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奈的实力观，所谓“硬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是有形的、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量化的力量。所谓“软实力”则比较抽象，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影响力，比如文化、道德形象和价值观等，甚至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影响力，都可以归纳为“软实力”。
    
    依照奈的观点，“软实力”这种能力，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
    
    在政治方面，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价值观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以此结合基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形成综合国力。——奈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进一步细看，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硬实力（Hard Power）作为“支配性实力”，还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更多体现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包括一个国家的思想吸引力和政治的导向能力。
    
    “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有人曾经指出过，美国学者克莱因在19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切中要点，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其实是来自汤因比的“文明起源论”。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指出：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而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
    
    显然，这个“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模仿”的“文明起源”的机制，就是“软实力”之所在。
    
    反言之，如果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那么一个社会的软实力也就消失于无形了，其结果，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作为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十二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
    
    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五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一千年和八百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十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人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入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汤因比的这套文明理论，显然比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更为深入地阐明了“软实力”的来龙去脉。使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地想到：即使是所谓的“硬实力”，也是起源于“软实力”的。他的理论核心也因此被人称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为“历史形态学”。其要点可以归结为及下几条：
    
    1、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
    
    2、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
    
    3、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
    
    在我看来，这最后一条，“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正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离所造成的文明解体、社会解体，也正是这一百多年的来的中国所反复经历的噩梦。
    
    举一个例子：
    
    1、由于满清没有能像日本那样，对环境的“挑战”进行有效地应战，因此
    
    2、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满清解体、中国解体。
    
    再举一个例子：
    
    1、毛泽东集团曾经对环境的“挑战”进行过有效地应战，因此一度强大，
    
    2、但毛泽东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文革惨败、共产主义解体。
    
    现在，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抛弃毛主义、追随西方社会的软实力，来增进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却没有能力增进自己的软实力，反而使得自身原有的一些软实力日益萎缩、分裂、变态、消失。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能重建并增进中国自身的软实力，那么中国的硬实力并不能发挥已有的功效，甚至会反过来，听凭硬实力恶性发展，成为社会分裂的利器，最终将导致改革开放这个“新型洋务运动”的解体。
    
    盛世危言，殷鉴不远。
    
    2010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