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所謂的"大連大砲彈"，即是指大連建新公司。大連因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限制下，被蘇聯所駐軍、佔有，為中共發展兵工業給予極大的幫助！
共軍的武器來源，主要來自初期的蘇聯、北韓軍援，以及中後期在蘇聯的支持、掩護下，所秘密發展的兵工廠(對外宣稱建新公司)。正式成立約在1947年5月，但從1946年底開始，大連已經趕工，將砲彈經由海運送至孟良崮。
張靈甫將軍就在彈盡援絕之下，敗於共軍的人海戰術與威力強勁的大連大砲彈。
以下轉貼在抗戰結束至戡亂失敗這段期間，擔任中共大連市委書記的韓光回憶錄。(建新公司的成立經過在此文：三、隐蔽的军工基地，稳定的战略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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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大连 (韩 光)
1945年8月22日，大连从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至今整整40十年了。
大连地区(过去通称旅大)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曾先后沦为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怀抱，进行过持续半个世纪的艰苦斗争。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配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根据当时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进驻旅顺、大连；我党随即取得苏军当局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大连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侵华战争的跳板，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并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共同保卫远东和平的一个战略基地。解放初期在大连地区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同志，对于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所目睹和经历过的一切，是永远难忘的。
一、初 进 大 连
1945年10月初，我受中共中央东北局之命首次去大连。当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对外防务由苏军负责；其范围包括旅顺、金县、海洋岛和长山岛，北界石河驿，与辽南的新金县毗邻。大连市区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条约》规定，旅顺口和大连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这是旅大地区区别于全国其他解放区的基本特点，也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客观实际。
我到大连后，立即去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会见了司令官高兹罗夫中将。他向我介绍了大连的情况，并希望我们派人来大连成立市委和市政府，早日掌握大连的政权。当时大连社会秩序很乱，政治情况复杂，大汉奸张本政、邵尚俭等乘机出面活动，成立了“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并控制一部分警察武装；国民党市党部利用中苏条约有关条款，也公开挂出牌子，发展党员，建立分部，同“治安维持会”串通—气，企图控制大连的局面。
在这同时，本地的一些革命同志也积极进行活动，开展工作。我来大连后的几天内，分别会见了几个方面的同志。第一，找到了在日本占领时期与党失掉组织联系的几位老党员，其中的唐韵超同志，我们在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时期就已相识。唐韵超等同志在1945年8月下旬苏军进驻大连后，立即集合在一起，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大连总工会，至10月上旬，已发展到2万多名会员， 成为全市举足轻重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对于保护工厂企业、安定工人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取得苏军当局的支持，同当时的“维持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会见了白全武等10多名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大连解放后，他们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了一些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传播革命思想。不久以后，这10多名青年陆续加入了我党，成为当地宣教文化部门的骨干力量。第三，会见了抗战期间由胶东解放区派到大连做地下工作的左友文、张寿山等几位同志。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比较熟悉大连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解放后，左友文、张寿山等同志还组织了武装部队，后来其中一部分转入辽南，参加解放战争。第四，还会见了当时随苏军进入大连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几位同志，他们对我当时在大连的活动提供不少便利。
大连解放初期，这几方面的革命力量，对于团结和组织群众同各种反动势力做斗争，维护社会秩序，扩大革命的政治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我党在大连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的党政领导，还控制不了大连的局势，这就是大连刚解放时的大致情况。
二、“抢形势”、 “搭架子”及党在大连的方针政策
1945年10月12日，我由大连回到沈阳，向东北局书记彭真等领导同志汇报了大连的情况。党中央和东北局对大连地区极为重视和关切。东北局领导同志认为大连形势很好，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搭起大连市党、政、群领导机构的架子，迅速开展工作。东北局当即决定委派我为大连市委书记，带一批干部再次去大连，并决定陆续从首批到达东北的干部中，优失调人，增派到大连。
东北局对大连的工作方针、任务和政策作了明确指示。概括起来说，就是要认识苏军驻在并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在当地实施我党的各项政策，要同苏军当局充分协商，取得相互谅解，工作方式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如土地改革等)。
