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共控制杀毒业 自制病毒自传播 ；
2. 欺负到总参情报系统头上 北京公安局网监处长是这样栽的
时隔4个月后，瑞星杀毒造假案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近日，瑞星杀毒造假案的主角——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冰的二审结果仍维持一审的死缓判决。而据于冰的最新供认资料，相当一部分病毒是杀毒软件公司自己的科技力量研制的。于冰供认，瑞星公司向其行贿时就提出条件，由公安机关发出病毒警报，提示用户下载该公司杀毒软件进行杀毒，而病毒则是由瑞星公司“研制”的。 )
“其实这是杀毒软件行业里的公开秘密。”国内一家知名PC厂家高层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制造病毒和查杀病毒有点像间谍和反间谍游戏，如果没有病毒，查杀病毒也无从谈起。只有病毒越多越厉害，杀毒软件才能更畅销。所以杀毒软件一般都会有专门制造病毒的研发人员，这样做也有助于公司查杀病毒技术的提升。
“你简单想想，很多病毒预警都是说，最近会有什么病毒将要大规模漫延，而正好又有什么品牌的杀毒软件可以查杀。或者有些病毒今天才出来，第二天就有某个杀毒软件宣称，可以查该病毒。”该高层说，这些杀毒软件厂家真的太及时了，他们怎么知道病毒要漫延，除非自己测试过其威力。只有那些真实属于病毒制造爱好者制造的CIH和熊猫烧香等病毒，才会让杀毒软件厂家忙上几天，才拿得出查杀方案。”据悉，该高层曾被杀毒软件厂家看中，所以他才知道这些游戏潜规则。
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或许正是基于此游戏潜规则，当时于冰才肆无忌惮地炮制“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因为于冰也不相信东方微点公司不会用到行业潜规则。
根据媒体报道，瑞星公司与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关系一向颇为紧密，双方长期联合发布每日的病毒预警信息，一直引起行业内其他公司的不满，认为这是非正当竞争。为何发布每日的病毒预警信息也会构成非正当竞争？最好的答案莫过于于冰的供认，病毒可以是杀毒软件公司自己制造。
“只有不良杀毒软件厂家才会自己制造病毒。”奇虎360公司副总裁李涛指出，除了已曝光的杀毒软件厂家外，还有一些杀毒软件厂家也从事该勾当，只是没有被曝光。
作为“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受害者、瑞星公司前总裁、东方微点创始人兼总裁的刘旭更有发言权。2008年底，刘旭曾公开表示，防病毒公司造病毒、传播病毒其实存在很多灰色地带，流氓软件有很多都是正式公司编写的，介于病毒和正常程序之间的灰色地带。很多防病毒公司也把流氓软件当做病毒来杀。
“在上世纪90年代，自己研发病毒自己杀的游戏方式，在很多杀毒厂家都有采用。”一位刚从国内知名杀毒厂家离职的软件工程师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透露，这种现象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收敛。当时有个软件工程师从瑞星公司离职后，自己开了一家杀毒软件公司，就自己制造病毒自己杀，结果该软件工程师被判刑， “大家自此之后才收敛了。这个故事，国内杀毒行业业内人士都知道。”
上述软件工程师还指出，杀毒软件厂家比拼的就是查杀新病毒的快速反应，最好就是“我有你无”。现在一些手机杀毒软件厂家有时也在用这招，因为手机杀毒软件厂家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盈利模式，所以有些安装了手机杀毒软件的用户经常会收到提示，“又有什么新病毒出现，需求付费升级。”
“因为目前手机病毒危害度并不高，最多也就是删除通讯录。用户也不多，法律风险很小。”上述软件工程师说。
规范执行力不足
也许瑞星的快速崛起更能说明“以身试险”制造病毒的利益之大。
刘旭表示，瑞星进入杀毒零售市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CIH(非瑞星所制造)。由于瑞星快速对CIH病毒实现查杀，瑞星市场份额从当时不到1%迅速上升至26%，所用时间不过几个月。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律专家胡钢认为，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这类行为，除了法律途径外，只能通过道德谴责对其监督，社会上目前尚无明确的行业规范。”第三方分析机构缔元信互联网行业高级分析师于明告诉本报。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助理石现升向本报坦言：“对于杀毒软件公司散布网络病毒，协会尚无明确的行业规范出台，协会目前也只能引导行业自律，采取正当手段竞争。”
