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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对何清涟文章的批评

作者:

的看法,起的是误导作用。

先讲我对当代革命的看法。

1974年,浙江老百姓几次一哄而起,街上人山人海,反对翁森鹤张
永生(后台是王洪文江青)民兵指挥部的暴力统治,我当时敏锐地看
到,共产党专制国家,在极权专制全面专政条件下,很难搞反对共产
党的反对派组织,然后由反对派组织来领导革命。因为极权专制无处
不在,很快会取缔反对派组织,或者渗透反对派组织,使之变质,变
成当局的御用组织。因此,共产党国家未来的变革,将会采取此种类
似浙江老百姓反对新官僚的突发形式。

因此,我在这以后文章,包括1975年在南京市中心张贴的大字报
中,强调未来中国的民主变革,将会采取类似浙江的这种突发事件的
形式。并且在以后对朋友,尤其对79民运的朋友反复讲述我的这些
看法。

那时不久以后发生的1976年的四五运动,首次初步证实了我的这个
看法。

1981年再次入狱后,我在狱中写了长篇文章《批判四个坚持》,在
文章之后,有两个短文,其中一个短文强调,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年之内,必定发生类似波兰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和动荡。

89民运,以及后来的东欧苏联革命,现在的阿拉伯革命,国内的一
次又一次突发性抗争,都一再证明了我的这个预言。证明现代极权专
制国家的民主革命,是在没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一哄而起闹革命。

多少年来,尤其到海外以后,我一直强调,极权专制国家的民主革
命,是突发的庆典式革命。

但因为我内心不死心,还想再试验努力,试试以组织形式组织革命,
同时也验证我自己的看法究竟对不对,因此到海外以后,我在陈述我
的观点我的预见的同时,仍然反复进行了组织试验,可是,无一例
外,无法成功。又从反面证实了我的看法。

所以,我对一些朋友再三强调:一讲到革命,就马上想到搞组织,完
全是孙中山毛泽东时代的陈旧思维。

根据阿拉伯经验,当代革命是一哄而起的革命,这种革命,可以使用
互联网作工具。从事当代革命,应该着重利用互联网这个现代工具,
去说明道理,阐述理论,改变舆论,及到最后,发起革命。从事当代
革命,不是着重网路和舆论,而是坚持陈旧的观念,着重去搞极权专
制条件下几乎无法搞成的革命政党,方向或重点,完全错误。

所以,到海外十多年,我一直着重的是互联网。

另外,当代这种突发性一哄而起的革命,有一个特点,它往往是在当
权者,专家学者,甚至几乎所有的人,估计革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发
生的。所以才成为突发性革命。能够预见革命即将到来的人,寥寥无
几。

不过,现在的中国大陆,经过这一次对韩寒文章的批判,民众一边倒
主张革命,民众实际上已经做好革命的准备,至少是思想上舆论上已
经做好这个准备,今后的事情,是等待合适机会,或者创造合适机会
的问题。

何清涟女士说中国民众还没有做好革命准备,这个判断,有点离谱。

至于革命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不取决于反对派,而是取决于当权
者是否采用大规模暴力镇压。而当权者是否采取大规模暴力镇压,这
中间,不可预测因素太多,预测有相当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何清涟
女士要求反对派做出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去询问或者研究独裁者会不
会大规模镇压,这种要求,不合情理、不合逻辑。

根据我的研究,尤其茉莉花革命以后最近一年的研究,我的初步结
论,中国的革命将基本上是和平的庆典式革命,走暴力革命道路的可
能性相当小。

这是因为,极权专制大规模的暴力镇压,需要几个条件:

1、专制者极度残忍,并且极端顽固坚决。

2、主张镇压的专制者掌控绝对权力,统治阵营的分裂不大,或者虽
有分裂,反对者力量不足,或者虽有力量,却像赵紫阳那样不敢反
抗。

3、军队为专制者绝对控制。这种控制,需要:

1)、独裁者对军队的绝对权威;或者

2)、军队由独裁者家族控制。包括家族雇佣雇佣军。如利比亚,叙
利亚军队的独裁者家族控制。

只要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任何一条,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就不可能。

突尼斯,埃及不完全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所以独裁者只能下台。

而在邓小平以后,在中国,第二、第三条,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第
一条是否继续存在,也大有疑问,至少,现在控制权力的那些人,除
个别外,一般不敢像邓小平那样残暴坚决实行镇压。

而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特大规模,例如一百万人以上的上
街抗议,则统治者内部和军队内部的分裂,将完全无法避免。一般情
况下,大规模镇压将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也很快因为分裂而失败。
甚至连利比亚、阿拉伯也门那样的势均力敌的内战,可能性都不大。