1945年10月中旬，我第二次去大连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按照东北局的指示“抢形势”、 “搭架子”。首先组成大连解放后的第一届市委(最初由于人手不齐，曾以“工委”名义进行工作)，同时着手建立市政府。苏军当局提名当地大商人迟子祥出任市长，我党以职工总会的名义推荐陈云涛同志任副市长。有几个局长职位也都是苏方提名，由当地工商界人士担任。我们委派了市政府的秘书长及公安、财政、教育等局局长和其他各局的副局长。1945年11月8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连市政府正式成立。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大连的地方政权有很大的特殊性，虽然让政治名声不好的迟子祥当了市长，但政府的实际权力还是牢牢掌握在我党的手里。
在市政府正式成立的前一天，成立了大连市警察总局(后改为公安总局)。东北局委派原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赵东斌)同志任局长，接管了区、县公安局，按照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和传统作风，以警察的形式，建立起一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市政府和公安总局成立后，以汉奸张本政为首的“治安维持会”宣告解散。从此，大连人民有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府。在这期间，我们创办了以大连职工总会名义主办的党的机关报《人民呼声》，出版了市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并接管了广播电台，掌握了宣传舆论工具。接着，又把区县级领导机构和经济部门、文教部门等一系列工作机构建立起来，陆续向一批大型的工厂企业和学校派了党的书记、厂长和校长。在群众团体方面，除派干部加强原有的职工总会外，还相继建立了妇联、青联、中苏友好协会等群众团体。从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党、政、群领导机关的架子基本上搭齐备了。我们在苏军当局的支持和配合下，实现了东北局提出的先机控制大连这一战略要地的任务。
苏军的驻在和实行军管，对我们在大连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主导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我们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时必然带有地区的特点，要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和策略，但是所执行的各项政策，在本质上同其他解放区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为照顾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不授美蒋以柄，我们党采取了暂不公开挂牌的策略，这样既便于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又不影响我们放手开展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在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公安系统里有公开职务的干部，以及通过各群众团体和其他组织形式，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当时迟子祥被委任为市长，群众很不满意，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掌握实际的领导权，不影响我党政策的实施，不影响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经过说服教育，群众也理解了这样的安排。最初大连农村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分配“官地” (政府没收的敌产)给贫雇农，结合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在斗争方式上，我们不采取戴高帽和游街等做法，而把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避免引起苏方的干涉。这些做法虽与其他解放区不同，但是也达到了打击和削弱封建势力的目的，为以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46年，为解决劳动人民的住房困难，市委作了专门决定，从日本人手中调剂出几十万平方米住房，分配给工人和城市贫民居住，并结合这一活动，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揭露和打击了日伪残余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城市基层政权，这在当时被称为“搬家运动”。大连解放初期，我们就着手发挥公安局和法院的专政职能，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打击反革命势力。例如1946年1、2月，一举摧毁了以汉奸隋云崶 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粉碎了他们组织暗杀和暴动的阴谋。当时公安、司法部门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由于既注意通过宣传教育，充分发动群众，又注意通过法律程序，发挥专政机关的威力，迅速清除了旧社会留下的种种污垢，使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回想起来，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底我调离大连这一期间，大连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一直是比较好的，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破坏案件，重大刑事案件也很少。
事实证明，虽然我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斗争策略同其他解放区有所不同，但也同样比较彻底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有些同志看到大连地区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反奸清算斗争在做法上与其他解放区有所不同，对这个地区的性质曾经发生过疑问。但历史事实表明，大连地区从被苏军解放后不久，就噎形成苏军控制的、由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了。
三、隐蔽的军工基地，稳定的战略后方
大连当时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形势，对于我党我军控制东北，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连地处海陆交通要冲，是联结东北、华北两大战场的枢纽，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由于苏军的驻在，使美蒋对于这一地区虽垂涎三尺，而终不得染指，使我们能够稳定地控制大连，并以此为基地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
