经济发发展受到影响，恐怕连社会稳定都会受到冲击。温家宝谴责美国只需动动口，但美国要是真改变了，中国必然是受害最深的国家，实在不必占了便宜还想处处卖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