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治学态度来对“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呢？答曰：“实事求是”。但我们说的“实事求是”是古人原汁原味的“实事求是”，与毛泽东的“阉割版”大异其趣。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一个“割头”的手术（权术），说道：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样，毛泽东就在两点上曲解了班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原意：第一，“实事求是”原本是讲治学态度的，毛把它胡诌成哲学理论，既牵强附会，也全无必要，且不说他还别有用心；第二，“实事”的“实”原本是个动词，是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意思，就是“实其事”。毛舍此意，而曲解为天然地明摆着的、不分青红皂白、真假善恶而唾手可得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样对“实事”的“实”进行了阉割，只留下了“事”，解做“事物”，就等于使人在“事物” 面前不用做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功夫了，可以无所作为了。可见，从我这一方面说，坚持要回归本真，决不是一味地抠字眼，而是有其绝对的必要性的。因为 “实其事”太重要了，是“求其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无前者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求到后者，此其一；再则，“实事”也并不是如毛泽东轻佻地解说的那样，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物”。相反，人类在扑朔迷离的世事面前，欲达“实其事”的目的，谈何容易？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运用最先进的设备、使用最精密的科学仪器，终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所求者何？是在求出事实的真相——宏观或微观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从另一方面说，像对 “实其事”，这么重大、艰巨而无可逾越的一步，如果故意加以玩忽，让人视若无睹，而却在下一步——“求是”上，装腔作势地大做文章，这样“舍本”，怎么能 “求”到“是”呢？除非此人是毫无“求是”之意，全然一片玩权售奸之心。林副统帅在日记里记载有，他的正统帅总是把不是他的意见强加给他，然后再来批判他；这算是信手拈来的供你思索、供你触类旁通的一条线索吧！再如，邓小平不仅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且宣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那么，他究竟是怎样“实事求是”的呢？他能求到“是”吗？也让我顺举一例：他对反右运动定性说，“反右是正确的，问题是扩大化。”试问99·9%以上都错划了，难道还能说“是正确的”吗？怎么会发生这种显而易见的严重错误呢？就是因为他在“实事”上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打马虎眼的态度，首先不能对反右运动认真地“实其事”，这当然就“求”不到什么“是”了。有鉴于此，我们就决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再也不能走他们毛、邓这一条通过假相求歪理的的认识路线，而是要本着不走样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的本意，首先是严格地本着原著精神，在弄清、而不是歪曲两个“史观”真意的基础上，再来比较它们的是非曲折，即先求出真相、再来求真理；只有两个 “真” 合二而一，问题才能得到真正、正确解决。也就是做到了唐代颜师古所解说的那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一 、 两种相反的宇宙观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
有一篇文章，《对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几点认识》（作者：黄 列），就是对毛的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我为了避讳断章取义之嫌，就干脆整段照抄，然后就窝下蛋，一抒己见（即，所有红字批注）：
民生史观又把人们要求吃饭、穿衣的物质需要，还原于一般的、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不只说了“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国父还说过：“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国父说的这个“人类的努力”，就是实际的求生存的活动：“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孙中山选集》，第693页。)。所以我认为，国父无论如何也总不至于“唯心”到让人们只有“抽象地 ‘求生存’的欲望”吧！），并把“人类求生存”作为进化之原动力，这就陷入了二重性的矛盾。这里的问题在于，“生存”这一含义是属于物质性的生活要求，还是包含如同动物的一般“求生” 之本能，这是评价孙中山是属于一元论唯物史观还是二元论的历史观的关键。我认为，就算孙中山属于前者，也不能证明他的历史观是一元论的唯物史观。（正好与此相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属于客观存在，都不是主观臆造。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就是，都是“唯物”的。）因为，孙中山明确地说“民生”是 “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注5]这就离开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定生产方式而谈 “民生”的一般问题。（这只能说明，评论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中心”或“重心”？如果真的“离开了”生产、经济等，那它就成了孤零零的光杆司令一个，还怎么当“中心”或“重心”呢？当谁的“中心”或“重心”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生活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不同阶级、集团各有自己的物资要求，人们的所谓求生意志与动物单纯为了个体 “求生”而争斗的状况有着本质的区别（此言差矣！待详述于稍后）。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的（虽然“善良”，毕竟是唯心论。明扬而暗抑，作者用心可谓良苦也矣！），希望全国人民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但是他离开了生产资料归谁掌握的问题，离开了阶级斗争与专政的问题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数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无阶级斗争、无专政的问题，那时该怎样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呢？阶级社会满打满算也不过半万年。即便在这半万年的阶级社会内，由于社会现象复杂纷纭，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就越来越错综复杂。看问题就要切忌让“阶级”一叶遮目。“阶级”也只是社会分类学中的一种分法，另外还可以按区域、国家、民族、种族、家族、性别、年龄、职业。。。。。。分类。在实际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有多种身份、多种不同的利益取向。难道要一律简单化，让古今中外的人类都来执行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吗？何况，在同阶级内，资本家与资本家、工人与工人也充满斗争，甚至于更激烈，更你死我活；毛刘周朱陈林邓同属无产阶级，而且据说还都是“先进分子”哩；难道世界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还有比他们更烈的吗？再激烈也不过你死我活。再者，阶级斗争如果真像马列毛所说，是历史的原动力，那中国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应该成为世界上科学文化最先进、工业农业最发达、社会景象最繁荣、人民生活最幸福。。。。。。所有好事，在中国都是“最”才对；因为中国最讲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据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果饿死几千万人，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如果中国人住小洋楼、开小汽车，如果中国“总统”搞男女关系就被弹劾，而不是如今这般乌烟瘴气，无官不贪、无官不养二奶。。。。。。那才是最高指示英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句顶一万句；那才让“历史原动力”大显神灵呢！意犹未尽，后面还要细说。），最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孙先生当年“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放在今天看，社会主义或者“实亡”、或者“名存”，倒是证明他老先生真是先知先觉者。）
孙中山将人类求生存不可缺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资料，与“求生存”的欲望、要求看成是互为体用的“原动力”，这正是他的“民生史观”属于二元论或唯心论的实质所在。他不懂得阶级社会中的人，不仅是“群”，而且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不懂得社会基本矛盾。人与动物虽都有求生存的要求，但两者不能混同。人是通过生产流动获得生活资料的，这就有一个生产资料归哪一个阶级的掌握的问题。他不懂得（不是不懂得，而是不认同）生产决定生活（因为事实上正好相反，生产是由消费决定的！实业家不盯着消费而生产，就是盲目生产，就会亏本；农民不根据消费的需要来生产，就会应了那句谚语：“吃不穷，穿不穷 ，打算不到一世穷。” “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孙中山选集》，第825页）。如果不是为了生活，人类就会“决定”不生产了。因为人类对“生产” 并没有特殊的嗜好。须知，生产只是为生活服务的手段，生活才是目的。目的与手段，哪个更具有基础性呢？下面我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话：“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3页）”。“手段”需要唯“目的”的马首是瞻，手段的全部意义在于促成目的之实现。如果说生产决定生活，那就成了手段决定目的。），离开了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谈生活资料的“公平分配”，必然流于空想。（国父其实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要同时注重的”，应采取“分配公平方法”【注:《孙中山选集》，第860页】。）
