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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青楼女子的最后归宿 那现代的呢?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辛弃疾《永遇乐》

千里搭长棚,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

妓女这种职业,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事业”。现在的许多女孩子,都抱有“吃青春饭”的思想,不知是不是受了妓业的影响。反正妓女是非吃青春饭不可。越是低贱的女人,就越死抱着自己的“青春”不放,仿佛青春一过,她就立刻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她们以为“青春”就是青春期前后的一段简单的物理时间,她们根本无法理解“永葆青春”的道理,更无法理解“革命人永远是年青”。她们惶恐不安地躁动在自己的“青春”里,仿佛抱着一件租来的裘皮大衣,穿也不舒服,不穿也不舒服。她们自以为发现了青春的可贵,而实际上往往以最低俗的形式消费了青春。当皱纹爬上她们的额头时,她们就像霜打的茄子,从肉体到精神,都瘪了。

艺术修养较高的妓女,比之单纯的“色妓”,青春要长一些,但毕竟不如日本的艺妓,80多岁还能陪客谈笑风生,不仅宝刀未老,反而老当益壮,韵味无穷。中国的妓女往往一边开拓着“事业”,一边就在筹虑自己的归宿了。

妓女的归宿,大致说来,不外以下数种:从良,入宫,出家,做鸨母。也有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寡居终生的。最惨的是殉职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

一般说来,从良是多数妓女的最理想的归宿。青楼生活再舒适华美,也不能养人一辈子。更重要的是青楼生活毕竟被视为正常社会之外的异常存在,妓女心中的那种自卑感、屈辱感是时时挥之不去的。有个叫徐月英的唐代名妓写过一首《叙怀》诗: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处用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这种渴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良家的妇女的心愿,应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能简单地用“围城”情结来解释。

但是要从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是青楼的老板不轻易撒手放人。妓女是老板的挣钱机器,越是名妓就越是摇钱树,不把妓女的才华耗尽,血泪榨干,哪能任其自由而去呢?就是迫不得已,再也无法挽留的那一天,也要勒索一笔赎身巨款。有时这笔巨款,比娶一个良家女子的费用要高出十倍,使多数普通嫖客望而却步。所以,常有妓女用自己的辛苦积蓄自赎其身的。而能积蓄到可以赎身的数目,恐怕也是多数普通妓女做不到的。更何况,青楼老板有时倚仗黑社会的势力,强行没收妓女的私蓄,把妓女完全当作猪狗对待。等到妓女姿色衰败不堪时,随便卖给一个小流氓,还算是做一件帮她“从良”的善事。有的妓女甚至被多次转卖,命运比在青楼里还要悲惨。

二是即便妓女与老板的关系处得很融洽,要选定一个意中人也是不容易的。妓女每天接触的绝大多数异性,就是她们的“恩客”。恩客们光顾青楼,不是来娶妻纳妾的,而是一开始就把妓女摒除在妻妾的概念之外的。追欢买笑时,他们对妓女柔情蜜意。而一旦论及婚娶,他们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心里话无非是:你再漂亮,再有味,也终归是个婊子,哪能给鼻子上脸,做起夫人梦来呢?我夫人再呆板无味,也比你高了十个档次呀!恩客们即使真的动了心,可恩客还有父母、师长、同僚、社会舆论的压力,还要让他三思三思再三思呢。

三是就算从良如愿,冲破道道难关被娶到恩客家里,可是家庭生活与青楼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规矩,能不能适应也是一大问题。像董小宛那样做到八面妥贴,上下无怨,若是一个普通妇女,也就至多被夸为好媳妇、贤内助而已。正因为她曾是妓女,才被认为极其不易,当作楷模级人物来传颂表彰的。一般从良的妓女,首先就会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歧视,挑三拣四,动辄得咎。天长日久,丈夫的热乎劲儿一过去,如果没有真诚的爱情支撑,那么妓女在家庭里不但得不到从良后的“体面感”,反而还不如在青楼里自由自在。所以,有不少妓女从良后百般不如意,最后又“浪子回头”,重新堕入烟花巷中。

妓女从良一般选择的对象多是什么人呢?自然是读书人,因为妓女之所以要从良,就是要获得一份人的尊严,要摆脱受屈辱、受玩弄的地位,这份心情只有读书人才能最大程度地予以理解。达官贵人仗势欺辱她们,大小款爷用钱玷污她们,只有“才子佳人”的模式,才能使她们得到真正的尊重、呵护以至于爱情。唐朝有个叫顺时秀的妓女,有过这样一件事: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氏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顺时秀当然不好直说阿鲁温不如王元鼎,但从她分寸巧妙的答话中,天平倾向于哪一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前文曾论述过,嫖客与妓女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于金钱,能够超越这层关系,产生真正爱情的总是少数。这种爱情尽管十分浪漫,但由于先天的基础不够牢固,往往经不住打击。有时,真诚的爱情中也不免掺入了其他因素。如士大夫可能以娶得名妓为荣,表现自己风流倜傥;妓女则通过爱情跳出苦海,终身有托,这些都可能对士妓之间的感情产生副作用。有些名妓自高身价,用情不专,可能会遭到名士们的联合冷落和打击。而士大夫的用情不专,也会留下“负心贼”的骂名,得不到最珍贵的爱情。另外,读书人不等于好人,有些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之后,比不读书之人阴险歹毒万倍,妓女若托身于此辈,还不如嫁给强盗稳妥。宋朝有这样一件实事: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以所有以资,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绐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许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曰:“今倘皆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燔瘗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