事实上，不仅杀毒行业，整个互联网信息安全方面的规范都不完善。上海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业务委员会主任商建刚告诉本报：“就信息安全方面的规章文件特别多，而规范却很少，即便有，执行力也不强。这是导致该行业乱象丛生的重要原因。”第一财经日报
欺负到总参情报系统头上 北京公安局网监处长是这样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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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所有被查处的公安高官当中，没有一个比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更关键的了。尽管相对于郑少东、相怀珠、马振川，他的官阶要小得多，但是只有从他那里打开突破口，才能彻底打垮周永康。何以如此？皆因于兵涉嫌为电脑杀毒软件研发公司牟取非法利益，而且负责秘密监控中央书记处、中纪委、中办、国办以及诸多智囊机构的电脑信息。收集重大信息后，经马振川筛选成简报，然后交给周永康、江泽民等台前幕后要人。北京公安局知情人士说：“除了军队网于总队长不敢进以外，进中办、国办的网络那是飞檐走壁。”于兵借维护网络安全之名，封杀了东方微点公司开发的杀毒软件。在威胁对方将公司及软件技术卖给瑞星公司而未果之后，便动手抓人，刑拘其一名副总。于兵没想到东方微点公司是军方情报系统的社会触须，结果遭到对方反制。军方向胡锦涛告状后，胡批示“先抓人后查案”，仅一周的时间就突破了瑞星公司一名副总，整个交易被端上台面。
在网络上飞檐走壁的于兵折了腿之后，汽车行业老总们看到了反击机会，联名向北京最高层反映公安部交管局以国家机密为名，拒不向社会公布每款汽车的上牌数，是利用这一数据赚钱的贪腐行为。汽车生产厂家为获得某一款车型的上牌数据，要花四十到一百万向公安部交管局“购买”。报告递交最高层后，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德江批示调查。调查有了初步结果之后，怀疑其幕后的实控人是周永康家族。事情查到这个份上，只有不了了之。但是，全国人大代表、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于心不甘，在全国两会上提案要求“公开汽车上牌数据”。结果该提案没得到任何回应，左延安本人也受到了有背景的政治威胁。
社会不满日烈，高压政策失败
警权滥用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形成于一九九九年下半年以来近十年的公安滥权，是国家在宗教管理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如以打击法轮功为中心的宗教镇压政策给了公安系统过大的权力，以至于他们刑讯害死法轮功学员而不受追究，反过来还立功受奖。这份报告的第一次版本是胡温二○○五年下半年要求的专项调查报告。由于这个报告较负责任，二○○五年十月份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在政治报告中不提法轮功问题。但是，这个报告激怒了江泽民与周永康，认为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平反法轮功，放松对邪教会道门的监控”。据民间的一些研究报告称：不仅是宗教镇压导致了公安滥权的猖狂，而且奥运后遗症进入发作期。
奥运安保的所谓成功让周永康掌握的政法体系特别是公安系统更加大胆地采取非法行为，警员个人的权欲极度高涨，出现开枪射杀平民、办案刑讯打死嫌疑人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借奥运安保压下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如北京出现了七十余名市民在三月十九日到中南海西侧门请愿的事件。该群体是奥运受害者，他们的房子或土地在奥运期被强征，未得到合理补偿。被征用的土地并未服务于奥运会，而是由高官们建上了高级别墅与豪华公寓。
公安既酷且贪，行业巨头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