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质
重庆经济发展是薄熙来及其吹鼓手津津乐道的“重庆模式”的最大亮点。表面看来，据称其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1508亿元，增长51%，而生产总值接近1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实际情况如下：
1、“重庆模式”是靠行政手段压低了融资成本、生产要素成本、土地房产成本、物流成本和税负成本，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数千亿，政府聚敛财富，融资实现了高达7600亿的固定资产投资。“重庆模式”是由“八大投”完成75%的地方基建，形成了强势的政府主导格局。
2、另一方面则是把玩土地和金融，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继续大搞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财政。
3、2011年重庆GDP总值近1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30%，而经济增长仅为16%，可见高额投资属不计效益的低效投资。
4、在经济增长仅为16%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则大幅增长达50%，且政府收入增长远高于民众所得增长，是政府聚敛财富，而民生项目则是“寅吃卯粮”，最终仍然要由百姓买单，薄氏宣称共富和民生完全是欺人之谈。
5、表面上，“十二五”期间重庆市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资金总量主要用于改善城乡居民的教育、卫生、社保、住房和出行等方面的条件，让市民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方面。对此茅于轼提出质疑，重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恰好是降低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那么多钱搞民生给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银行举债。事实的确如此。“重庆模式”整个经济运作都是靠政府主导的经济项目，凭借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拉动 GDP，大搞具有短期内爆发力的政绩工程。这种经济运行结果使目前重庆市政府的债务总额已高达5000亿元，相对于1000多亿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政府已经入不敷出，几近破产，证明这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也恰恰是很多官员所热衷的中国特色权力经济的功利主义。
薄熙来的动机和目的和手段
薄熙来对现代民主法治的文明政治毫无概念，缺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目中没有民主法制，只有自己在一大批受文革极左思潮洗脑而深受其害的底层民众之上戴着“清官”面具的长官意志。在入主重庆时薄熙来自恃高才疾足，认为天降大任于己身，欲登堂拔帜，纵横天下，想当毛泽东那样的救世主，一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正当民主法治政治改革处引而不发之势，薄熙来对改革一度处于僵局的形势发生误判，一方面揣摩上意，认为改革陷入僵局很可能是因为上层喜欢文革极左那一套，可以投其所好，将极左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向下俯察民情，迎合两极分化导致部分底层民众的偏激心理和对腐败的仇视心理，认为毛氏发动群众的人治路线正好迎合工农大众。他受封建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传统观念的驱使，精心设计了背离民主法治的“重庆模式”，欲以此先取民心，后得天下。
薄熙来搞“重庆模式”自塑造毛泽东巨型雕像和唱红之日始，大搞背离民主法治的唯意志论加功利主义，用人治手段推行人治路线，其人治大手笔仍然是打造强势的政府主导格局。薄熙来以毛氏人治路线执掌政局，仿效文革重新推出毛泽东治国理念，确定了自己搞“重庆模式”的政治路线，其特点是继承文革政治遗产利用人治方式急功近利地走民粹路线，政治上舆论先行，大造声势，用人治方式运动式打黑，运动式唱红，经济上大搞权力经济和背离市场经济的小计划经济，急功近利，由政府主导的追求短期效益的经济发展，同时宣传上动用公帑收买孔庆东、司马南等民间激进人士为自己理念推出的“重庆模式”宣传造势。整个“重庆模式” 都是全方位地调动公共资源实行全方位的人治路线，以“文革”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煽动民粹仇富情绪，极左专制，运动治国，企图用“重庆模式”的强权政治挑战中央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与中国历史上即将进行的这场最重大的政治改革唱对台戏，违背中国文明进步的历史发展方向，完全是倒行逆施，从头到尾充分体现了薄熙来的唯意志论和功利主义特色。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效果同一性原理推究而言，可以看出薄熙来大搞“重庆模式”运动的行为动机完全基于个人野心的权力欲，是在十八大之前暂短的有限时间内，企图用经济发展的急功近利而产生爆发力的短期政绩工程为自己锁定的既定政治目标铺平仕途，争取十八大上位入常，最终实现文革体制，谋取权力宝座，将可能导致中国万劫不复的绝对权力发展到极致，自己可以像毛泽东那样成为民众领袖稳坐江山，统御天下，传承万代。可见“重庆模式”并不是利国利民的政治改革，而是对绝对权力的人治路线重蹈覆辙，乃是薄熙来以十八大为进取目标的一整套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有战略规划时间表的政绩工程阴谋活动。因此薄熙来既不是改革家，更不是政治家，而是权欲熏心的唯意志论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政客。
如果薄熙来真正是为国为民，他就应当知道，真正的政治家首先应当具有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能够认清并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妥善地满足社会需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中国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不从体制入手进行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而实行人治路线，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反而会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实际上薄熙来的成败都离不开体制，所谓成也体制，败也体制。薄熙来假如有民主法治观念，就能与时俱进，在重庆搞小规模的民主政治改革试验，搞财产公示，民主监督，法制管理，必然跻身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前列。可惜他囿于体制传统政治观念不能自拔，滥用权力，走上文革的歪门邪道，也可能正是他本质决定他滥用权力实现一己私利的最终目的，如果真相调查结果出来，完全可能证明他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大贪官。
综上所述，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再次证明阿克顿勋爵（1834—1902）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名言已经成为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而不断证实的世界公理。如其所言，中国所有问题都是权力惹的祸。这种绝对权力恰恰是中国特色的体制弊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正在于此，用民主法治取代集权人治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随着运动唱红的沉寂，《薄熙来之歌》已成绝响，但红歌仍然是百姓的娱乐活动内容之一，但意在娱乐，属于人们的自由活动，而不是被精神控制所操纵。而“重庆模式”将随《薄熙来之歌》成为过眼烟云，成为中国改革的历史陈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