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超生的女儿落户在广东省大埔县，同样的处罚，大埔县计生部门原先提出的方案是征收社会抚养费64850元。由于鹿城区的交涉，大埔县撤消了这一决定。抢回处罚权的鹿城区计生局随即开出了86万元的价码。黄某夫妇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政府和法院的支持，鹿城区反而在2009年 1月重新作出决定，将征收价码提高到1095800元。再加上戴副局长“砧板上剁肉”的狂言威胁，相信不仅仅是黄某，便是局外人对此也会感到义愤填膺。

　　不过，2002年9月颁布实施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9条规定，对于征收对象个人年实际收入超出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还应按照其超过部分的1~2倍加收社会抚养费。对照之下，不能不说，无论是起先的86万，还是后来的109万，鹿城区计生局开出的价码都在条例的规定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鹿城区计生局所提出的征收数额，其实属于法律条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并不违法。而当事人黄某之所以感到不服和委屈，网友之所以表示强烈反感，更重要的在于戴副局长的“想怎么剁就怎么剁”的雷人狂言，以及她基于条例赋予的自由裁量空间之上的随心所欲。

　　毋庸讳言，法律、条例、规定往往具有某些不确定性，存在比较大的弹性空间，这为执法者提供了自由裁量权，也使许多案例的处理结果有时候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黄某被要求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从6万多到86万再到109万，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问题就出在一些执法者将自由裁量空间当成自家的菜园子，任凭个人意志自由驰骋，从而导致人情案、关系案、糊涂案、油水案这类让人挑不出错却备感冤屈的执法行为。从这个角度讲，戴副局长的“砧板上剁肉”其实是一句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