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3日，曾被评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学术演讲，并重点谈到了中国境内非法使用囚犯器官，以及“为需求而杀人”的活摘器官的惊人罪行的普遍性。本片是卡普兰教授此次演讲节选（小标题是记者所加）。
一、遗体捐献体系的缺失与巨大的国内国际需求
中国。中国一年有5000多例死刑，这是推测出的最接近的数字。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没有一个遗体捐献系统，主要是文化原因。
不管原因是什么，不管这些原因有没有道理，或能不能被克服，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遗体捐献体系。但是，中国的器官需求却非常巨大。不管你信不信，有人估计，中国有一百万人等着做器官移植。
中国也有一个巨大的器官移植旅游市场，中国的医院在网上到处做广告说，到中国来吧，我们可以在几周内就给你做肝移植，如果你肯出大价钱的话。
二、按需杀人（Killing on Demand)
中国官方发布统计数据，说他们在过去十年做了两万多起肝移植，他们还说其中有1475个肝来自活体捐献者。中国没有遗体捐献系统，那1475个活体捐献者是谁呢？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肝来自于被杀的囚犯。被杀囚犯是唯一可能的来源。
中国也不征求囚犯的同意。杀死囚犯的时间根据器官移植的需要来安排，特别是对器官移植旅游者，如果你到中国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内完成肝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得安排杀掉一个人，要通过血液和组织配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供体，然后在你离开之前杀掉他们。
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你只能去找到合适的供体，然后在器官移植游客还在时把他们杀掉。
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
我之前讲过，中国改变了执行死刑的方式。所以，作为囚犯，你被枪毙了，在此之前已经查过你的血型和组织类型，然后当场就把器官取走了。
三、军医是按需杀人的主要杀手
这一切能够实现，是因为都是由部队来做的，这是监狱。在中国，部队管理着监狱，他们不在乎看着器官被摘走，器官的摘取往往是由军医来做。由于部队管理着监狱系统，他们有医学工具和技能来完成这种事，所以他们能做成在美国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四、罪行应在3-5分钟之内就停止
最近，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承认他们确实使用了囚犯的器官。之前他们一直不承认，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几天之前，他出来承认了。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还说，他们有个计划，说他们要建立一个遗体捐献系统，就是像我们美国这种系统一样，有器官捐献卡，这样他们能提高公众的信任度，建立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他说，器官短缺是中国器官移植的瓶颈，因为他们没有公民遗体自愿捐献的系统，死刑犯成了中国器官移植的的主要器官来源。他们自己承认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中共计划建立一个器官捐献体系来适应中国的国情，可能是要克服文化障碍，鼓励遗体捐献。他还说，目前依靠死刑犯获取器官的状况要在3-5年内改变。我以为，这种从死刑犯身上取得器官的系统应该在3-5分钟内就改变。
不能再等五年，才结束这种为器官移植游客按需杀人的行径。为什么呢？
五、无辜之人被杀害
因为在中国，有时候人们是因为犯了罪才被关进监狱的，但有时候却是由于政治或精神信仰的原因被关押，比如法轮功学员。有时候因为他们是西藏人，或其他想取得独立自由的人。
在中国，能够招致死刑的原因非常多，而这些原因是许多人权组织所不能认可的。
所以当谈到处死囚犯时，他们可能是政治异见者、精神信仰异见者、轻度违法者，或完全不该治罪者。
我们不是在谈每年因真正犯了重罪而被处死的5000人，很多“按需被杀”的人根本就不该进监狱。所以中共这种制度真是令人作呕。
六、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
我今晚想说，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是缺乏对这种丧尽天良的罪行的谴责。这种状态在中国年复一年的持续着，没有人站出来谴责。
为盗取器官而杀人，不经受害人许可，有些人根本就不该被关，却被野蛮残酷的关押。这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然而，来自中国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文章仍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从中国来的人仍在国际会议上谈论器官移植的成果，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国际制药公司仍然在赞助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的药物研究……
这该死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啦？
医学院的医师们不应该谴责这种罪行吗？美国医学协会不应该说这是错的吗？
七、医学权威杂志抵制按需杀人后取得的“科研成果”
去年我提出在《柳叶刀》（Lancet）杂志抵制来自中国或其他任何按需杀人的国家的文章，一些其他医学杂志也参与了这种抵制行为，包括《美国器官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移植进展杂志》（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临床研究》(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等。
八、杀人仍在进行 五年太久了
但是医学界和科学界的其他重要杂志却保持沉默。我知道为什么。人们不想得罪中共，不想现在面对中共政府。出于多种原因上，我们想鼓励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因它涉及人权犯罪就赶它出去。但他们确实在犯罪。
要五年以后才在中国建立遗体捐献制度，在这种野蛮残暴的为获取器官而杀人的行为仍然在中国存在的情况下，五年的时间太长了吧。
阿波罗网来稿 新唐人记者曾铮费城报导
 出席专家研讨会的主讲专家，从左至右：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的医生组织发言人达蒙·诺托（Damon Noto） 医生，加布里尔·达纳维奇（Gabriel Danovitch）医生，张而平博士，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医生，埃里克·戈德堡（Eric Goldberg）医生，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律师 |
 专家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参加美国器官移植大会的医学专家。图为研讨会现场 |
 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教授，世界著名的阿瑟·卡普兰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兼肾脏移植项目医学主任加布里尔·达纳维奇医生 |
 ICON公司移植和免疫部资深医学主任埃里克·戈德堡医生 |
 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博士 |
第十一届美国器官移植大会（American Transplant Congress）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四日在美国费城市中心的宾州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千五百多名器官移植领域的医学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在此期间的五月一日，另一个有关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专家研讨会也在与宾州会议中心一街之隔的万豪大酒店（Marriott）举行，吸引了众多美国器官移植大会的与会者。有近百个座位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会议组织者不得不临时增加座位，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站在门外旁听。
