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偏远落后地区缺医少药同时存在的是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医院里的过度治疗。且不论公民权利不平等，医疗资源在穷困地区分布稀薄，过分集中在大城市。
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挂号难看病难；另一方面则是病人成为医生掌中之物，被迫接受过度检查和用药。比如，媒体报道一位心血管病人被放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因为支架出厂价一般3000元，卖给医院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2万元；再加上中间还有回扣。因此，医生偏爱支架，甚至给并不需要放支架的人放上。如果要举三个过度治疗的例子，当以抗生素、输液和上大设备反复检查最为寻常。
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医学界流行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买抗生素很难；在中国正好相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中国，如果不遏制滥用抗生素，将引发全人类灾难。因为它不仅会导致细菌耐药，出现“超级细菌”，在传染病来临时，势必无药可医。
5月21日，大连一名患肺炎的七旬老人入院检查时发现，对17种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据卫生部官方资料，每年超过8万人死于过度使用抗生素。这远远超过了伊拉克多年战争死亡的4478人，也超过每年车祸死亡的6.2万人。
有人警告：中国将后继无人，一代不如一代，亡种灭族。这并非耸人听闻。有的医生不用抗生素就不会给药。更有甚者，离开抗生素，连猪都没法养。整个养殖业都在依赖抗生素。据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21万吨，其中46%用在畜牧养殖业。而养殖产品中的抗生素残留通过各条食物链进入人体。
多年前，抗生素就被视作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以头孢第三代为例，每针零售价170元，暴利高达1300%。其中，医院得66元，医生得回扣35元，增值税16元，药厂12元，维护医院关系10元，经销商5元，其他协调费用5元，医药代表提成10元等等。总之，每年滥用抗生素背后是800亿元的利益链。
输液，原本是一种治疗方式，现在成为最普通的给药手段。它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根本无从得知。仅从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9年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可以看到，静脉给药（即输液）占84.8%。两年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曾公布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13亿人口每人输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在这条暴利产业链上：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数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数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与此相关的任何一项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会带来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如果输液一瓶是50元，那么104亿瓶就能带来5000亿元的GDP，相当于2011年五个青海省的GDP。
当过度用药危害深重，卫生部不得不要求降低用药收入比重后，医院的对策是提高设备检查收入的比重，比如做核磁共振、CT等等。虽然药品收入比重下降，但是，绝对量则是双双高涨。连乡镇卫生院都在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原因很简单：一次B超收费20元，彩超收费60元。
过度治疗在中国长期存在，大面积存在。政府监管部门偶尔下个文件，却根本触碰不到问题的实质。问题到底在哪里？显而易见，是卫生部伙同药监局、医院、药厂、商家维持一个稳定的利益交换和输送关系。在过度治疗背后有一条又长又粗又隐蔽的利益链条。参与者分享的不是小利是大利，并且以患者的生命、财产、家庭幸福为代价。在这漫长的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我们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