黄列把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区别归结为三点：
1.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注6]由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因”，社会进化作为“果”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理论。[注7]其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在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仅仅同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近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确实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据我直观得知，每当发生阶级斗争出现，就是社会出了问题，出了毛病。在现实生活中，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在正常情况下，不仅是相安无事，而且总是阶级互助、友好合作的，只有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为富不仁，或者是农民工人刁钻奸猾，双方才会起摩擦，即发生阶级斗争。而斗争的结果，不管谁输谁赢，都是对社会发展起促退作用的，远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近至共产党统治大陆60多年，实事都是历历在目，在在如此的。总之是，在风平浪静的年代进步最快，阶级斗争激烈就带来灾难，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带来浩劫，以致社会濒于崩溃。难道竟会跳出一个社会的左愤，丧尽天良地诬指事实与此相反不成！至于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一般的病症，而是社会得了癌症，如果手术不及时，那就只死不活。事实昭然，无可反驳。就连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泽厚都曾反思道：“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见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原载《往事》第100期】）孙中山本人在进行民主革命时，也不自觉地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形式，以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显然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直接动力，它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可能作全面理解，他把它作为一种“病症”，说是“倒果为因”，这恰恰说明，孙中山是以”“互助”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互助与竞争都存在，但毕竟在比重上，互助对社会的进化作用要大得多。国父说：“ 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夫“主动力”者，主要之动力也。又说： “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孙中山选集》，156页】社会的进化既得益于互助，又得益于竞争，但毕竟以互助为主、为常态，这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群体、家庭、单位人们之间，要大力提倡团结，说“团结就是力量” 的原因 。）
2. 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孙中山过分强调社会分配的社会化，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资产阶级的中间剥削。在孙中山看来，剩余价值不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而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共同作出的贡献。他虽然认识到，“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注8]但是，他又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注9]这里，孙中山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混淆了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性。（什么叫做“混淆了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性”？简直不知所云。国父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评论是非常科学的，具有先见之明。他不仅指出各种有能力的人，如资本家、科学家、管理人员对创造剩余价值都有份，而且他还认为：工人仅仅生产了商品，而制造出来的这些商品还必须经过商人的销售，最后由消费者购买了之后，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商人的销售和消费者的购买，堆积在仓库里，最后商品只能变成废品，那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就是说，全社会每个商人、消费者，也都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他说：馬克思「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國父以為「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僅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0页】
1896 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中批驳了“剩余价值论”。庞巴维克是这样表述的：鲁宾逊漂流到孤岛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当时是用手抓鱼，一天能抓十斤鱼。鲁宾逊租了一张渔网给星期五，条件是捉到的鱼要平分。星期五用网一天能抓到100斤鱼。鲁宾逊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 斤。星期五说，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一百斤鱼都是我抓来的，是我创造的价值。你不劳而获，剥削了我的50斤鱼。鲁宾逊说，原来你一天只能抓到10斤鱼，现在用我的网，你一天得到了50斤鱼，这多出来的40斤正是我的网给你带来的，应该说是你剥削了我才对。
“剩余价值”的概念是由马克思生造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两个概念，再加上价值概念，推演出来的。但是，“资本”只能是可变的、可增殖的，如不可变，还叫“资本”吗？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实属无稽之谈。不言而喻，投入厂房、设备、原材料的资本，也是可变资本，也能带来剩余价值，如鲁宾逊的渔网。马克思制造的“价值”这个概念，也经不起推敲。比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因为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你怎样计算出产生它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呢？跟谁平均呢？无法算出平均劳动时间，怎样确定它的价值？这且不说，难道《资本论》的价值能用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吗？同样可以令人笑掉牙齿的是，你怎样确定齐白石画的那几只虾的价值？真假不必考证，据说有这么个笑话：齐白石要买白菜，对卖白菜的说：“我要买你这车白菜。”卖菜的把菜送到他家，齐白石拿出他画的白菜，说：“我用这张画儿换你这车白菜，怎么样？”“你说的倒便宜，一张白菜画儿就换一车真白菜！？”其实那张画远超出那车白菜的价钱。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演员在电视上做几秒钟的广告即可有巨额金钱的收入，这个价值怎么计算？
现在我们再来就者剩余价值的来源，用反证法来求证：如果“剩余价值”唯一地由工人创造，归功于工人，那么，资本要是经营亏本了呢？是否就是工人创造了负价值，因而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归罪于工人、而让其陪出亏损呢？可事实上决非如此。资本家宁可自己去跳楼，也没有哪位资本家叫工人去承担损失。当然，如果像现在的工人加入了股份，那他就当然要按股份承担利益或损害了。这样说下来，就足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既不通情、又不达理、漏洞百出了。
国父在民生主义中说：“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合理，我们可以用近来极赚钱的工业来证明。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福特汽车厂，那个厂极大，汽车的出品极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很销行的，该厂内每年所赚的钱有过万万。至于那个厂内制造和营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办事房，所有一切机器陈设都是很完备，都是很精致，很适合工人的卫生。工人在厂内做事，最劳动的工作，最久不过是做八点钟。至于工钱，虽极不关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钱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国钱便有十元；稍为重要的职员，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数。厂内除了给工人的工钱薪水以外，还设得有种种游戏场，供工人的娱乐；有医药卫生室，调治工人的疾病；开设得有学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并代全厂的工人保人寿险，工人死亡之后，遗族可以得保险费，又可以得抚恤金。说到这个厂所制出来的汽车的价格，这是大家买过汽车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车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车最多不过是值一千五百元。这种汽车价值虽然是很便宜，机器还是很坚固，最好的是能够走山路，虽使用极久还不至于坏。因为这个车厂的汽车有这样的价廉物美，所以风行全球。因为这种汽车销路极广，所以这个厂便发大财。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象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儿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
