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官方媒体对南康事件“近百人上访”的轻描淡写在网络时代只会给人们增添笑料，几乎就在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就看到了几万人聚集的场面和被掀翻的官方车辆照片，另有尚未得到核实的消息称，6月15日夜，大约20辆警车被愤怒的民众烧毁，无论这一传闻是否确切，可以肯定的是，事件并未如官方所称在当天下午结束，截至6月15日深夜，大量的南康民众仍然聚集在高速路口，用石块“欢迎“从赣州等地赶来的武警，致使武警长时间未能形成对民众的有效镇压力量。当几万名普通民众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力量，于是在6月15日下午，大大小小的业主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当天给出答复的强硬要求。
有趣的是，此前态度极其强硬的南康市政府，6月2日曾经二话不说地抓捕以“散步”的形式抗议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南康家具业人士，6月15日却突然显得软弱而狼狈，在民众的压力之下，《赣南日报》连夜发布南康市委、市政府的“果断措施”：一，宣布废止清理整顿家具市场的有关文件；二，明天南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将认真负责接待上访群众代表，妥善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三是对参与今天集体上访滋事的人员不予追究责任；四是从现在起，凡继续聚众闹事、胆敢以身试法者，将依法严惩不贷。
这四条果断措施中的第四条虽然杀气腾腾，却透出背后的无奈，在中国，当小民对抗政府的时候，什么时候没有被严惩不贷呢？有白纸黑字的法律在，如果民众违背了相关条款，该惩处就惩处，难道都要事先警告才成？因此，这四条果断措施的关键是前面三条，可以说，这三条字字句句都是政府向民众亮出的白旗：强力推行的整顿政策连夜废止；“上访滋事”不予追究；6月15日砸警车，6月16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要“认真负责接待上访群众代表了”，官人面对小民何时有过这么高的效率？
我认为，南康市委、市政府的这几条“果断措施”，对于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及未来中国变化的路径具有普遍意义，它说穿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当民众三三两两地向政府提要求的时候，政府是不在意的，无论这样的要求是否合理，政府都不予理会，如果民众提要求的方式略有惹官人不快的地方，就会有手铐和监狱等候小民；而当足够多的小民走上街头，甚至采取过激的手段，在官家看来，事情已不可收拾，他们转弯的速度会比人们预料的还快——这一速度与群体事件的参与者数量完全成正比。
也就是说，政府是欺软怕硬的，官员眼中没有法律和公道，只有力量强弱的对比，从另一方面来看，南康事件也为人们指出了最有效的维权之路，那就是足够多的民众走上街头制造群体事件。官府的强硬和欺软怕硬才是群体事件真正的黑手，当一次次打规模群体事件迫使官府亮出白旗的时候，谁能说这不是对街头抗议最好的鼓励？！
问题是，刹那间就可以做出更改的决策，为什么非要将民众逼上街头才能扭转官府的思路？
南康事件的发生系由政府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家具业发展的政策引起，据了解，南康地方经济主要靠矿业、服装、家具支撑，由于全球经济萧条，矿业陷入危机，而服装业的发展由于南康地方政府的错误决策，也基本上奄奄一息，唯一能够榨得出油水的就是全国四大家具市场之一的家具行业。为了从中榨取利益，南康地方政府大幅提高家具出市时的木材放行费标准；要求分散经营的家具企业集中到开发区经营，而开发区的土地是每亩8万元（当然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征收，高价出售）；同时，还出台了限制于扼杀小型企业的政策，试图全面消灭年销售额50万元或年税收2万元以下的家具企业。在推行这些决策的过程中，民生是不在官员考虑之内的，对于涉及至少几万人基本生活的一项决策，南康地方政府如此轻率、蛮横，实在令人对于目前基层官员的素质难以保留任何一点乐观的期望。
南康市政府当然可以为这些政策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打造自主品牌、提高产品档次、保护环境等，但南康市政府的这些政策，存在许多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地方，而以政府为决策主体的经济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扼杀市场的活力，退一步说，如此重大的地方经济决策，至少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不是靠政府的意志一意孤行，但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在形象工程、官员利益等因素的诱惑下，民众根本不可能监督或制约政府行为，更不用说否决政府的决策，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南康，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由于体制性的民权缺失，选举权得不到保障的民众也无法依靠法律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官民矛盾近年来迅速累计，冲突事件无一日消停。
与此同时，一个普遍的现实是：民众在遭遇官府的政策性侵害时，上访、诉讼、舆论监督几乎不起作用，除了默默地吞下权利被侵犯的苦果，没有几个人能够日复一日地坚持维权，从维权成本来讲，个体维权的代价之大，与其收益实在不成比例。
而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特殊的维权模式，缩小了官权与民权的极大地位悬殊，这基本上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算术问题，一般来说，当参与者及围观者上万之后，聚集在一起的民众会在彼此之间获得勇气与力量，而他们的人越多，官府越没有脾气。
南康市委、市政府四条“果断措施”中的前三条可谓朝令夕改，人们不禁要问：废止有关政策是否表明此前的决策失误？如果存在决策失误，为什么人们只有走上街头才能获得与官府对话的机会？如果存在决策失误，这一决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是否应该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答案。装糊涂的是政府。
但南康事件再次提醒人们：不要以为民众会永远丧失其对政府和官员投票的权利。如果不能在会议室内投票，他们终将越来越多地走上街头进行投票，而官府永远不会减弱“鼓动”民众上街的决策冲动，也许，当这样的街头行动之规模和频率到达一个临界点，作为无权者的民众会一劳永逸地拿回他们的选票。
南康事件并不令人惊讶，它不是孤例，令人惊讶的是，面对如此普遍而尖锐的官民矛盾冲突，中国最高决策层竟然无动于衷，继续漠视民间的政改要求。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他们低估了民众的力量，也高估了自己的运气。人民总是要投票的，如果政府不能有涵养地通过对话与协商将投票的权利还给民众，民众会一次次地走上街头，以同样没有“涵养”的方式抢回自己的投票权，归根结底，社会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利益团体，而属于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