这个名为“器官移植医学的十字路口——中共活摘器官与西方医学准则的冲突”的專家研讨会，由“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的医生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召集，主题集中在国际器官移植界应如何面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这样一个国际医学伦理标准决不能容忍的罪行。世界重量级的器官移植专家和人权律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用数据和事实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出席研讨会的主讲专家有：世界著名的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他是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教授（trustee professor），曾被《发现》（Discover）杂志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加布里尔·达纳维奇（Gabriel Danovitch）医生，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兼肾脏移植项目医学主任；埃里克·戈德堡（Eric Goldberg）医生，任ICON公司移植和免疫部资深医学主任。ICON是总部位于爱尔兰的一个全球性临床研究大公司。此外，国际知名人权律师、二零零八年获得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二零一零年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律师，以及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也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确凿
越来越多的证据和人权报告揭露中共将最弱势群体和监狱良心犯作为活摘器官的来源。其中最震撼的是由麦塔斯律师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合著的《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一书。该书收集了五十二种不同的证据，包括采访证人、大陆器官移植医生等。书中引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共当局和大陆有关机构曾经公布过的官方数据。中共官方也承认了摘取死囚犯的器官，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每年器官移植数目远远高于死囚犯的数目。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可以无可辩驳地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大陆长期普遍存在。
漠视良心 助纣为虐
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愈演愈烈时，中共却吸引了许多国际药业公司到中国从事器官移植及相关的临床研究。麦塔斯律师的报告列举了一些国际药业公司用从中国移植器官的病人做药物臨床研究，如惠氏（Wyeth）、诺华（Novartis）、罗氏（Roche）、阿斯特拉（Astella）等公司。根据戈德堡医生的调查研究，在中国做临床研究的费用只有在美国做同样研究的百分之十五。另外由于缺乏监管及有大量病员，国际药业公司可以在中国以很小的成本，快速开发新药。他说：“我们必须面对（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欧洲药物管理局（EMA）、加拿大卫生局，而这些事情在中国都不存在，那里的审查极其宽松。”
在回答人权组织有关在中国的临床试验时，总部位于瑞士的罗氏（Roche）药业公司说：“罗氏公司不负责器官的来源，……也无权知道器官的来源。”其前总裁、现任董事会主席说：“在中国，器官移植医学没有道德或文化方面的障碍。”这毫无隐讳地表明，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临床试验无需顾忌道德、良心。罗氏公司因而得到“二零一一年瑞士公众视线奖”（Public Eye Swiss Award 2011），成为对道德良心置若罔闻的典型公司。有鉴于此，荷兰投资银行Triodos于二零一零年九月从罗氏公司撤資。
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的外国公司，无论知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他们都同样助长了这一在中国快速增长又充满血腥的暴利行业。
呼唤良知 制止中共活摘人体器官
然而，中共无视良知、纵容活摘人体器官，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就可以逃避他们自己的道德责任。卡普兰医生曾任几个委员会的顾问，如联合国人体克隆咨询委員会主席，及最近的欧洲-联合国调查人体器官和身体部件倒卖的联合理事会共同主任。他说器官移植界有最终的責任去要求合法的器官来源，证实器官的来源，强调器官供应的透明度，“他们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器官从何而来，他们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器官从何而来。”
达纳维奇医生是《伊斯坦堡宣言》监护团体（Custodian Group of Declaration of Istanbul）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器官移植协会和器官捐献联合会理事。他对国际器官移植界和学术界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的冷漠甚至默许深表忧虑。谈到中共政权和器官移植界急于想被国际社会接纳，他说国际器官移植界有能力发挥正面影响，“我们没有巡航导弹和坦克，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是否接纳（他们）。如果不运用，我们将会失去这个能力。我们管不了中国（中共），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够做的。如果我们坐视不管，同样是犯罪。”
卡普兰医生很赞赏这一观点。他说不接受来自中国的数据和文章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在接受采访时，卡普兰医生说他要给所有的杂志和它们的编辑写信，希望他们不要采用来自中国的文章。
戈德堡医生在研讨会上做了个人的见证。从一张传单他知道了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人体器官真相。做过上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的他，良心被震撼了！作为一个医生，他不能容忍這個世界上继续存在這样丧尽道德、伦理的罪恶。他加入了“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的医生组织”，说服了自己公司的老板，让他们不要去中国大陆做与器官移植手术有关的药物实验。他非常为自己工作的ICON公司高兴和自豪。他说：“我个人很荣幸，这个世界很荣幸，我得到了需要的支持！面对商业诱惑，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国际知名大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为他感到自豪！”
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在研讨会上介绍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他呼吁国际器官移植界凭个人良知，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止活体摘取人体器官在中国继续发生，“历史不仅要对我们所做的进行审判，还将对我们应做而没做的进行审判。”读者推荐自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