剩余价值一不是为工人所独创，二有不变资本参与，三不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四不是使无产阶级贫困化，五不是促使中产阶级消灭；而恰恰是与他所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一九七五年版）。资本家所以应该被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以要被消灭；在马克思看来，这实在是天公地道、天经地义。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反动逻辑！岂不知，正是这个“剩余价值”，用在扩大再生产上，发展科技、改进设备，促进了生产力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对社会作出丰厚的回报，使人类精神的、物质的、制度的文明蒸蒸日上；正是这个 “剩余价值”，用在纳税上和弘扬捐献文化上，巨额的社会财富使民富国强，打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梦呓。当年国父持“走着瞧”的态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他总是重事实、重试验，不像马克思总爱偏激、武断、走极端。于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事实已如板上钉钉，作出明确无误的回答。这便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情地碾碎了马克思螳臂当车的声嘶力竭。）
正由于孙中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所以他主张采取“分配公平方法”来解决民生问题。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他把“互助”作为人类文明进化之动力。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不推翻剥削制度，是不可能做到“分配公平”的。（现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国家政策、社会福利、工会维权等措施，尽量做到分配公平的。）
3. 关于如何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孙中山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斗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政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应；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注 11]他的结论是，“用马克思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他幻想以“民生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宣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一命题的是恩格斯。他的根据是，他和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并随后建立了剩余价值学说，由于这“两大发现”（恩格斯语）， 社会主义便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恩格斯的这一命题，前后惨遭两任中共领袖“否认”——
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加以推翻。他在《实践论》中说：“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仅如此，就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毛接下去进一步论断：“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这个说法提供一条什么逻辑呢？就是，当社会主义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马、恩和世界共产党就断然宣布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甚至“科学共产主义”；这和毛自己在大跃进年代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半点“科学”都没有，它的正面意义只是提供了“科学”和“鬼话”的鲜明对比！
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用具体事实加以推翻。“八九”民运之后，我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传达文件（？）批判赵紫阳的错误言论，作传达的人气急败坏地揭发道：“赵紫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难道真的说不清吗？”这时我们代表们都没有出现传达人所期待的同仇敌忾，而是面面相觑，互相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其中不乏省、地、县、乡各级的领导人和教授、专家、学者等等饱学之士）：“你能说清吗？”“我不能。”“你能说清吗？”“我也不能。”。。。。。。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搞了三十年“科学”社会主义！现在如梦初醒，“到底社会主义是什么玩意？”好吧！让我们来聆听传达人怎样界定“社会主义”吧！不期，仍是让我们扑了空。还是后来邓小平南巡时才亡羊补牢、后补出个说法。从此大家便奉为社会主义的经典定义。
在赵紫阳的话说过之后，发生了苏东剧变，共产主义腥风血雨的这一页历史，便被基本上给掀过去了。只有中国还在垂死挣扎，还在对马克思主义这匹马，“死马当做活马医”。被洗脑几十年才灌进去的那句谎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变成了一句主宾颠倒、冷嘲热讽的风凉话：“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让我们来看看，现在大肆鼓而噪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 、被剥光了外衣之后，倒是个什么东东？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用八个字把它们的外衣剥个精光，曰：“既不‘社会’也不‘民主’。”这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的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如下说明：（原文不长，晓畅易懂，另加解释都是多余的。）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见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原载《往事》第100期】。
毛泽东对“民生史观”采取的是敌对的态度；宣布“民生史观”为“唯心论或二元论”，就等于是置它于死地。本来，“唯心论或二元论”也没有什么不好，学术思想应该是多元的嘛！但在共产党的心目中是肃杀百家、独尊马列的。“唯心论或二元论”在学术上就是“错误”的代名词，而且划归“敌人”的范畴，称之为“死敌”、“大敌”。在毛泽东夸奖为“这个解说极好”的《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中，作者李达写道：“唯心论的唯理论，是辩证唯物论的死敌，我们固然要坚决地打击它；就是唯物论的唯理论，也是辩证唯物论的大敌，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过。”【该书61页】。）
毛泽东对“同唯心论搞统一战线”指责道：“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为批判《红楼梦研究》，《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人民日报》1967年5月27日）不过，搞统一战线就是甘心做俘虏吗？这是什么心态，又是什么逻辑？
二、 民生史观的基本定律
“民生史观”是国父创立的独树一帜的政治学、经济学之哲学原理。他在对第一次全国代表讲演时说：“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自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所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2页。）这是国父坚持“民为邦本”，终生关注民众疾苦，以解决民生问题、建立民生主义社会为三民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哲理依据。从哲理上着眼，他是紧紧地以唯物史观作为参照系，两相比较而立论的。民生史观是主体史观。所谓历史，它的精髓就是，从主体出发、通过主体、达到主体目的的实践过程；唯物史观是客体史观，见物不见人是其致命伤。
国父创立的民生史观，概观之，则为两条基本原理；准确地说则是，一条基本原理导致一条基本定律。
一条基本原理是：“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与这一原理相比较的，是要对照着说明：“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孙中山选集》，第812页。）
另一条是，由“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导致“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这一条是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集中体现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述上。国父评价道：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沒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5页。）