对苏联出兵东北的政策，陈云同志当年曾作过这样的分析：“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见《陈云文选》 1926～1949年第221页)。
这一精辟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苏联当局，因中苏条约的约束和外交政策上的需要以及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所以对我们在大连的活动有不少干涉和限制，但是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支持和援助我党在这里发展力量，掌握政权，配合他们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
大连地方党委从建立之日起，就遵照东北局的指示，注意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把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当作首要任务。过去大连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储有大量军械、弹药、汽油、布匹等军用物资，解放后虽大部分为苏军控制，我们也以公安总局名义接管了一批，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流散在民间的军用物资，供应东北前线。在这同时，华东、华北与大连邻近的解放区，也陆续派人来开设各种“公司”、“商行”，采办和转运布匹、医药用品、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大连市委(1946年7月改为旅大地委)则尽力为他们提供方便，开放绿灯。有时物资在海关被苏军卡住，我们及时交涉，也都放行了。1945年底，我军初进东北，被服供应困难，肖劲光同志专程来连，筹办布匹，市委当即决定将市公安总局和大纺、金纺所存布匹倾库拨出，超额完成了供应任务。
肖劲光同志在连期间，我们向他汇报了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他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不久，中央即发出指示，责成有关地区派人来组织军工生产。
1947年，东北局、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由旅大地委与苏军当局交涉，接管了以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为主的一些工厂。东北局、华东局派来大批干部并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对外称“建新公司”。这个公司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艰苦创业，勤奋钻研，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试制成功并成批生产出前线急需的后膛炮弹。他们把工厂当战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当时裕华工厂厂长吴屏周、建新公司经理部副部长安疆等同志，为试验兵工新产品和抢运物资而英勇牺牲。著名劳动英雄吴运铎同志，也是当时在甘井子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这个军工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发，无烟火药500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还有其他各种军用品。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我军发射的几十万发炮弹，大部分都是大连制造的。辽沈战役中使用的成百吨炸药，也是从大连运去的。1948年底，陈毅、粟裕同志曾亲自签发信件，向旅大党和人民表示勉励和感谢。粟裕同志生前还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的确，当年大连的军工生产，在我党我军的兵工史上，应该占有光荣的一页。
在进行集中的军工生产的同时，还生产了大量的其他军需品。金州、大连两大纺织厂生产的棉布，主要是供应军需。市公安总局的被服工厂承担了供应南满部队被服的主要任务。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供应单棉军服30多万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从1947年2月开始，大连地区接受了做军鞋的任务。在各级党组织、政府、妇联的发动和组织下，广大城乡妇女走出家门，成立了做鞋工厂、做鞋合作社、做鞋小组，开展生产竞赛和创模活动。她们同其他解放区的姐妹们一样，怀着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针针线线寄深情，赶做军鞋送前方。到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为止，仅大连市内各区和大连县，共做军鞋236.5万双。
旅大人民不仅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支援前线，而且还送出自己的子弟参军参战。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还不足100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8年辽沈战役前，全地区直接动员和调出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早期称民主联军)的兵员达3万余人。1945年11月，市公安总局成立后，很快地组建起近万人的武装警察部队，在内部受辽东军区领导，其建制、管理和训练完全与解放军相同，实际上是穿着警服的解放军，也可以说是我军的一支后备队。这支部队不断扩充，又不断分批地、成建制地调往前方，先后达14300余人。
在解放战争年代，大连地区还为部队培养了技术兵种的人才。1946年夏季，中央决定由东北、华东部队抽调干部学员，由辽东军区负责并责成旅大地委协助，在大连创办汽车学校，并派干部到苏联部队学习坦克兵的技术和战术。这个学校至1948年共办了3期，毕业学员近千人，成为我军装甲兵部队的第一批骨干。
1946年，东北军区在大连创办了关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简称关东电专)，培养无线电通讯的机务、报务和工程技术人员，先后毕业学员230余人。这些学员都受到严格的业务、政治训练，分配到野战部队后，成为电讯技术的能手。他们修复原有损坏的电台，改装缴获敌人的电台，保障部队通讯联络畅通，深受各纵队指挥员的重视。他们作为“种子”，还在部队中培训了新一代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大连地区在解放战争中作为稳定的战略后方基地，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1946年底至1947年春，我军坚持南满的艰苦斗争中，由于金县石河驿以南一线有苏军驻在，国民党军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辽南部队则有所依托，无后顾之忧。经旅大地委与苏军打通关系，这一地带曾一度成为我辽南党政领导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从1945年底开始，大连就成为东北、华东两大解放区之间大批干部调动、转移和疗养的一个中转站。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委创建的一个大型疗养院，曾接纳来自各解放区的在长期战争环境中积劳成疾或负伤的大批干部，使他们得到较好的治疗和休养。有些高级负责同志，如罗荣桓、徐海东、张爱萍等同志，当年都曾在大连疗养过。
