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目标是到二○二○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意味着将有一千万农民成为重庆新市民。重庆市同时承诺，在农民转户后提供就业、社保、住房等多方面保障。而农转非的条件是在三年过渡期后放弃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的使用权。重庆农民以地换户籍，这被叫做「重庆模式」。
户籍制度措施吃计划体制红利
户籍附带福利，不同等级不同福利。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户口不只是一个小本儿，更重要的是附着在这个小本儿上的种种福利和待遇；户口制度的不合理在这里，户口制度改革的障碍也在这里，户籍换土地的吸引力也在这里。
目前中国约有六亿农村人口，其中二亿是剩余劳动力，修改户籍制度的理由，主要是希望将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至城市，藉由修改法令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在制度上一并修改户口制度，将城乡二元户口转为「统一户籍制度」，化解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如此说来，重庆模式涉及到整整一千万农民，如非重庆为直辖市获得全国性支援，断无可持续发展之理。重庆模式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解决出路呢。户籍制度换取土地的空间还有多大，是不是无限的呢。
重庆模式之所以可能，是建立在计划体制之上。也就是只有在计划体制这个大背景之上，各个领域有所差异和流动，例如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才有所谓的改革。户口本的种种福利和待遇，取决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等级差。我把这种情况比喻成电压差形成的电流。户籍制度措施是吃计划体制红利的，或者体制内的寄生虫。形象的说，是「空手」套白狼。重庆模式是给出让土地的农民，分享城市的特权。
关键是同等待遇的社会保障
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中，获得城市市民资格是极具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农民，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还是值得农民羡慕的。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乡二元体制之中。城乡二元体制维持的差异和特权，营造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空间。当城乡二元体制取消，特权变为「普遍权利」，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罗马公民权的历史来论证。罗马公民权是城邦公民政治的产物，这一身份的尊荣，连同其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长期政治进步的产物。非公民的平民和奴隶对公民权的渴望可想而知。
罗马公民权也是颇具价值的财产。由于是罗马城贵族和平民的特权，一开始对其他省份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共和时期，在公民权问题上逐步扩展。对内扩展到城邦内的平民和部分奴隶，对外扩展到被征服者拉丁人、意大利同盟者和部分行省居民。公元二一二年，当元首卡拉卡拉差不多将公民权普遍授予整个罗马世界时，公民权已大大贬值。由于范围扩大，最后全罗马帝国都是罗马公民，这时候公民权就是废纸半张。
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与特权差异
特权才有垄断利益。把特权扩大，垄断利益就稀薄了。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当没有的时候，还有混含着利益的时候，人们还渴望。这时候如果偏偏不给他们，而到了未来，这种特权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没有的时候觉得饥渴，有了的时候一点也不重要，或者一点用也没有。
特权，就意味着他人要承担成本，城市户籍制度中的特权，就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中农民要为居民承担成本。让越多的农民，享受城市的特权，就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红利越来越少。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必须警惕的一个问题是，城乡一体化是否可以长久有用，是值得深究的。用十来年的时间，来慢慢放开国民待遇，恐怕后劲不足。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户籍制度因为关系太大，一下子放开是不可能的。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建立在特权和差异之上，天生有缺陷后劲不足。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没有特权和差异，城乡一体化就没有任何吸引力，那么特权和差异会被比较长久地维持，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将比乌龟爬得还慢。
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仍在拉大，原因很简单：政府对城市投入较多，对农村投入太少，从而造成城乡居民机会的不均等。所以城乡一体化这种依赖特权和差异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远远不够，需要一种起点平等的改革，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全局出发，倾向投入于贫困的农村。加大这些区域的投入，使它不至于中国产生一个大移民，人都涌到城市里去。也就是说，不要完全寄托于城市消化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路径，户籍制度改革更依赖于中央权威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