让我们来求证：人类求生存是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
对一个问题，不能凭空口武断就下结论，而是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认认真真进行论证。当静观构成社会的各种重大因素时，查明民生就是它们的中心、重心、重点；查明动观影响社会历史发展之原因、促进社会进化之动力、原动力、主动力者，也是这个民生。那么，民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动点——人类求生存的轨迹。就是说，如果逐条证实民生构成社会各因素的中心、重心、重点，又是构成社会进化之原因、之动力、原动力、主动力者，那么，人类求生存作为社会进化的定律，就可以获得肯定；这样，它作为挺拔的真理，将如同日月经天般地、恒久地照耀人间。
我们发现，关于民生史观的研究，只有在与唯物史观的相对照、相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泾清渭浊、经纬分明。现在，让我们条分缕析于下：
（一）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首先、解释名词
我们要首先明确一下概念，以免由于词义领会上的歧义，节外生枝，言不及义。
1、 民生
国父对“民生”下定义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802 页。）
“民生”是民生史观的核心概念，是国父领导革命的终极关怀；不似共产革命的最高和中心问题是夺取政权。跟着毛主席打江山、保江山，就是生命的最高价值；“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此乃唯物史观要解放全人类的真谛也。反观民生史观，它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它的真谛包括在三条基本内涵里：
一是：类的存在论。所谓“社会的生存”，国父解释道：“‘社会’两个字，就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个是指一种有组织之团体而言。”（《孙中山选集》，第617 页。） 这是指“生存”现存的层面而言的，如指继续“求生存”，那么，社会就是人类。因为，作为个体或有限的群体，在历史上总是短暂的，只有“类”才是持久的。所以他把人类求生存奉作社会进化的定律:“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孙中山选集》，第817页)
二是：谋生的方法论。对国民的生计，国父说：“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生计中的第一计，就是安排生产，这是不需要多高的智慧和多大的学问就可以做出的决断。可国父却针对马克思的庸见，别出新裁地说：“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孙中山选集》，第825页）。“由汉冶萍这一个公司的情形来说，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孙中山选集》，第825页)。有位学者问道：“他说民生消费是历史的中心。实业、生产当然要靠市场消费，但如果没有生产，又拿什么东西去消费呢？”（见《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可是，更应该提问：“如果没有消费呢？”答案就是：“那么，生产就没有动因了，就是说，打根就不会产生‘生产’的念头。”接着，我们再来探讨：“如果没有生产呢？” 答案是；“那么，消费就不能当中心了。正是因为有生产，生产围绕消费转，消费才成为中心。生产如果不围绕消费转，生产者的神经必定是出了毛病。是的，是出了 典型的“毛”病，毛泽东时代为生产而生产，为追求产值而生产，为填满仓库而积累，为积累而积累的倒行逆施，不是大发神经病吗？
三是：生活的本体论。国父最重视的就是群众的生命。那时候，中国人口有所减少，曾引起他对种族的生存，忧心忡忡。因为群众的生命是所有与人有关的万事万物的载体。有生命，一切才能谈起；如果没有了生命，宇宙的一切对于人就都成为“无“，江河空流，日月空转；个体、家庭、国家、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都免谈（包括我们正在谈兴正浓的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在“如果” 面前，也无从发生）；如此这般，宇宙啊宇宙，全都成了不可思议的漆黑一团。不！漆黑一团还意味着“有”，连漆黑一团都没有了。
宇宙之间，人为中心，生命为大；此乃国父民生史观基于博爱的胸怀、丰富的人性与唯物史观基于斗争哲学、大搞同类相残，把上层建筑——国家机器，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变为日夜轰鸣的绞肉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仅在土改中就杀了300百万地主。“好得很！”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9 页）这个论断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谎言，应该纠正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阻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从动机到效果，都使封建统治得以更新换代。作为制度，封建主义被挽救和强化了。因而，这个混战的过程和结果，就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受到了破坏，需经多少年的残喘之后才得以恢复。”
2、 中心、重心
一个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不均匀，所产生的合力作用点，叫做这个物体的重心。如果所受重力均匀，重心与中心就合二而一。中心是距边界等远的一点，如，三角形三个角的三条分角线相交于一点，这一点便是三角形的中心；三角形的三条中线相交于一点，这一点叫做三角形的重心。中心、重心，共同的意思是指事情的中心、重点或主要部分。在汉语词汇中还可以找到它们的近义词，如：关键、要领、要害、为本、为纲、重头文章、重头戏，等。
3、 人类求生存
人类求生存=愿望+行动，就是解决民生问题。
4、 社会进化
国父是进化论者，但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说:“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 “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孙中山选集》，第156页。)。人们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即：由物质、物种而入于人类时期——紫丹注)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孙中山选集》，第156页。)。 “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孙中山选集》，第365页。)。 “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 又，由于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故而，国父说：“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60页。)
5、 定律。
定律也叫定理，社会科学上的定理也叫规律或法则。规律的规范的表达式，是由“凡是。。。都必然。。。”组成的一组命题。命题有a原命题、b逆命题、c否命题和d逆否命题四种。a和d、b和c是同价命题，即同真伪。以本定律为例：a凡是人类求生存的活动，都必然促进社会的进化；b凡是促进社会进化的活动，都必然是人类求生存的活动；c凡不是人类求生存的活动，都必然不能促进社会的进化；d凡不能促进社会进化的活动，都必然不是人类求生存的活动。在几何学上证明“轨迹”的真伪，需从a（或d）和b（或c）来论证——a（或d）保证普遍必然性；b（或c）保证纯粹必然性。规律也是要从正反两面得到求证：a凡是人类求生存的活动，都必然促进社会的进化；c凡是不是人类求生存的活动，都必然不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论证命题为真时，方可得出结论：人类求生存必然促进社会进化，这是一坚定不移的定律。
6、 动力、主动力、原动力。
推动物体运动的力叫动力，如电力推动马达运转，如无电力马达将是一块死铁；如果几种动力组成合力、共同起作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个便是主动力；电力是带动马达运转的动力，水力发电的水力便成了动力的动力，名之曰：原动力。
7、 因、果 。
分开来说便是原因和结果；合起来是讲因果关系，即前因后果。虽然因果在时间上表现为前后关系，但许多有前后关系的事物并不都具有因果联系，例如兄弟，从称谓上讲，可以说因为出生在前、所以为兄，出生在后、所以为弟。但生兄（弟）并不是生弟（兄）的原因（结果）。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具有因果性。但一则，大都是一因数果、数因一果或数因数果，几无一因一果的情形；二则，虽然因果性到处存在，但它却隐藏在现象背后，没有直观性。所以往往很容易出现因果联系不对，甚或倒因为果。例如:“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孙中山选集》， 第819页) 再如，医学上有一项统计，证明睡眠时间少的人长寿。如果你把这当成一条因果律，为了长寿就故意少睡，那你就错了。因为又有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说明：精力充沛的健康人（因），睡眠时间少（果）；精力充沛的健康人（因），长寿（果）。这里出现一因二果。误将长寿归“因”于睡眠时间少，是将“二果” 错安成了“因果”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因果链条上，比如甲、乙、丙三事物，乙对于丙是因，而对于甲则是果。所以，是因、是果，一定要明确是对谁而言。
其次、名词界定后，再来求证：民生是历史的重心
国父在民生主义第一讲说：“近来美国有一位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马克思的主义。见得自己同门互相纷争，一定是马克思学说还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发表意见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要是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孙中山选集》，第825页）
1、 经济的中心
“数年前有一服从马克思主义之学者，研究社会问题 ，发现社会上之生计问题，与马克思学说有不符之点，于是提出疑义，逐条并举，…名之曰历史之社会观。其要点之大义有云：在今日社会进化中，其经济问题之产生与分配 ，悉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依归云云。”
“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产……第三是工业。”(《孙中山选集》，第841页。)