大连地区作为一个隐蔽的后方，曾经安置和治疗过大批从前方撤下的我军伤病人员，同时还分批组织医疗队、手术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1947年东北我军发动冬季攻势的时候，大连曾在3天内紧急动员10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6个手术队赶往前方。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期间，大连曾派出5个医疗队，携带大批药品、器材，到辽西前线参加野战医院工作，直到沈阳解放。
如上所述，在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作为苏军控制下的一个战略要地和我军的一个隐蔽的后方基地，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同其他解放区一样，大连人民为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尽了应尽的义务，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大连的全体党员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同心协力，带领广大群众，始终不懈地为支援前线做出巨的努力。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避免苏方在外交上增加额外因难，我们对支前工作采取只做不说的方针，不作公开的宣传，不见于报刊文字。因此，当时紧张热烈的支前工作一直是隐蔽进行，不大为人们所知。在纪念大连解放40周年的今天，大连人民的这一段光荣的史实，是可以公之于世了。
四、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大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在完成支援前线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
当时，大连是我党领导下少有的大工业城市之一。能否把工业生产搞起来，不仅对于支援前线、减轻失业、安定民生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关系我党能否在这里真正站得住脚。当时大连的工业在战时遭到破坏，又因无原料、无销路而停产。既缺资金，又缺技术，还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海上封锁，要恢复生产真是困难重重。当时北满、山东、晋察冀等邻近的解放区都急需大连的工业产品，苏联贸易部门也愿意订货。于是，大连与兄弟地区、与苏联贸易部门合作，采取来料加工的办法，解决原料与销路问题，逐步恢复工业生产。当时各解放区冲破封锁线，运来大量粮食、煤炭、黄金等，作为在大连建立军工基地的投资或换取其他军需物资，这不仅帮助当地解决了恢复工业生产的资金问题，而且解决了人民群众缺吃少烧的燃眉之急。从此，大连的经济逐步摆脱困境，转入主动，打开了恢复生产、安定民生的前进道路。
到1947年，在大连陆续形成了以下几种类型的工业企业：一种是中苏合营和苏军代管的企业；一种是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后勤部门办的军工企业和东北局、旅大地委办的企业，这在当时统称“党产”；一种是当地政府经营的企业；还有私人经营的小企业和手工业等。
中苏合营企业主要有3个：一个是中苏大连造船公司，当时每年能修船30多万吨，还能造小型船舶；另一个是中苏远东电业公司，由发电厂、玻璃厂、罐头厂等30多个工厂组成；还有中苏盐业公司，以生产海盐为主。这几个中苏合营企业的股金，都是中方为51％，苏方为49％，公司利润按股金分配，并向地方政府缴税。海港、铁路、水道公司等企业是苏军代管的。
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学会管理工业的情况下，采取中苏合营的方式，对于迅速恢复生产和培养企业管理干部都是有利的。在中苏合营和苏军代管的企业里，最初我们党都派干部去做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随后，又逐步派任副总经理、副厂长以至总经理和厂长。建国以后，这些企业交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干部噎成长起来，掌握了管理工业的知识和经验，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骨干。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旅大地方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中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大连工人阶级有革命传统，有热爱祖国的强烈政治感情，解放不久就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我们通过工会，把工人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恢复生产。还通过办工人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的方式，从工人中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大连工人阶级对于当地经济的恢复和逐步发展，的确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大连解放初期也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我们大胆任用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为恢复大连的经济，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在技术人才奇缺的情况下，一段时间里还留用了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我们的干部和工人同他们友好相处，在生活上尽量给以较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对解放后旅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技术上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亲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态度，离开大连回国后，其中很多人成为发展两国人民友谊的积极分子。
