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创始人列宁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苏维埃的中译是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一个固定不变的核心导演的以一致举手通过为特色的橡皮图章制度。事实表明，在现今世界，是不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专制的一个标志，不管其社会主义前面加什么修饰语。卡扎菲坚持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也是一样。
人民代表大会：卡扎菲的一言堂
卡扎菲统治利比亚四十多年，政变上台时，全国人口为二百多万，现在六百多万，从来没有举行过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全民投票，也没有成文的《宪法》。行政机构，甚至国名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是卡扎菲的领袖地位。在首都，每年都举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数众多，规模超过中国北京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我们住处附近的店铺有的只开半天，半天关门去开会。国家电视台转播全国人大会实况，卡扎菲尽管没有人大的职位，却可以在会上随意发言，不用讲稿，每次动则两三个小时。他二○○九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九十多分钟的讲话只是锋芒初现。人大会只是讨论会，中央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和国家政策都是卡扎菲及其亲信说了算。
我看过卡扎菲一九九一年在人代会上讲话的英文摘译稿，印象是他能言善辩，却多信口开河。我还记得一些他对民众抱怨的回应。有人批评政府不重视畜牧业，在宰牲节不能供应足够的活羊。老卡回答，不是政府无能，而是牧民钱多了，养的羊都不够自己吃了，他应许今后进口更多活羊。对有人抱怨在利比亚银行兑换美元难的问题，老卡反问，为什么要换美元？全世界都应该用利比亚第纳尔（利币），它是最可靠的货币。还煞有介事地要求在座的中央银行行长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利比亚当局在国际压力和反抗军的抗争下，答应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选举，条件是，必须在卡扎菲领导下，一副「没有卡扎菲就没有新利比亚」的强硬。近日，态度有所软化，表示卡扎菲的去留也可以由人民投票决定。但反对派不会轻易相信，因为卡扎菲在联合国禁飞令通过之前，兵临班加西城下，曾放言，必将逐街逐户毫不留情地追杀一切反对者。
严格的外汇管制
卡扎菲在人大会上忽悠国民不要去银行兑换美元，私下里却秘密地把卖石油的钱存入自己在外国银行的帐户。这次仅被美国和英国冻结的资产就有数百亿美元。有美国媒体建议，将其用来资助反抗军。与目前的中国不同，卡扎菲刻意抬高本国货币的币值。按照官价，那时一个利比亚第纳尔等于三美元，但黑市是一比一。在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的突尼斯一方，有很多倒汇的人在公路旁晃着突尼斯和利比亚的第纳尔，兑换比例按美元黑市价，一美元换一利比亚第纳尔，再折成突尼斯第纳尔。可见利比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仅为其官方汇率的三分之一。外国驻利比亚机构也不信任利比亚的银行系统，宁可把钱存在欧洲岛国马尔他的银行，我在马尔他银行办事就碰到过菲律宾驻利比亚大使在等候服务。
官方对游客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入境旅客必须以官价，按停留天数兑换相应的利比亚第纳尔，出境时要查验所带外汇及黄金首饰等。有中国工人抱怨，曾在机场被查出携带超量的金项炼而被海关没收。我们住所维修的来自查德及苏丹等国的外籍劳工也说，有工人将辛苦赚的钱换成几千美元，要带回家乡，却在机场被利比亚海关查出没收，近一年的劳动付之东流。
人也是用脚投票的。越是有很多人愿意驻足的地方，就越是好地方。论自然风光和资源，利比亚得天独厚，但在卡扎菲统治下却是个外国人不愿涉足的地方，旅游业几乎荡然无存，服务业水准低下，首都没有公共交通系统，沿海滨不时可以看到胡乱倾倒的垃圾废物。
甚至以敢到海外闯天下闻名的温州人，误入当时的利比亚后，也逃之唯恐不及。曾有两名陌生年轻人来敲我们的门求助。他们是温州人，不仅不懂阿语，英语也很烂，却一心要出国。他们在北京得知办利比亚签证最容易，又查过资料得知利比亚是产油国，很富有，但缺劳力，就希望来打工挣钱。一进利比亚海关就傻了，仅按官价兑换第纳尔就用去他们带出美元的一大半。因为语言不通，被计程车司机带到中国人的建筑工地，又被转到中国使馆。使馆的人说，他们不管中国的自费游客。他们就来向我们求助。