2、 政治的中心
“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孙中山选集》，第876页)。
“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无论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注:《孙中山选集》，第738页。)
3、 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对所谓“种种历史活动”，我这里只举卓荦大端、文武两种活动，即：军事和教育，以明之。
A 军事
军事既是国家重大活动，又是国家机器主要组织之一。解决民生问题怎么能体现也是军事活动的中心呢？国父说：“人类要解决生存，必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孙中山选集》，第693页)。“保”就是进行保卫，包括运用武装力量保卫和平生活和抵御外敌入侵。国父精神和事业的继承者蒋中正先生带领国民革命军戡平内乱，消灭军阀（包括共产党）的割据，以及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近代史上抵御外侮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使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并参与了创建联合国，中华民族真正站立起来了。可恨，由日本搭救了的共产党假日灭蒋、自己于深山养精蓄锐，乘两败俱伤、国军处于强弩之末，便如猛虎下山，疯狂地大摘胜利果实。一代民族英雄，败于发国难财的卖国贼之手，对于完成国父“人类要解决生存，必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的任务，卒致功败垂成，而为历史留下一声巨叹！从此，中国民众民生多难矣。
B 教育
在共产党篡政的1949年，我们学习唯物史观的第一课，就是“劳动创造了人”。劳动的内涵是不仅会使用工具，而且会制造工具，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问题是，“人”与“劳动”谁在先？既然是“劳动创造了人”，当然是劳动在先。但这就产生了悖论：劳动只能是人的劳动，难道没有人之前会有劳动吗？于是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个类人猿偶然间按着使用的目的，打磨了一块石头。他便第一个变成了人，别的类人猿学习他的动作，然后便学会了做人。可是，现在已经发现并非唯有人类会劳动，动物也不仅会利用工具，也会制造工具。看来，说“劳动创造了人”是说不过去的了。但从人学习劳动中，还可联想到，人还要学习不是劳动的劳动，例如采集果实等不用制造工具的求生存的活动，也是自幼学会的。还有，要学习风俗习惯、原始宗教等生活事宜。学习是人类得天独厚的本领。动物虽然也会制造工具，但它们不会学习，会的那点东西是它们的本能。制造工具对人来说也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人为万物之灵，就灵在会学。鸟有翅膀能高飞，人可以插翅高飞；鱼用鳔呼吸可以游水，人用肺呼吸也可以游水和潜水；嫦娥是神仙可以奔月，人同样能登上月球。孔夫子说：“学而时习之。” 正是把雏鸟起初练习学飞的动作取喻为“学习”的，而在真正的意义上会学习的只有人类。反过来说，人之所以能从生物体变成社会体，全凭着学习。因为有学就有教，所以说，教、学是双向同时并举的，普通的说法就是“教育” 。看来，人与动物本质的不同之点不在制造工具，而在教育，曰：“人是教育的产物。”也就是说教育（或说学习）就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
凡是有目的地教人求生存的活动，都是教育，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包括广义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的教育与狭义的正规与非正规的学校教育，都是贯彻这个中心目的的。如果说人类所有其他活动都是造就客体或兼及主体，那么，教育就是专门造就主体的实践活动。它以造就人的本质、增强人的主体性、为唯一的目的。这是比人类任何实践活动（包括所谓“生产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在内），都更基本的实践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教育；人类有多么永久教育就有多么永久；生活有多么广阔教育就有多么广阔。人是目的，充分地体现在教育中。教育使人在求生存的活动中增强主体意识及其权能，即，使人有主体意识、有权利、有能力要做主体、决不要做供别人驱使的客体，即便声称这种驱使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样伟大而崇高的目的，也不行。
教育如不以教人“以主体资格、求生存“为中心，就会走向反面：表现为一般错误，就是误人子弟；表现为邪恶就是教唆；表现为罪恶就是规定“阶级斗争是主课”、就是毒花青年的心灵、就是摧残人性、摧毁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权。
“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孙中山选集》，第810页。)国父批判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孙中山选集》，第812页）
（二） 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和原动力
关于这个原理，国父有下列诸论述：
“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0页) 生产，你不能说它不是动力，但民生才是动力背后的动力，即原动力。根据牛顿“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定理，把“马拉车”说成“车拉马”也可以，但究竟谁是发动力，谁是被带动的，这是不能颠倒的。
“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孙中山选集》，第830页。)。…“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孙中山选集》，第835 页。)
1912 年 10 月，国父在上海中 国社会党党员大会的演说中指出： “人类之在社会， 有疾苦幸福之不同， 生计实为主动力。 ”
“后达尔文而起之哲学家所发明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如其他之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孙中山选集》，第365页。)
“社会之所以有进化，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人类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页）
前面我提到的那位学者，对此，又评论道：“他说‘民生是一切社会变态的因’。那么它是不是果呢？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孙中山便说过，吃饭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中国人所以没有饭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不进步，其次就是由于外国经济的压迫’(《孙中山选集》，第847页。)。这里，孙中山已经将民生消费视作果，而将农业和其它问题视为因了。”这位先生是在因果链条上，用“乙是甲的果”，来否定“乙是丙的因”。他玩了个“偷换概念”的游戏。
国父说:“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讲演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斗争和工人痛苦，那些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孙中山选集》，第835—836页。)。
民生主義第二講又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的組織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甚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的痛苦，那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
所以国父说马克思是“倒果为因”。
李大钊也是“倒果为因”，他说: “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他没有想一想：如果不是为了民生，‘物质的生产力’本身，也就釜底抽薪、没有了动因。
当我们确认：民生是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的重心；是历史发展中归根结底的原因和原动力。这就确证了国父为我们揭示的那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
作为反面教材，我们再来系统地论述一番唯物史观，以便使这一人类求生存促进社会进化的定律，再进一步从反面得到证实。
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站不住脚
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作了最简要、最经典地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二卷第32-33页）
国父根据对欧战以后，马克思的信徒发生分裂，互相攻击和诋毁的观察，得出：“由于这些攻击诋毁，马克思的学说便发生了问题，就是物质到底是不是历史的重心呢？”
同理，马克思在中国的信徒毛泽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诋毁：“首先制造舆论（这是意识形态），夺取政权（这是上层
建筑），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这对于上层建筑叫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力叫生产关系），再大大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倒成为最后的果了），这是一般规律。（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规律，正好因果颠倒、大唱反调。）”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2页）他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他举例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发展起来。（把毛的表述换做唯物史观的术语，就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且慢！毛不是还说了一句‘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吗？这只是为了给洋祖宗面子和在党徒间寻找共同语言而谋求的妥协啊！明眼人一望而知，那是一句前不着边、后不着沿的空话！这个所谓“当然”，既没有任何例证、又没有任何逻辑的支持，全然一个空荡荡的“想当然” 嘛！）”（同上，第131-132页）