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和兄弟地区的大力支援下，大连工业恢复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随着工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和郊区农业生产也都相应地恢复发展起来，城乡经济日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到1949年建国前夕，大连噎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
大连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在艰苦条件下起步的。在日本帝国主义40年的殖民统治下，大连长期与祖国隔绝，民族文化被摧残殆尽。虽然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仍很强烈，但是有不少人不了解抗战真相和我党我军在8年抗战中的伟大功绩，加上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人员先我们2个月到大连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反动宣传，使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受到影响。当时我们进入大连的干部多来自抗日战场，长期生活在农村，不熟悉大城市。有些人认为我们“土”，不相信共产党能管好城市。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报纸、广播和出版革命书刊，以及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等方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系统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介绍和宣传我党我军在敌后战场坚持抗战的英雄业绩；宣传我党领导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领导的书店，还出版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这一系列工作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46年春天，以沙蒙、王大化等同志为首的东北文艺工作团来连。他们在大连演出了《日出》、 《血泪仇》、 《兄妹开荒》和《黄河大合唱》等，连续演出几十场盛况不衰，轰动全市，深深地打动了大连青年的心。革命文艺的巨大感染力真如春风化雨，转变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吸引他们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看了演出以后，更是钦佩备至，纷纷要求参加文工团。大连的革命文艺队伍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北文工团播下的革命文艺的种子逐渐开花结果，使大连解放初期的文艺工作和整个文化事业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东北文工团对于大连解放初期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是立了大功的。
解放初期大连的教育事业，是在清除帝国主义殖民地教育影响、建立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市政府成立后，普遍兴办了中小学校，并创办师范讲习所，培训小学师资。接着又开办建国学院和文法专科学校，大量吸收有一定革命觉悟的知识青年，以抗大方式进行培训，充实干部队伍。1946年开始在全市城乡扫除文盲，普及文化，兴办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职工学校，培养技工和干部。1948年，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形势下，旅大地委经党中央、东北局批准，把原有的工科、医科、无线电等几个专科学校合并，从国统区和海外增聘有真才实学的教授，组建大连大学(下设工学院、医学院，即现在的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的前身)。这是我党领导下较早创建的一所新型的正规的理工科大学，它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市建立了多层次、多类型的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解放初期大连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地区人民团结奋斗而取得的，是和各解放区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至于我们这些当时担任负责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我个人，都是初次进入这个特殊环境的，对大城市工作，知识和经验不足，能力有限，工作是做得不够的，可说是边学边做，具体的经验教训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连地区解放初期虽然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况，但是它同其他解放区一样，发展的前途，归根到底取决于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旅大各级党组织正是在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进军声中，于1949年4月与广大群众见面；地方政府也同时改组，成立旅大行政公署，正式成为东北人民政府管辖的东北解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此，大连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万分喜悦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整理人：王凡)
注：这份综述材料，是根据大连解放初期任中共大连市委(后改称旅大地委)书记的韩光同志近几年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和几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而成的。刊出前经韩光同志本人审阅。
中共大连地方史（上卷）之二
