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著名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就李欣玥的悲剧评论说：“这个女孩子的死，绝对不仅仅是关于发型的规定。”孙云晓还谈及2011年发生在上海的“少女援交”案件。孙云晓说：“我担心了十年的事情终于出现了，我觉得在中国有可能蔓延，最可怕的是它具有可复制性。”

　　中国少男少女们的生活，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援交如果失控或有燎原之虞

　　“援交”的发生，是因为少女价值观的变化：第一不丢人，第二没什么损失。

　　羊城晚报：去年底，上海的女中学生“援交”案震动全国，后来在广州也发现有这种情况存在。有报道称，有些女孩去“援交”，并不是因为家庭问题，也不是为了买奢侈品，而仅仅是为了买零食。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变化？

　　孙云晓：我特别关注上海女生的“援交”案，因为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我担心了有十年以上，因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发生了这样的“援交”事件。上海的“援交”案件发生后，我觉得在中国有可能蔓延，最可怕的是它具有可复制性。实际上，我认为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日本当时“援交”蔓延的客观条件。

　　“援交”在广州有，以前在云南也有。实际上，“援交”的发生，是因为少女价值观的变化：第一是享乐主义，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满足虚荣心。第二是觉得在性方面开放一点不是损失，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日本少女“援交”也是出于价值观的变化：第一不丢人，第二没什么损失。

　　羊城晚报：就是说“拿我不在乎的东西，换我想要的东西”？

　　孙云晓：简单地说就是这样。日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日本家庭再富有，高中生的零花钱也是不多的。钱不多，又面对那么多名牌诱惑和炫耀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冲击，欲望满足不了的情况下，就拿自己不在乎的东西去换取很在乎的东西。

　　羊城晚报：有媒体在报道中提及一个小女孩，她把“援交”想得很简单，当记者问她“要是不想做了怎么办”，她说“把手机卡扔了就行”。

　　孙云晓：正是因为少女们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就容易蔓延。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1997年的调查发现，对于卖淫等色情服务，25.3%的日本高中生认为“可以随个人的自由”而定。

　　羊城晚报：那您觉得，这种现象在中国会不会有燎原之势？

　　孙云晓：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情。如果任其发展，就很有可能。

　　法律若不细化将无屏障可守

　　《未成年人保护法》像“棉花法”，只是宣言和原则。

　　羊城晚报：为什么现在的少女这么“看得开”？

　　孙云晓：现在的少女性观念已经和过去不同。我了解到，北京有一个女中学生过16岁生日，请6个男生和她发生性行为，不收钱，就是为了放纵、体验、享乐。还有另外一个女中学生，1年内做了6次人工流产。北京一位妇产科大夫告诉我，她一年至少给200个未成年少女做人工流产。这些虽然是较为极端的案例，但可以看出，有些少女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本，“援交”已经由高中生发展到初中生，年龄越来越小！

　　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更叛逆。我曾经与人合写过一本书《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我们通过签保密协议的方式，采访了13位发生过性行为的中学生，我们发现：这些孩子中半数以上是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

　　羊城晚报：到现在为止，无论是“援交”，还是性放纵，少女的性行为看来已经失控，难道只能任其自由发展？

　　孙云晓：这应当由教育和法制结合起来解决。

　　首先，所有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行为的成年人，一定要严厉打击。中国的法律原来有一个规定：和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性行为一律视为强奸，强奸罪是很重的罪。但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有了一定的松动，说要区别情况，因为这里面要考虑到少男少女谈恋爱，不加区别就判强奸可能不妥，因为有时候女孩比男孩还愿意。这个解释保护了一些男孩，但是一些女孩的父母就惊呼这是一个倒退。

　　我们需要完善法律。中国实际上缺少一个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这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屏障，没有法律就没法应对各种各样的侵害。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我觉得像一个“棉花法”，只是宣言和原则。 2006年，我和北大张美英教授主编过一套《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介绍美、英、德、澳、挪、日等6个国家的未成年保护法律文件，这些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之细，让人惊讶，是个很方便执行的操作手册。

　　性教育是中国最落后的教育

　　性教育是中国最落后的教育。性教育其实本身也是价值观教育。

　　羊城晚报：除了从法制层面上加以遏制，还能做些什么？

　　孙云晓：主要还是从教育上防微杜渐，因为法律的惩处只能在事后，已经晚了。青少年的变化跟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们的青少年确实是缺乏性教育的，性教育是中国最落后的教育。中国需要在家庭和学校里都建立一套完善的性教育体系，性教育其实本身也是价值观教育。

　　羊城晚报：在这方面，学校和家庭如何分工？

　　孙云晓：实际上，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学生的性教育，很多学校和相关机构还是在努力。北京市计生委最近就在小学里派发了几十万册性教育小册子，这是一种很好的努力。北京市教委从去年开始在中、小学进行性教育实验，特别可贵的是在小学就已经进行，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性教育本身就是价值观教育、爱的教育、健康教育。这个事情无论是学校和家庭都要高度重视。