（一）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人类求生存创造社会存在
首先、“存在决定意识”作为命题是有可能的
说 “存在决定意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人类（意识）出现之前，大自然早已存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存在在先，意识在后；止此而已。在先的一定决定在后的，或翻过来说，在后的一定决定在先的。二者都找不到事实上的根据，逻辑上也推不出这个理。所以我说，“存在决定意识”作为命题，是有可能的；但作为定理，则是“待证”。
其次、决不能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如果说，大自然的存在发生在人的意识之先，那么，决不能说，社会存在也发生在社会意识之先。理由简单不过：世界上一秒钟也没存在过“没有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因为没有社会意识就不叫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反映、同时创造社会存在的。二者的关系是双向互建的。从哲学家康德到心理学家皮亚杰，对此先后作了逻辑的论证和多学科的实验。人化自然和自然化人，人化社会和社会化人，是互化、互建，而不是单向、片面谁决定、谁被决定的关系。如果硬要说“决定”，则宁可说：“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因为，大自然是自然的存在，你不能说是谁创造的；可是，社会可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具有意识的人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是意识指导下的产物。持唯物史观者——马克思辩解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年3月22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1卷，第585页)他说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好像这一说就“唯物”了。岂不知这样的条件，作为社会存在也是人创造的，不过这个“人”不是今人而是先人而已。如僵持说，先人碰到的也是既定的社会存在；那么，追究到底，仍是人创造历史。因为，从发生学上讲，人类求生存的活动与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同时发生的，并不存在一个时间差。
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最有力的反驳将是，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最终要落实到科学社会主义上。我们——今人，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都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那就奇怪了，远在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是凭什么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社意会识的产生呢？看来，这个号称为“科学”，是有些大言不惭的，说成是“胡诌”还差不离。只是，你胡诌不要紧，却使成亿的人做了实验品。
在《中国战略网》上，有一种言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论’、 ‘无产阶级专政’论，以及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进行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把人类社会引向了灾难，犯有反人类罪。”
我说，对马克思倒不必治罪。理由嘛，即如中国头号右派章伯钧说给宝贝女儿章诒和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的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史达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成了工具使用。”（《往事并不如烟》第324页）看来是冤有头、债有主，凡罪有应得者，都不可豁免。诚请读者，都来参加历史法庭的开庭审判。
（二）什么样的生产力，才能“决定”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来？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上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由生产力决定出来的？是社会主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东欧？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不是。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说苏联、中国等国是由于生产力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进入社会主义不够格，有违马克思的科学论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么说的，现在的经济政策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那么，让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如何？说实在话，如果真的让美国搞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敢冒充预言家说一句：美国经济不彻底崩溃算我眼瞎。这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铁则呢。
“为什么蒙古和中亚西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被毛泽东捧为哲学界的鲁迅的李达，自问自答道：“落后的游牧制度的民族，要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地转向于社会主义，其主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后，立即实行了民族殖民地的革命，首先帮助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推翻各民族内的压迫者，在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各民族结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次，援助蒙古人民，推翻自己的压迫者，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援助，落后民族的人民，便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走向与社会主义了。”（《实践论 矛盾论 解说》第308页）
这哪里是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连生产力的边都不沾，纯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生产关系。按马克思主义的铁则，应该是英、美这些国家消灭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怎么竟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了70年，又转变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至于在中国，当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时候，祖国还必须答应保证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50年不变。港澳人民阶级觉悟实在低到不可救药的程度，竟然不欢迎“解放”。这就暴露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纯属臆造。这是拉历史倒车的反动政客的痴心妄想，主观上想什么、想得不可抑止时，就越宣布它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我联系到当初学的那“五种社会形态”依次出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是胡扯。你忖一忖：每当毛泽东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什么就成了规律，越是在他强调 “唯物论”的时候，就越是是要撒弥天大谎。空口无凭，大跃进为证。人们不禁要问：是唯物论者都要撒谎？还是唯物论者被共产党逼良为娼？
其次、生产力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对 “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和“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等观点，前面已作了否定的论证。并充分地确证，不是生产力而是民生、人类求生存 ，才是历史的出发点、基础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因为人类对“生产” 并没有特殊的嗜好。生产只是为民生服务的手段，民生才是目的。目的与手段，哪个更具有基础性呢？下面我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话：“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3页）”。“手段”需要唯“目的”的马首是瞻，手段的全部意义在于促成目的之实现。
下面的两段话，如果不是马、恩说的，而是孙先生说的，读者一定会认为这是在解说民生史观，论证：历史是人类为了求生存而进行的活动。
“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P118-119）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 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所以，把马、恩说的关于“物质”、“生产力”的话，归给“民生”，在理论上就成为正确的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
孙先生变成马克思了！马克思却变成了黑格尔；
马克思让黑格尔的辩证法翻了个跟头，把头脚颠倒了过来；孙先生也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翻了个跟头，把头脚也颠倒了过来：——