因不忍看同胞流落街头，我们决定私下帮一把。他们说，无论如何不回中国，希望先飞罗马，因为有亲戚在那里。他们剩的钱只够卖机票的了，保证只要能让他们登上去罗马的外国航班就行。那时，在利比亚所有的欧洲航空公司，买机票都要经济担保。我们却帮他们买到义大利航空公司飞罗马的机票，贿赂了开票的雇员一瓶上等进口威士忌酒。那时，持因私护照在利比亚的中国人很少，我只见过一两个自行与利比亚医院签约的中国护士，当时利比亚没有一间中餐馆，来访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因公出差。
国有化经济的困境
与世上一切专制社会主义一样，卡扎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是经济国有化，国营商店货品短缺，小商贩受到限制。的黎波里市中心的绿色广场旁边有个很大的商贸区，店铺林立，有传统的手工艺品、服装百货等。也有街边摊，卖些土特产，很有阿拉伯特色。我们有时也去逛街。一次，突然有人群喊叫奔跑，街边小贩纷纷收摊四散而逃。接着看到几个没抢没棒，也没有穿警服的人横行街上，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百姓，可能是利比亚城管。他们走后，小贩们没有立即再回来摆摊。不像我们此后在莫斯科时，只有穿制服的警察会干预街边小贩，小贩们只是将货品收入旅行袋，背转身，等警察走后，继续售卖。
利比亚的国营超市是统一编号统一设计的，一般是四到五层大楼，各层售卖部的规格相同，都有很大的停车场。但店里货品却不丰富，有的货架是空的，根本没法与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美元商店相比。但面粉、白糖、食用油等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没有短缺。我和同事曾在国营超市看到有品质不错的义大利进口皮鞋，折算美元很划算。我们选好了几双，有人想给在大陆的太太孩子买。但交钱时却被告知，无论大小鞋，一个人一次只能买一双，限量供应。而在私人店铺，进口皮鞋品种繁多，但价格高一两倍。
那时，卡扎菲已开始放松对市场的控制，提出的口号是要合伙制，不要剥削，允许私人开店，但留了个社会主义尾巴，不准剥削也就是不能雇人经营，只能合伙开店。私人商店货品种类多，服务好，但价钱比国营店要高很多。我们有时也会去国营市场卖新鲜牛羊肉。
一天上午，我们去买牛羊肉，挺大的室内市场，柜台里是当天运来的牛羊肉，柜台外是一个个长队。有点像七十年代北京西单商场中国新年前排队买年货的景况，找队尾都有点难度。但有的队并不长，我们不知状况，排在后面，轮到时才知道，那是专门为妇女服务的柜台，男人一律不卖。我们这才注意到，排队是分男女的。卖场里男人居多，基本上没有年轻妇女，家庭主妇有的穿着不太干净的盖头白色阿拉伯袍，有人用嘴咬着盖头的边，以免脱落。一看就知道，是属于收入不高的平民阶层。我们想再排另一队，但那时，好部位的肉已经卖光，排队的人渐渐散去。售货员说，明天才有新货来，那时还不到中午。尽管在私营肉店，随时都有新鲜牛羊肉供应，价钱比国营店贵两三倍，但一般人还是宁可到国营店排队。
官场腐败严重
利比亚的腐败尽人皆知，中国公司的经理常抱怨利比亚官员敲诈勒索。法定外国公司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当地人，可这些人除方便中国公司与当地政府打交道外，基本上只拿钱不上班。我听有中国经理说，因为公司没有钱，不能像其别国的公司那样送汽车给利比亚官员，因此拿不到利润丰厚的项目。利比亚官员不讲信用，拖欠工程款是家常便饭，完工后能拿到百分之七十的合同款就不错了。有一家个体承包的中国工程公司老板说，他一般只能按时拿到工程款的百分之五十，要不是中国工人工资低，他很难维持。不过利比亚毕竟有石油美元并不赖帐，因此还是有众多外国公司前来。
我们的办公处及住所座落在首都近郊海滨富人区，是有院子的三层双姊妹楼，房屋占地大概有七八百平米。按美国标准，要值几百万美元。房主是利比亚中央政府的一个局长，政变时是支持卡扎菲的学生领袖，房子是政府免费分给他的。房主除了谈合同收房租，很少露面，房屋维护由一个懂外语的房东代理负责。房主另有多少住房不得而知。仅这一处，每年的房租就要八万美元，必须一次交清三年的，只收美元现金。我亲眼看到房主一个人开着进口吉普车，将二十四万美元现金（整整一公文箱）装进一个塑胶袋，扔在车后座上，扬长而去。这只是卡扎菲慷国家之慨给予官员特权的冰山一角。
中国那时每年向利比亚出口几万吨大米，中国公司为此要支出上万美元贿赂利比亚主管进口的官员。我们就曾代办过一批价值数千美元的进口大萤幕彩色电视机和身历声音响等高档家电。到货当天，有卡车傍晚来，将其全部拉走。同事告诉我，那是中国公司送给利比亚进口公司高官个人的，他们特意在晚上拉走，是为避人耳目。我们从瑞典进口一辆富豪轿车，提货时发现，身历声音响被拆除。因为有运输保险，凭利比亚海关出具的丢失证明，瑞典厂家给我们邮寄来一套新的。原来的音响肯定安在了某位利比亚海关人员的汽车上。
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中方曾邀请利比亚石油高官访问中国大陆，他们派出四人代表团，部长和副部长，一位局长和一名翻译。在北京，他们会见完中方高层，中方精心计画安排他们此后几天参观北京故宫和长城。但部长说，有公事必须去泰国，立即离开了。第二天，副部长说，有事去香港，也走了。结果只有局长和翻译两人成了到过长城的好汉。可见利比亚高官文化素质之低，享乐主义之盛。