所以,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一般将会是基本和平的庆典式革命,基
本是暴力道路的可能性很小。

实际上,即使走暴力道路,一旦革命产生,一旦独裁者进行大规模镇
压,也绝不会像何清涟女士说的那样,没有暴力革命的可行性。恰恰
相反,一旦发生大规模镇压,就像阿拉伯革命业经证明的那样,军队
的分裂和内战,就将不可避免。

至于中共,从来都不是理性人,他们一再声明,执行四个坚持、五个
不变不动摇,何清涟女士说的“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
的事情,恰恰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解中国困局之结”的“入
手”,恰恰不可能是入手。在中共几十年顽固拒绝改良的条件下,
“中国解困之结”的入手,只能是革命。在革命之前,能够做的,就
是和平抗争,这种和平抗争,最终将导向革命。

对何清涟女士在中共拒绝政治改良的情况下,坚持散布的改良幻想,
以及对“人民输掉的是社会重建资源”之类的恐吓,这里不一一批
评。我只是指出,恰恰相反,大家都去幻想“解困之结”的实际上不
可能的“入手”,让中共继续统治下去,那么,中国民众和中华民
族,不仅将彻底输掉“社会重建资源”,而且将输掉民族财富、生存
环境和一切生存资源。

附:

     点评中国: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

          何清涟

更新时间 2012年1月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00

乌坎群体事件爆发引发广东政府危机感

韩寒三文掀起的巨浪还未过去,正由国内网络波及到海外媒体。我因
为写了一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
民主”与“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这批评声音不是来自国内网
友,而是少数能在海外发言的“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

中国有没有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实施民主,中共政府未准备好;发动革命
(包括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在内),中国人民也未准备好。在这种
情况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最务实的选择是大家各尽所
能,做些启蒙工作,涵育各种变革力量,比如加强民间自组织能力,
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等,尽量促成中国尽快转型。为了避免误解,我在
文章中特别指明:以任何形式结束中共一党专政,都不缺乏道义基
础,关键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些什么。

此文在国内博客登出,绝大部分网友赞成,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考
虑。但在推特上,少数人忍不住了,有说我这是在为中共帮忙的,居
心叵测;有说我是剥夺人民革命权利的;还有人说我因为在国内开微
博,这样说别有隐情。由于讨论这个宏大题目很重要,推特上网友普
遍年青,作为前辈学人,我认为有必要谈清楚一些问题。于是戏拟一
段文字,发在推上:

“如果要我来写一个《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节大概如
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
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
算;三、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员数量预估;四、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
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五、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
员及其相关费用)”……

用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说明,就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尽管“飞机和
大炮才是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但我们现在没有飞机与大炮,
没法进行“武器的批判”。况且,暴力革命在中国现阶段,很明显没
有民意基础。

我进一步说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推广一项产品,都得做市场
调查与推销成本核算,更何况一场牵动甚广的暴力革命。战略学中有
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做“战略场景想定”。想要从事暴力革命,当然
得考虑革命的事前准备,如可能参加者的数量,武器来源、给养、人
员的军事素质训练,并以一城一县一地为目标考虑物质装备,进行沙
盘演练,胜利或失败后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败后
如何保存力量)。这些事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不做,甚至连有多少人愿
意参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这样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顺利起航吗?

解开死结之道:政府放权、基层自治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
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
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
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
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
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
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没有信仰的乌合
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共强多了,这完
全是昏愦之言。中共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中国
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
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
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中共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我的看法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
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
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
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
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
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

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
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
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
制,中国现在还处于半黑暗专制状态,要想象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
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中国从半黑暗专制向开明专制过
渡。

今后几年内,中国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
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
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

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这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
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目前胡锦涛
期即将届满,对一位指望平安下车、不在意社会痛感的“看守内阁”
之大管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
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这里的“不崩”指
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这几天,广
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
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象其前任那样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十年,
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无信仰,灵活务实(因有过底
层经历),骨子里奉行机会主义政治策略。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统治
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少许调整,今年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
孤立后,外交政策立刻转向就是例证。因此,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
能在危机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这点审慎的乐观,是我基于假想他
们是“理性人”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这话只能算白说
了。

总结一下,解开中国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步骤应
该是: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
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
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
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
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死之局才可能走成“双活”。

北京如果拒绝逐步放权,中国这口沸腾的高压锅找不到出路,前景非
常不妙。这种结局只会是双输之局,中共输掉的是政权,人民输掉的
是社会重建资源。权贵们的末日抢劫心态,是对中国财富、环境和资
源的最大危害。

责任编辑: 王笃若  来源:网路文摘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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