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9年以来，从“躲猫猫案”到“少女卖淫案”等一系列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原本地处偏僻的云南省时时“媒体关注，记者云集”，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新闻旋风”。但是这阵“风”并没有来得更猛烈，而是被云南官方突然强力叫停。
2009年8月中旬，一份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对“3·16”案件中一些相关的单位和干部“建议问责”。 “3·16”案件，即之前舆论热炒的所谓“小学生卖淫案”，也称“处女卖淫案”。这起由昆明市公安局下辖的王家桥派出所造就的著名案例，在经过党委、政府、警方、媒体、律师和网民各方的多重关注与角力后，每次所得出的“阶段性结果”，不但不能平息之前社会公众对昆明警方的种种质疑，相反在互联网和媒体上又掀起了新的舆论高潮。
该联合调查组由云南省纪委、云南省监察厅、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公安厅共同组成，由于此行动将影响到许多官场人士的前途、命运，所以自“联合调查组”组成开展工作之日起就一直被相关人员关注。由于“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该文件下发的消息迅速在云南省官场传开。
随后，一方面是当事人刻意回避，同时公众长期关注已呈现疲惫；另一方面是云南境外缅甸境内战事正酣，有关“少女卖淫案”问责结果出炉竟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
不是“各打50大棒”
吵吵嚷嚷的昆明“少女卖淫案”，引发全社会看法截然不同的两派激烈交锋，至今仍然不绝。两个焦点分别是:昆明警方对少女一家的一次次持续执法、罚款、殴打、拘留和逮捕等，是否属于合法性执法与和谐性执法；媒体、网民对于此案件的持续关注、报道内容是否真实、可信？
现在，所有的问题已经由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回答了。2009年8月中旬，云南省内四家市场报纸，三家被调查组以文件下发的形式建议处罚。云南省一名媒体知情人士透露，该红头文件中“责任追究和处理建议”部分主要有如此表述:
“鉴于云南信息报社把关不严，采访不够深入，导致报道严重失实；春城晚报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执行有关宣传纪律，且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建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云南信息报社、春城晚报社给予行政处罚，责令生活新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该媒体人士说:“云南信息报社、春城晚报社被行政处罚，相当于被亮了一张‘黄牌’，国家已经有规定，三张黄牌就必须停刊整顿，所以这样的处罚决定对报社是很重的。”
他表示，奇怪的是之前这两家报社已经分别刊登了“更正启示”和“致歉声明”，对于媒体而言已经“损失惨重”，但是还要继续受到处罚；而《生活新报》对该事件并没有多少涉足，但是也被一并处罚，只是程度较轻；仅剩昆明日报靡下的《都市时报》由于“认真执行宣传部的通知，报道举动谨慎”，得以置身事外。
“其实在整个事件中媒体和警方一样受了‘蒙骗’，即媒体因为看到作假的‘处女检验报告’而刊登了错误报道，但是警方同样声称‘因为被对方临时换衣服蒙骗而错抓了少女’。”他说，“虽然双方都有被当事人蒙骗的情节，但是最后媒体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警方，只因为警方伤害的是普通老百姓，而媒体伤害的却是力量强大的警方。”
对于直接责任人的追究建议:《春城晚报》副总编辑邓申吉、《云南信息报》总编辑谭智良和副总编辑王雷及采编部副主任马伟智分别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及“直接责任”。同时，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春城晚报》）副总经理张光旭、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主管《云南信息报》）副总经理龙雪飞被“诫免谈话，责成写出深刻检查”。
最令人关注的是因“组织网友调查躲猫猫案”而声名大振，“少女卖淫案”中在“凯迪互动网媒”的“猫眼看人”栏目上实名发帖，批露了昆明警方工作瑕疵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也被“谈话提醒”，理由是“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尽管理论上伍皓、张光旭和龙雪飞同为副厅级干部，但是由于伍皓身为宣传部领导，同时分管云南省的新闻工作，所以更加受到关注。
此前，伍皓已经被云南有关高级官员指责“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云南官场一度有传言其将被摘掉官帽。
而该文件对昆明警方的处理建议却“涉及级别很低”:王家桥派出所所长聂天杰“应承担主要责任”，当天值班领导刑侦中队队长王云晖“应承担重要责任”。理由是“王家桥派出所存在对协警队伍管理松懈、协警人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王家桥派出所存在执法程序不规范不完备、涉案财物监管不规范及弄虚作假应付调查等问题”。事实上在事件发生初期，昆明市公安局纪委已经对聂天杰等6人作出了处分，辞退了两名巡防人员。
“‘少女卖淫案’闹得这么大，如果调查组公布的内容全部属实，那么对各种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问责是必然的。”云南省的一名社会学者说，“对‘说话’ 的宣传部门和媒体方面的处罚似乎很严，但对‘做事’的警方处罚似乎有点儿戏，调查组认定全部都是基层警察的问题和责任，这很难让公众信服。”
他表示，原以为昆明市公安局长和云南省公安厅分管的副厅长会同时被问责，但是结果是连五华区公安分局的领导都没有涉及，“调查组的处理说明不是‘各打50大棒’，显然是宣传部和媒体犯了更主要的错误”。
事实上，“少女卖淫案”的确使不少媒体面临众多指责和考验，也引发媒体的积极讨论思考:在强大的网络民意面前，媒体怎样既呈现民意又不被民意裹挟？在公权力的傲慢面前，媒体如何质疑公权力但又不走向极端的民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