贫富差距巨大
利比亚的石油收入每年超过数百亿美元，人口五六百万，人均年收入却与只有四十万人口，资源贫乏的地中海岛国马尔他相差不多。但与马尔他相比，利比亚在开放程度、国家治理、人民生活等方面相比都是等而下之的。利比亚落后在于实行卡扎菲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曾多次到马尔他出差，那里海滨石头居多，没有利比亚那样绵长的金色或银色沙滩。但马尔他旅游业发达，服务一流，我什至碰到有台湾夫妇陪同儿子在马尔他留学，因为马尔他是天主教国家，他们不担心孩子学坏。那里的中国商务官员说，中国公司在马尔他请客要特别小心，当地高级官员不会出席公司宴请，怕被检举受贿。在马尔他，我没看到有利比亚那样的贫民区。
在利比亚，贫富差别非常明显。在海边的垃圾堆里，常都有人在捡破烂，与中国不同的是，利比亚穷人是开着汽车捡破烂。我曾经停下车，想拍下这一场景，却被路人拦阻，就像中国文革时，有人不准外国人拍有损国格的照片一样。街上跑的车也是分辨贫富的标志。与突尼斯比，利比亚街上跑的高级进口轿车要多得多。但也有很破的车。
我们的阔房东每次来都换车，这次开宾士，下次开吉普。而穷人开的车，有的破得令人难以想像。我们大门的自动锁和对讲机坏了，房东代理找来个修理工，这个年轻人很勤奋，跑上跑下忙了好一阵，换了新的。我送他出门，看到他开的车其破无比：车门摇摇欲坠，车灯残破不全，而且他根本不用车钥匙，只是像偷车贼那样，把两根电线搭几下，打着火，排气管黑烟滚滚。我问他能开走吗？他做了个ＯＫ手势。那车说不定是从堆积报废车的垃圾场捡来的。任何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都不可能允许这样既危险又污染的破车在街上跑。
我的同事开车被一辆违规车追尾，肇事司机不愿惊动警察，被带到办公室私了。他拿出证件说自己是退伍军人，还没有工作，既没保险，也没钱。最后只好让他写下字据，证明责任全在他了事。当时利比亚，一般工人月收入大概两三百第纳尔，官价折六百到九百美元，但实际购买力仅二三百美元，每月做饭吃一个人要三十到五十第纳尔，一家如有两三口人，仅能糊口。近日在电视里，看到一位利比亚的班加西人抱怨，每月工资三百第纳尔，生活艰难。工资二十年不变，难以想像。
利比亚与所有专制国家一样，表面上社会治安不错。但因为贫富差距大，不乏专门针对外国人的盗贼，警方对此放任不管。中国公司的营地常有盗贼光顾，不得不养猛犬防备。但是，狗会在夜间被人毒死，铁栅栏也常常被剪开缺口。我的一个同事因车祸，把辆旧丰田轿车开到沟里。他弃车回办公室求助，再回到现场，车里的音响和能用的部件全被拆走，本来可以修好的车，只剩下一个空壳。
结语：卡扎菲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
在利比亚，我接触比较多的当地人是房东代理。他个子不高，微胖，会讲英语和义大利语，卡扎菲上台前是外国石油公司雇员，公司国有化后没被聘用，算是经历过新旧制度的明白人。他对房主毕恭毕敬，与官架子十足的房主相比，一副落魄管家的样子。房子如有问题，他随叫随到，当然每次一定要给他啤酒喝。与他聊天，我发现他心怀牢骚，爱夸耀自己当年的风光，以及他的外语能力和见识。我问他，卡扎菲不是很好吗？老百姓不是都拥护他吗？他小声回答说，你们不知道，那些反对卡扎菲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弄到秘密的地方处死，因此没人敢说卡扎菲的坏话。
我想，这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房东代理如果现在还住在的黎波里，可能也会参加今年二到三月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游行，因为他属于卡扎菲上台后，失去尊严和富足的利比亚人。其实，利比亚很多百姓都很淳朴敬虔。在高速公路旁，常可见有人停下车，在路边铺块小毯子跪地祷告。车抛锚，也会有人主动来提供帮助。我们的车曾陷在沙漠边缘，动弹不得，村里的人开着拖拉机来解救，事后分文不取，我们从汽车答录机里拿出自己听的中文歌曲磁带送给他们，他们欣然接受。
利比亚不缺资源，也不缺良善传统。只是长期在革命领袖卡扎菲领导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苦无处诉而已。这次有了邻国的榜样，班加西人面对武力镇压起兵造反，并获得联合国决议的保护，这是卡扎菲咎由自取。
尽管如此，利比亚人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与二十年前比，卡扎菲的八个子女已经羽翼丰满，四十多年造就的世袭利益集团日渐强大，他们一定会与卡扎菲同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亚已经变了，利比亚人开始公开对卡扎菲的社会主义说「不」了。今后无论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卡扎菲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灭亡的命运已不可逆转，就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