　　羊城晚报：如果性教育到位，是否可以减少类似“援交”的现象发生？

　　孙云晓：我相信在预防上会有积极的作用，彻底消除是不容易，但是显著降低是可能的。

　　羊城晚报：日本的教育中也有性教育部分，为什么还是“援交”蔓延？

　　孙云晓：日本的性观念跟我们的传统不一样。比如说它的色情服务铺天盖地，和中国的国情不太一样。

　　任何国家的性教育都认为性是跟爱情有关系的，日本的性教育也不例外。但是，日本流行一些放纵的观点，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先生的介绍，在论东京都的卖淫处罚条例时，有人就认为这种禁止和处罚是无视学生的自我决定权。因此，70.1%的日本高中生认为，可以随便观看色情录像，他们觉得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少年成长之路 重在学会适应

　　要教育好孩子，不仅要张扬个性，也要学会协商甚至是适当妥协，要学习尊重规则的权威性、适应社会。

　　羊城晚报：13岁女生李欣玥因为拒绝剪短发而自杀，我们发现，社会的反应分化成两派：一者认为是女孩太固执；其余则认为学校太苛刻。

　　孙云晓：这个事件值得研究。我认为，把少女自杀单纯归结为学校关于发型的规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而且这样的舆论会对学生造成误导。学校是需要制定规则的，没有规则就无法办学，也不利于学生的社会化，但关键是校方和学生之间要形成价值共识。比如说要向学生说清楚：为什么发型要统一，为什么要穿校服。如果沟通得好，师生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羊城晚报：如果在进校之前李欣玥就知道有这个短发规则，如果不能接受，她可以选择其他学校。

　　孙云晓：你说的很对。学校规定不能留长发，学生不同意就自杀，现在社会就谴责学校，那么下一步呢？学校要求穿校服，假如学生讨厌校服、看到校服就恶心，拒绝穿校服怎么办？再下一步呢，学生不愿意上课，不愿意学数学、化学……还能办学校吗？这就很难办了。

　　其实这涉及一个非常深刻、也很有意思的问题：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要逐渐适应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求，还要学会用合适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对学校制定的规则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如果只是少数人不同意，就需要服从大多数。

　　具体到穿校服的规定，历来就有很多种意见，但是国际上很多研究都发现穿校服有明显的好处：穿了校服后犯罪率下降了。因为外人混进学生团体不容易；第二是校服是一种角色提醒；第三是避免学生在着装上攀比。但校规的关键在于是否达成价值共识。校规制定和实施，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教育、沟通的过程。

　　李欣玥固然是个悲剧，但从目前来看，这所学校并没有强迫学生实施规定，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归咎到学校身上。可以推断的是：李欣玥的死，绝对不是仅仅因为发型的规定，而是有综合的原因。如果把它只归结为发型的规定，我认为太简单化、表面化，是误导。很可能李欣玥还存在其他的“心结”，“短发令”只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媒体的报道千万不要情绪化、简单化。

　　通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要教育好孩子，不仅要张扬个性，也要学会协商甚至是适当妥协，要学习尊重规则的权威性、适应社会，一味情绪化、个人至上的成长，孩子是没办法长大的，将来到社会上，稍微不顺心就走极端，这能行吗？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并遵守适应社会规范的过程。

　　羊城晚报：其实，即使是以自由出名的欧美，在这些方面也有很严格的要求。

　　孙云晓：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有四个基本权：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欧美学校当然也有严格的规则，许多学校把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过程，变成一种教育的过程，甚至变成一种民主参与的过程，校规不是由校方单独作出决定，孩子们也有参与制定跟自己有关的规则的权利。规则通过讨论之后，让大家充分认识它的价值，达成共识，最终少数服从多数。

　　援助交际

　　即在校少女为获得金钱而与男性约会，从事色情活动。

　　在日本，“援助交际”当初基本上都是由女高中生发起的，可以说是女高中生的标记行为，可没过几年，一些女初中生也加入到援助交际的行列。根据东京都的调查，女高中生中有4％-5％承认有过“援助交际”的体验，她们中的一部分只是与成年人在一起喝喝茶吃吃饭聊聊天，但发生性行为的也不在少数，交际的程度不一样，收取的费用也不一样。据日本警方的调查，“女子性越轨行为”的第一动机是“想要玩乐的钱”，第二动机则是“出于好奇心”。

　　日本高二女生井上路望写的《十七岁》，描述了援交女生的心态。路望生于1981年8月17日，日本神奈川县大和市人，高二时因出版此书一举成名。在“援助交际”一节，她写道：“社会上的人都认为，女高中生们是因为想要那些名牌产品和衣服，所以出卖自己的肉体”，实质上，“‘援助交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那么些成年人需要它，另外，那些随随便便就可以接受‘援助交际’的女孩子们，不也是成年人教育出来的吗？总之，责任在成年人那里，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不是经常说到‘人权’、‘人格’什么的吗？可是，将孩子们当成商品的不正是成年人吗？”

　　上海“援交”案

　　2011年11月4日，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向媒体披露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