这个姓杨的干得真是太漂亮了,人也玩够了,钱也骗光了,官也当上了,还留着这个累赘做甚?将来竞选总统时岂不是一件舆论把柄?于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眼睁睁地看着那可怜的妓女为了他俩的爱情而饮下毒酒。这个妓女的从良梦就这样收场了。看来,认为读书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善良郎君,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人之善恶,爱之真假,与学历、文凭无关。如果看中的只是博士、硕士的头衔,而不注意体会其人其心,那么爱情的甜酒也会变成苦酒的。与其那样,倒不如嫁给一个老实敦厚的卖大碗茶的,虽少了几分潇洒风流,却爱得踏实,过得放心。这也是多数从良妓女的实际选择。

妓女从良的目的因时代的不同也各有差异。唐代的妓女从良多出于纯朴的爱情,只要情投意合,二人便可双双飞去。宋代的妓女从良,则多是为了名份,只求明媒正娶,感情是其次的问题。明代妓女从良,看重的多是男人的声望、富贵、清朝以后,则多是为了实际的生计问题了。今日的现代化妓女们如何从良,则不敢妄下断语了。

从良之外,妓女也有被选入宫中或直接被皇帝他老人家一眼看中的。三宫六院的女子中,出身青楼的颇为不少。有的皇后、贵妃,历史也不“清白”。妓女成为宫女后,若能得到宠幸还罢,否则,还不如在青楼之时,有的得到出宫的机会,便又去做了妓女。

妓女生涯,容易使人惯看世间风云,饱经人生沧桑。许多妓女看破红尘,削发当了女和尚。在青灯古佛之侧忏悔罪孽、洗刷耻辱,祈盼来生重新做人。然而佛寺道观,并不一定如人们所想的是清净圣洁之地。武则天、杨贵妃都曾经以女道士身份做掩护,与皇上私通。最有名的妓女鱼玄机也是咸宣观的女冠人,她的道观实际上就是没有鸨母的妓院。“女冠子”后来也成为专门描写男欢女爱的一个词牌。有些尼姑庵还与和尚庙大搞横向联系,互通有无。少数比较英勇的尼姑甚至将过往的小伙子抢入庵中,轮番蹂躏。《三言》中的《郝大卿遗恨鸳鸯绦》等小说就反映了这类现象。所以,出家不一定就是妓女的安稳归宿,只是比青楼中要好得多而已。

另一条比较常见的归宿是做鸨母,就如同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改做教练。可以说,妓女不一定都成为鸨母,而鸨母却十个有九个出自妓女。鸨母深知妓女的酸甜苦辣,但职业特点使她们不但不心疼同情妓女,反而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变本加厉地在妓女身上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有少数妓女与鸨母关系较好,特别是一些名妓,身份变了,派头大了,便对鸨母的“栽培”有所感谢。就如运动员成了世界冠军后,痛哭流涕地感激教练说:若没有教练十几年如一日的惨无人道的严格训练,我哪能拍两分钟广告就赚一百万呀!所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是也。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只看一点,不计其余,不论哪国的教练和运动员,从事的毕竟是高尚的为国争光的事业。著名者可以成为民族英雄、政府官员。而妓女一旦做了鸨母,可以说等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感情方式都与正常社会是相反的,她日夜制造着人间最悲惨的罪恶。如果说妓女还有七分值得同情,那么鸨母要有九分应该谴责。正如今日许多不通世事的小姑娘暗中卖春,实际是那些“妈妈桑”教唆的一样,最可恨的正是这些坐收渔利的“老帮子”。

总之,妓女的归宿整体上是不乐观的。像柳如是、董小宛那样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未能跳出男女不平等这个圈子。不论从良、出家、入宫、改行,要有好的归宿,一是必须自身具备德、才、艺,二是必须有良好的机缘,否则,永远逃脱不了不幸的怪圈。古代妓女尚且如此,今天那些妓女和那些羡慕妓女之女,应该想想自己的德、才、艺和自己“青春”之后的归宿了。古代妓女还可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今天商人的地位已经提高了,愿意不愿意娶一个“老大”的妓女已经成了问题,恐怕妓女们只能“老大嫁作犯人妇”了,而且,政治犯还不在此列。

责任编辑: 李冬琪  来源:腾讯读书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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