| 大连史志网 http://szb.dl.gov.cn/typenews.asp?id=144 ......六、建立军工生产基地，支援解放战争 大连党组织遵照中央和东北局关于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大连工业城市的有利条件和工人阶级的技术基础，组织军工生产，以便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的指示，制定了 “巩固旅大战略要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支援前线”的工作方针，把支援前线当作旅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利用这里的和平环境，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直接支援东北、华北、华东的解放战争，做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 1945年9月以后，各解放区在组织军工生产的同时，为解决解放区的物资供应问题，相继派出400多名干部进入大连，以民办的公司、商行面貌出现，设立办事机构20余家。这些机构通过接收敌产、开办工厂、开展多方贸易以及采办、转运各种军需物资等方式和途径支援前线，同时将各解放区的粮食、棉花、土特产运到大连销售，解决大连粮荒，活跃大连经济。 这些分散的各自为政的贸易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解放区战场的急需，但也给大连的经济恢复、发展和市场管理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为克服多头经营的弊端，1946年底，旅大地委经东北局批准，设立财经委员会，统一筹划支前工作，只要是前线急需的物资器材，尽力提供方便。1945年冬季，初进东北的主力部队被服供应困难，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肖劲光于这年年底专程来大连筹办布匹。市委当即决定，将大连市公安局掌握的布匹、绸缎和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所存的棉布倾库拨出，无代价运往前线。大连市公安局被服厂承接南满部队被服生产任务，全厂职工全力以赴，年生产单军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1946 年～1949年上半年，该厂共制作30余万套军服，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从1947年2月开始，旅大地区接受为前线做军鞋的任务。在各级政府的深入发动和组织下，获得解放的广大妇女纷纷走出家门，以生产自救的名义成立做鞋工厂、做鞋合作社和做鞋小组。到1948年底东北解放战争结束，大连市内经常参加做鞋的妇女达3.4万人，做军鞋236.5万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人口不足百万。为了早日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除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供应前线外，还动员自己的子弟参军参战。1946年2月～1948年9月，全地区直接动员和调出参加我东北人民军队的兵员共达3.27万人。 在向前线输送兵员的同时，旅大地区还陆续向新解放区支援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1946年，东北解放战争处于最艰苦阶段，前线急需无线电通讯和工程技术人员。这年下半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大连创办电气工程专科学校(关东电专)，到1950年，先后毕业244人。除少数留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外，大部分分配到其他野战部队，在实践中成为电讯技术的能手。解放战争中东北民主联军缴获国民党军队大批坦克和汽车，由于缺少技术人员，不能使其发挥作用。1946年夏季，中央决定从东北、华东部队抽调干部，由辽东军区委托旅大地委协办大连坦克学校(对外称警官学校四大队，后改为汽车学校)。1947年6月～1948年末，该校培训学员900余人，直接参加解放战争，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代坦克手。辽沈战役期间，旅大卫生医疗部门还派出5批医疗队，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材，到辽西前线参加野战医院工作，直到沈阳解放。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冬季攻势，急需大批医护人员，旅大在3天之内组织10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6个手术队奔赴前线，在医疗设施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这些医护人员不畏艰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辽东军区的嘉奖。 旅大作为苏军控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自然成为东北、华东两大解放区之间干部调动、转移的中转站和疗养基地。1946年10月，旅大为了接纳战争环境中积劳成疾或负伤的各解放区干部，使其得到较好的治疗和休养，成立了旅大公安局训练处第二疗养院(后改为旅大干部疗养院)。到1949年上半年，接纳来自华东、华中、晋察冀、西北、中原、东北各解放区领导干部200多名。我党许多高级干部，如罗荣桓、徐海东、李一氓、张爱萍、陈奇涵、张稼夫等都曾在此疗养过。疗养院实际上成为隐蔽后方的一个重要支前部门。这里曾成立“华东北撤人员管理委员会”，安置和储存来自华东解放区的5000余名干部、学员、伤病员和家属，免除了前方的后顾之忧，保护了大批干部和家属，增强了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 各地数以千计干部的到来，给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旅大带来勃勃生机。他们也在恢复发展旅大经济建设中增长了才干，学会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和各种专业技能。解放初期的旅大人才济济，拥有一支可观的干部队伍。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党需要大批各类干部。旅大党组织根据东北局指示，陆续把干部调往全国各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旅大地委抽出1500名干部随军南下，组成南下大队，分赴武汉、南昌、广州、上海等地。1948年，华东形势好转，华东局北撤到旅大工作、疗养的干部，除少数留在旅大外，大多数都陆续回到华东各地。据统计，到1949年底，从旅大调出近4000名干部支援全国各地，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旅大还有其独特的贡献。1946年底～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在南满处于“拉锯”状态，斗争十分艰苦。由于金县石河驿以南一带有苏军驻在，国民党军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辽南部队则进退自如  ，因此，新金县南部一个狭长地带被称为“屋檐下根据地”，这里一度成为辽南党政机关和辽南军区的落脚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基地，在收复辽南失地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旅大的支前工作中，大型军工生产联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46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来旅大筹划后勤工作。经过考察，他认为旅大有着比其他解放区更为优越的军工生产条件。在与旅大地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肖劲光向党中央提出在旅大进行军工生产的建议。党中央接受建议，及时发出通知，要求各解放区派出得力干部到旅大组织军工生产。遵照中央的指示，胶东、华东、华北解放区迅速派出400多名干部来旅大组织军工生产。 