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过来；
把重心（中心）和旁心颠倒了过来；
把原动力和动力、主动力和助动力、动力和机器颠倒了过来；
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过来；
好一个唯物史观！一个跟头翻过来就变成了民生史观。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四、1957年右派的大鸣大放
对当代的现实问题也好，学术问题也好，如果没有右派的百家争鸣，那就只剩下一片高分贝的言必称马列的震耳嚎叫，在中国的认识史上就出现了权力与谬论齐舞，漆黑同雪白一色，那样一种假恶丑飞扬跋扈、真善美万马齐喑的可悲时代。虽然鸣放的代价是惨重的，但证明，不屈的中华民族既能产生出大义凛然、辛亥革命的英雄秋瑾们，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出大鸣大放的、舍生取义的英雄林昭们。他们的右派言论阐明了时代的真理。
林昭的英雄精神，光照日月，是狗熊辈出时代稀有的英雄。她出生于革命家庭，舅舅许金元是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林昭曾在狱中做《家祭》祭奠舅舅：“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这带血的哭诉，既奠基了她为实现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的舅舅，又控诉了所有像舅舅那样激情、狂热、盲目的几代青年，使自己的生命因献给按唯物史观建立起的血腥无产阶级专政，而轻于鸿毛。
另一位林昭似的女英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判刑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服法，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书写咒骂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 分子……”（判决词）死得明白坦然，没一点畏惧怯懦，正如一位难友写的绝命诗：明知虎豹伤人骨，敢死才上断头台。屠夫纵有刀千把，亿万英雄自会来。她从哪来的这般大智、大仁、大勇呢？自答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
冯元春把共产党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上说就是“唯物史观”，批得一无是处，宣布了它只配被彻底打倒。
1．冯元春说：“土地改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2．冯元春说，“根据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还有， “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们，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冯元春说，“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⑴、反党；⑵、上书30万言；⑶、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胡风上书30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4．冯元春说，“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5．冯元春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6．冯元春说：“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
7．冯元春说：“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姓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铁流：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冯元春- 国家历史- 凤凰论坛）
罗隆基在《新月》 月刊（第3卷第1号）上发表了《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 批评》，他引用一位英国教授的话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然后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经济理论、革命策略、理想社会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举出一些统计数字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点是不正确的： “共产派的人或者要举出钢铁大王， 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班人来做‘富者愈富’的证据。然贫者愈贫，的确不是美国的事实。”总括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的理论已成过时黄花，然而他在社会革命运动上的贡献，是功德无量。”
他1932年出版的政治论文《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中说：
“国家是种工具，这点我们与共产党的意见是相同的。不过共产党认为它为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我们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具。”他认为，要解救中国于苦难，共产党的做法与此目的正相违背：
“救国可以，救国的方法，不能与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违背。”
徐璋本是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之一。国内思想家谢泳评论说：“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与钱学森具有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徐璋本认为，第一，马克思覑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覑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作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於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於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是出於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於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於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彩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
一反当时盛行的“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垂死”的说法，章伯钧传达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时，说道：“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
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是有活力的。为什么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员，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是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章诒和：《顺长江 水流残月》）
章诒和问著名右派、老诗人聂绀弩：“聂伯伯，你读《资本论》十七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这个不高不低的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第323 页）
针对大历史学家雷海宗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的解释，有人批判他的右派言论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像雷海宗说的那样，根本不是科学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那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都是盲目的冲动、都是瞎胡闹了。这也许就是雷海宗提出他的荒谬理论的真实企图吧！”（《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这里只需反问一句：“难道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不都是盲目的冲动、不都是瞎胡闹吗？”
五、两种“史观”在中国的命运
（一）被颠倒的史观就决定了被颠倒的历史
首先，让我们宣布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6 页）
于是，大陆的历史，不管是古代史、现代史，通史、断代史，国史、党史、世界史，所有历史就都统统成了阶级斗争史，文革时又都统统成为儒法斗争史。史学家秉承当今“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圣训，把历史给颠倒得一塌糊涂，想从中找到一句真话，都如“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作为举例，小事不说，远去了的不提。单提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反抗外敌入侵的、我们这一代老人还记忆犹新的抗日战争史。但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据有研究者估计，两岸华人中却只有可怜的区区5%，而95%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共产党灌输给大陆民众的是，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不抗战，直到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他才跑下山来摘桃子。中共一贯地一口咬定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四十二集电视文献片《一寸河山一寸血》里用事实揭穿：中共怎么可能是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呢？军事常识告诉我们，像日本这样集结上百万精锐之师的疯狂侵略，中国长达八年的浴血之战，怎么可能靠少量骚扰性的游击战取得胜利呢？更何况抗日对中共将领就意味着犯路线错误呢？国民党发动了22场大会战，1117场中型战役，38931起小型战斗，有多少是共产党参与的呢？为何共产党的将官只有左权一人牺牲，而国民党牺牲的将官却多达254位呢？大陆发行的电影《台儿庄大血战》中都有蒋介石英勇奋战、不畏牺牲，指挥抗战的场面。这时毛泽东却正钻在窑洞里策划着窃国篡权的阴谋。
