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
紫禁城干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是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据说现在还是按当年原样布置。清朝祖制不准妇人干政，以帘子垂下隔开，表示听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现在的说法，是“不好意思”。
这个政治遗址被原样保留下来，或可视为某种无意的疏忽，因为现代中国的统治者会不经意地模仿这个样板，却未意识到“历史的耻辱”，虽然也是“不好意思” 的。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幕“垂帘听政”，在赵紫阳口述实录《改革历程》中，有甚为清晰的叙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词，非常传神──至少在年龄和性别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现代养心殿” 就是邓府。我尝试在网上“发掘”这座遗址，不费周折。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称：“邓小平在北京市区和西山都有住地，但是所有的会议记录只表明‘小平同志处’，没有具体标明在哪个家召开”。“西山”的住处，邓林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一九七七年叶帅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叶帅住十五号楼。”八九年五月戒严令下达后，邓曾消失过一阵子，不是就躲在那里吧？
至于“市内的住处”，早是不公开的秘密，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具体在哪？网上查出来的，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管它了。这条胡同曾很热闹，按民国年间门牌算，一号住过陈垣、傅斯年，三号住过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过胡适，六号是于斌，中国天主教的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说邓府应是四号的最多，即胡适曾住过的宅子，抗战时被花卉写意大师陈半丁买去，园子占地五亩，故以“五亩之园”名之，解放初期陈半丁怕太招人卖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没留下点“文气”，好抵消些许暴戾？
邓小平是“垂帘听政”的太上皇
《改革历程》中谈到胡耀邦辞职后，临时守摊子的“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根本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就像干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位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的意思是，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此即 “八九”大冲突前夕的中国政治结构。
其实年初废黜胡耀邦，就是在邓府办妥的。赵紫阳说，一月四日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即胡耀邦的辞职信。关于胡耀邦失宠于邓小平的种种，赵根据自己的分析，已交待在先，但何时、怎样、谁人出面逼使胡耀邦递交辞职，连赵紫阳这个总理也一概不知，全是暗箱作业。
从一九八一年起，邓对胡就越来越不满意，废黜之心已起，不过早晚而已。赵紫阳写道：“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一九八六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一九八六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赵只知道那时邓曾对杨尚昆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
这道“垂帘”难死了赵紫阳
几个老人密商一番，就决定了胡耀邦的命运，可以说，“八九学运”已在此时埋下了伏笔。赵紫阳描述，废胡的那天，陈云在邓府会议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寥寥几笔，两个“老佛爷”形象跃然纸上，各有特色──陈云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冰冷、虚伪，却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来；邓则是刚愎霸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什么党章国法的，没当一回事，这辈子他只怕毛泽东。
他们在十三大以后退出中央常委，纯粹是演戏给国际上看的，但要演好这出戏，就非得学西太后，煞费苦心设计出这个“常委的婆婆”模式。这里还有一点蹊跷：邓的本意，是“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自然这个婆婆非他莫属，陈云、李先念是不能“当婆婆”的，但是“婆婆”的名份问题，在十三大前始终悬而未决。陈李二人并非当年性情温和的“东太后”慈安，不认可邓自封“唯一婆婆”，而想跟他搞一届“同治”朝。这也是“八九”大冲突和赵紫阳日后麻烦的一个前因。
废胡之后，中国政局隐然动荡，赵紫阳虽代胡入主中南海勤政殿，但决策中枢已悄悄挪往故宫以北、景山背后的米粮库胡同。“八九”里的重大决策，皆出自邓府，但在何时、何种情形下邓府“偶露峥嵘”，却没有一定之规，随意性很大，有几种样式：常委请示、邓主动召集、杨尚昆引见等。
天安门事起不久赵紫阳即出访，李鹏趁空虚，请杨尚昆求见邓小平听常委汇报，诱出邓小平的一席讲话，而铸成“四?二六社论”，给学运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一招“见血封喉”，无转圜余地──从此学生与邓小平，就尖锐地对峙在这个定性上，双方都不退一步，纵使赵紫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用。其间，他也曾几度请求杨尚昆，经由邓的秘书和子女，试图劝说邓小平收回成命，皆被挡驾──这道“垂帘”难死了他。
杨尚昆甚至比“婆婆”更关键
杨尚昆这个角色很特别。西太后“垂帘”时代，大臣想见她，必先通过太监李莲英、小德张，至少野史演义上这么说；朝臣能见到慈禧的，大概只有恭亲王奕忻和李鸿章，但也要经过太监才行。所以，在笔下的山寨版“垂帘”时代，杨尚昆的身份没有前例，但无疑，邓想见谁，或谁想见邓，都由他定，而不是见面的双方，由此可见他位置的吃重。在这种制度设计里，他甚至比“婆婆”更关键，“八九”悲剧，他何能脱得干系？
杨尚昆曾单独去邓府两次，赵毫不知晓，在他的书中也没有痕迹，却见于张良的《真相》，甚至还有谈话记录，足信程度很低，因为既在“垂帘”中，也是一种私下场合，怎会留纪录？除非是杨的事后追记，为了留档自保。当时可以随意出入邓府的，只杨一人，在“八九”大冲突里，杨窥视邓的态度需分秒不漏，怎会只去两次？杨开始支持赵、反对戒严，后来大颠倒，自然是唯邓之马首是瞻，但他自己的小算盘究竟是什么，至今一笔糊涂账，甚至赵紫阳到死对他毫无芥蒂，笔下颇多褒词。
常委们下一次到邓府见“婆婆”，就是五月十七日了。这一次究竟是常委求见的，还是邓主动召集的，说法不一。张良的《真相》说，十六日晚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后的紧急常委会上，因广场学生绝食，赵紫阳与李鹏激辩，围绕“四?二六社论”定性，争执不下，决定求见“婆婆”；但赵紫阳自己的说法是，他第二天主动打电话给邓办求见，那边却通知他过去开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果然，此会发生重大逆转：邓小平拒绝改变“四·二六”社论立场，当场建议常委实行戒严；杨尚昆关键时刻变卦，掉头赞成戒严；姚依林指责赵见戈氏谈话抛出邓小平。
赵和邓都是“婆婆”模式受害者
赵紫阳从此失势，而“婆婆”亦干脆“撤帘亲政”，邓府一时间完全替代了中南海，成为最高决策中枢，另外两个“婆婆”陈云、李先念，以及作为“准婆婆”的其他元老，全数亲临邓府，于后几日的几次重大会议，如十八日“元老决定戒严”、二十一日“八老会议”废黜赵紫阳、二十七日“钦定江泽民”，决定了未来中国二十年。
此间值得再议的，是赵紫阳对戈氏谈话一事，涉及山寨版“垂帘听政”的特色。二十世纪还搞西太后式的政治，弊端丛生，是无须赘言的，如邓小平轻信李鹏而草率定性学运，堵了自己的后路，是拙劣透顶的败笔，概因“垂帘”之故。邓小平又深忌“婆婆”模式外泄，知道“见不得人”，事关他的脸面，若被政局引发而破帘，乃天下之大不韪，其合法性甚至低于西太后当年；而邓赵之间，居然对这种“帘后政治”没有默契，所以赵紫阳当众说破“邓小平掌舵”的秘密，可谓对他当头一个霹雷，令他杀心陡起，不惜动用野战军。八九“六四”的政治搞到这步田地，赵紫阳和邓小平两人，都成为“婆婆”模式的受害者，所谓“制度比人要紧”，含义便在此。所以与其追问谁的责任，不如探讨一番这“婆婆”模式的机制和荒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