为加强对支援前线的领导，1946年11月，旅大地委根据东北局和辽东分局的指示，成立军工生产委员会，由市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边慎斋)任主任。军工生产委员会以公安总局工业科名义对外工作。 苏军对我军工生产基本上采取默认的态度，但不同意在市区内生产炮弹。因此，地委选择市郊甘井子海茂村龙头山下和老虎牙2处，兴建制造炮弹和引信2座军工厂，对外叫裕华铁工厂和宏昌铁工厂。同年7月1日，这2个工厂加上苏军移交的工厂，以及大连机械、大连铸造等l0余个小工厂，正式组建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第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朱毅任经理，有职工2600余人。广大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急前线之所急，把工厂当战场，艰苦创业，克服重重困难，从1947年7月～1950年12月，共研制各种炮弹54.57万发，引信81余万发，雷管24万只，迫击炮1400多门，苏式冲锋枪500余支，弹体钢3000多吨，无烟火药450余吨。除为辽沈战役提供上百吨炸药外，其余均运往华东、华北战场，发挥了巨大威力。山东沂蒙山大战中，我军第一次使用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这些炮弹为消灭国民党新一军发挥了作用。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发射了20万发炮弹，大部分是建新公司制造的，没有一发出现事故。为此，大连建新公司曾多次荣获华东前线司令部和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1948年12月，陈毅和粟裕联名写信给旅大地委，对旅大党组织和工人阶级给予华东战场积极而有效的支援表示感谢。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高度评价：“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 大连建新公司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中国工人阶级的表率，被誉为“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当时任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宏昌铁工厂厂长。吴运铎在抗日战争中就领导兵工厂工人制造军械。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任华中地区最大的炮弹厂厂长，后转移到沂蒙山重建兵工厂。1947年初，吴运铎来大连养病治疗。这时东北战场正处于艰苦时期，前线急需大批炮弹和子弹。东北局和旅大地委研究决定，派吴运铎和吴屏周分别担任新建的宏昌和裕华铁工厂的厂长。吴运铎毅然放弃休养治病的机会，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仅用2个月时间，就试制出第一批后膛炮弹。为了确保炮弹质量，吴运铎和吴屏周一起亲自动手装配炮弹试验。当试到第七发炮弹时，几经引爆没有爆炸，两人为了弄清原因争相赶上前去检查，不料刚接近炮弹，一声巨响，炮弹爆炸了，吴运铎被掀下山崖，身负重伤，吴屏周当场牺牲，年仅32岁。 吴运铎身负重伤住进医院，经抢救，又一次战胜死亡。伤口未愈，就拄着拐杖回到工厂，和工人一起继续从事爆破研究。吴运铎身残志坚，在从事兵工事业的同时，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48年～1949年，建新公司在试制、运输枪炮过程中，有17人献出宝贵的生命。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名。...... |
张珍-人物简介
直隶（今河北）定州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２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曾任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局局长、晋察冀军区军工部副部长、冀热辽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大连办事处主任。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工局局长，重工业部化工局局长，化学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工委顾问。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１９４１年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局发明人造石油，获边区政府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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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立现代化军事工业基地——对大连建新公司的回忆 (张 珍)
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和东北局以及中央军委、东北军区领导再三指示，为了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凡是有条件的地区，争取用最高速度，建立现代化的重武器装备，特别是能打阵地战的野炮和所需的大量野炮炮弹的生产能力。大连是比较理想的工业区，政治上不直接受战争的影响(当时大连地区是苏军军管)，又是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重工业基地，既有钢铁、冶炼工业，又有机械、化学等工业。
我是奉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指派到大连工作的。到大连之前还有一段由晋察冀到东北局和在东北地区参与恢复东北工业的插曲。
1946年，我奉晋察冀、冀热辽军区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东北局会见并请示彭真同志，目的是请东北局支援晋察冀边区部队所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供应。见到彭真同志以后，他仔细听取了我对华北解放区情况的汇报后对我说： “华北需要什么，凡是东北有的物资，我们大力支援。”并让我去找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和军区主管后勤工作的张令彬同志。
彭真同志是老领导，对我比较了解，知道我在晋察冀搞军事工业。他对我说，东北搞军工比华北条件好，特别是搞重型武器、弹药的条件，比其他解放区都优越。他让我留在东北搞军工。我说：“我服从组织决定。”当时我一方面全力完成程子华政委、肖克司令员交给我的任务，把部队急需的军事物资赶快运回去；一方面就留下搞军工的事请示晋察冀的领导。经组织上批准后，我就留在东北了。
为了尽快恢复东北工业的生产，彭真同志尤其重视煤炭、电力、铁路运输的恢复工作。为此，东北局成立了工业委员会，彭真同志任主任，陈云、李富春、王首道、陈郁同志任副主任，伍修权同志任秘书长，我作伍的助手，任副秘书长。随后派我到鹤岗、牡丹江、鸡西等地了解情况，并重点协助陈郁同志首先组织鸡西等地煤炭生产。有了煤炭供应，铁路通车了，电站发电了，东北的经济和政治局面开始好转。此时，哈尔滨、牡丹江、延吉都先后成立了子弹厂(复装)、炮弹厂(复装)、武器修理厂等军事工业。在伍修权的领导下，这些厂开始由修理、复装逐渐向制造迈进。在这一阶段我在技术上参加了必要的工作。