我说他颠倒历史，是指他不是把负数说成是零，而是把负数说成正数、正数说成负数。本来是自己不抗日、破坏抗日（让日本多占地），发展实力、扩展地盘，甚至于与日本勾搭、借日灭蒋，还在根据地干伤天害理、绝种灭族地搞种鸦片大生产运动。自知理亏，少说为佳。可不！在国军保护下，毛泽东研究哲学、发表演说，通过整风内争私权、外争党权，深山养精蓄锐、专等着抢摘胜利果实。而中共的历史记载和宣传却正好是把事实整个地颠倒了个过儿。
有一位自认公平对事的知识分子说：“你说蒋介石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可以，这是事实。但你要说他不抗日，我不信。”你听了这话有何感想呢？只能说你对共产党颠倒了的事实，几乎是很难还原真相、还人清白的。这就是群众说的：“染缸里退不出白布”。
天下有大勇者，辛灏年先生偏不信邪，他定要从染缸里退出白布来。《谁是新中国》就是一部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回来的中国现代史。他的“历史”成绩，不仅表现在对留学生们和广大的华人进行了启蒙，让他们得知历史真相，也使被共产党吓破胆的史学家，只要他不愚、不顽，一旦良知发现，要学董狐作“良史”（孔子语）；《谁是新中国》就是一个可资效仿的、旗帜鲜明的楷模。
（二）历史观决定现实观
首先、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在于，一是拉历史的后腿；二是开历史的倒车。
大陆贯彻唯物史观，社会一天一天烂下去，反动、空想的社会主义变为恐怖与贫困的农业社会主义。
A、开历史的倒车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化为“领袖集团专政”：“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21页）毛泽东又把它变为个人的“全面专政”（单从字眼上，无法理解 “全面”；看社会实践便可得知，所谓“全面”是指除毛泽东以外的一切人和事，都是专政的对象。）这个倒车一家伙开到原始社会，也叫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是杀俘虏的，后来留下俘虏当奴隶，就进到奴隶社会了。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下毛泽东眼中“俘虏”概念的外延：中华民国留下的全部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党政军警分子，还有，谁也没有想到的共产党内改正“错误路线”、投降“正确路线”的分子如张闻天、李立三。。。。。。都被分批分期地大量杀伤。这是保持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杀俘虏”的特征；至于人民公社，就更像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了。然后与时俱进，就进到了奴隶社会：工人成工奴、农民成农奴、幸存的俘虏成为劳改犯或被管制分子，更是带着镣铐叮当作响的罪奴。
B、拉社会的后腿
反正共产党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我们总是控诉、就与祥林嫂同命运了。现在谈谈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拉着社会的后腿往回拉的。我们不说，由他们自己亲口不打自招，虽然是轻描淡写，但已可以略窥一斑。
薄一波后来谈了三条“缺点和偏差”: 第一,“由一家一户的核算改为全行业统一核算,实际上把注意精打 细算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吃‘大锅饭’体系;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的利润所得同企业脱钩,使资本家不关心原来企业的经营好坏了。这些缺点,从 长远看对生产力发展不利,而且也是一个短时期内发生随意并厂并店,拆 毁厂房铺面,丢弃原有设备而造成损失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假使 当时不搞得那样匆忙,多花一点时间探讨社会主义改造的多种形式,情况 可能会要好些。” 第二,“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从‘高潮’开始,党中央就明确宣布:公私合营之后,对原企业私方在职人员实行包 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合营之后的 公私关系,薄一波说:“少数公方代表态度生硬,缺乏协商精神,认为和 私方人员商量不出什么名堂,分了工也负不了责,对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 也往往是置之不理。私方人员中,尤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中,有不少 能干的人,他们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本领。对他们弃置不用,对发 展经济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第三, 由于在“高潮”中对小业主,小商小贩的处理意见不明确, “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按行业卷入了公 私合营,拿了很少的定息,没有想到,他们从此就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 不少人在后来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吃了不少 苦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0～432 页）
李锐总结历史教训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都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这位号称马列主义理论专家、能成段地引用列宁著作的戈尔巴乔夫，却是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
其次、民生史观的历史功能在于推动社会进化。
以蒋经国施政为例，说明，贯彻民生史观，台湾一天一天好起来，卒致人民富强康乐，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
为什么偏偏是以蒋经国为例呢？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早已深入骨髓，超过大陆上任何一个马列痞子，所以他弃绝“唯物”、拥抱“民生”，就是最有头脑的选择；就向世人表明，马列主义比敝屣还无用、比病毒还恶毒。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评价道：“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适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
蒋经国重用经济技术专业人才，全力推动岛内经济建设，例如“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等，使台湾“赢得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美誉；从1951-1988年 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虽然世界上只有26个国家与台湾有邦交，但台湾人却依然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
“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 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 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蒋经国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台湾在蒋氏父子经营下实现腾飞，成为中国人眼里的天堂。现在的台湾正进入第三个50年，享受现代文明的台湾终于行走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上。 当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结成的中国官商利益联盟，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制造出一个暴力恐怖笼罩的喝血社会时，今日之台湾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 《蒋经国：从强人到伟人》杜君立 撰稿）
（三）现实预示未来
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人们并没有捕捉到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要求具备充分条件；但根据社会进化的定律却可以断定：未来绝不会是什么模样。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具备必要条件即可。据此，我个人认为，未来绝不会出现一个地狱般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体现了人类写历史的重大价值。无论个人、国家、民族、群体、人类，都会和必然会犯错误。所谓“避免错误”是指一种可能性，而小错误连避免的可能性都没有；有可能避免的只是后果最严重的错误，如世界大战，如追求社会主义乌托邦。特别是后者，带给人类精神的和生命财产的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
如果谁还要执迷不悟，硬要“把死马当做活马医”，千方百计来修补马列主义，那问题的严重性就不止是“缘木求鱼”了。“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患”；而搞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本质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就要使上亿的生命沦为牺牲品，而幸存下来的人又是生不如死。。。。。。这是人类再也付不起的沉重代价啊！人类怎能不汲取如此重大的历史教训呢？
树立科学的民生史观，绝非书生空议论。从积极方面，它会引出造福社会的实践效果；从消极方面，它可避免由于贯彻唯物史观而导致的社会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