1947年夏秋之后，李富春、伍修权同志指示我去大连，说那里工业基础好，要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还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采取一切措施大量生产弹药，尤其是重型炮弹；需要东北局解决的问题，要及时汇报；要依靠地方党委，并向韩光同志说明，要把大连建成一个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军事工业基地。
1947年9月29日(中秋节)那天，我到了大连，见到了韩光同志，汇报了东北局的指示。韩光同志告诉我，华东的党组织已派朱毅、曹鲁等同志带来一些干部到了大连组建炮弹厂，目前正在摸索试验阶段，尽管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但组织炮弹生产的条件很好。后来我经过实地调查后，向东北局、东北军区发了电，报告了大连军工生产的情况，认为大连能够生产重型全装七五炮弹。
当时旅大处于苏军军管之下，建新公司是以民办商业的名义出现的，朱毅同志任经理，我任副经理，曹鲁同志任秘书长，建新公司当时也得到苏军的默许和支持。我们党委通过韩光同志的努力，几乎把大连的大型重工业工厂都从苏军手里接收了过来，其中有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建新公司所用的原材料、电力及废钢铁也得到当地苏联驻军的支持。
大连建新公司七五炮弹的生产，经过科研、试制、生产定型等紧张的工作，以及老厂和引信、发射药、硝酸甘油、装弹等新建厂的通力协作，1947年底基本上达到了月产1万发的能力。
1948年我们生产了12.5万发炮弹，品种是日式和美式(七五口径)2种。当年就供给了华东战场，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1949年又生产了12.5万发，本来这一年可以多生产10万发左右，但因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胜利在握，遵总部的指示，因无贮存炮弹的仓库，只好减产。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建新公司的统计1948年为25万发，1949年也是25万发。我的意见，如果按一弹一筒，我的说法是对的(世界上的统计也如此)。但我们当时为了节约炮弹筒，每2个弹头、2个引信、2个发射药包、和2个底火配1个弹筒，战场上也是这么用的。因此两种统计都是有道理的。
为了支援各解放区自制(实际上是复装)子弹和迫击炮弹用的发射药，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充分满足了各解放区的需要。
我们生产的炮弹质量也是可靠的。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正当我们开足马力为前线多生产炮弹的时候，前线指挥部发来电报，说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发生膛炸事故，死伤了炮兵战士，让我们派人到前线查明原因。收到这个电报后，我感到问题严重，因为当时我是主管炮弹生产和技术上的负责人，如有失误，我责无旁贷，应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当即派了叶英同志到浙东前线。叶英同志去后回电说：炸炮的炮弹不是我们建新公司生产的，而是我军缴获国民党的炮弹。为使前线总指挥部首长和指战员们放心，我们指示叶英同志在前线实地发射300～500发炮弹，试射的结果证明建新公司的炮弹质量可靠。因为前线对炮弹十分珍惜，只试射了100发，前线首长就不让再打了。此事虽然证明了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质量可靠，但也教育了我们，军工生产质量第一的方针和质量是军工的生命线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是战士的生命，也是战场上胜利的重要保证。
大连建新公司作为当时东北最大的比较现代化的军工生产基地，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几年的时间里就生产了50万发炮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建新公司生产的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争，特别是朝鲜前线用的炸药，几乎全部是大连建新公司(化学厂)供给的。建新公司不仅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而且为我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培养了一批人材。如大冶特殊钢厂的建立，就是朱毅同志南下时，将建新公司所属钢厂成套设备带去建设起来的。1948年底沈阳解放后，沈阳兵工厂也是由大连建新公司派去一批干部帮助恢复起来的。同时，建新公司还为民用部门输送了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
回顾往事，我为建新公司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也更加怀念为夺取这些胜利而牺牲、流血的战友，这些同志的光辉业绩和英勇的献身精神至今还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如在炮弹的研制、生产过程中，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加之有些同志热情很高但科学知识不足，在一次炮弹引信试爆事故中，优秀的干部吴屏周同志光荣牺牲；在另一次硝酸甘油爆炸事故中,有6位工人同志光荣牺牲；在运送发射药的事故中，一次就牺牲了9位同志；在去鞍钢抢运钢材时，还牺牲了1位出色的年轻干部安疆同志。吴运铎同志也是在大连试制炮弹时受伤致残的。大连建新公司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一心为前线，一切为革命，艰苦奋斗，努力生产的光荣传统，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总结过去，建新公司的成绩应当归功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华东局、东北局以及旅大地委的正确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着我们不断夺取胜利，这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永远不能忘记的。
(张珍同志原任兵器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工委顾问)
所謂的"運輸大隊長"就是這麼回事。
國軍因被美國武器禁運，彈葯嚴重不足，中共可能只有繳獲槍械大砲，但絕對拿不到什麼彈藥，不可能只靠國軍的武力來打敗國軍。那怎麼辦呢？製造美式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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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朱毅同志 作者：韩光
1989.05.25
......当时，大连连接着华东、华北、东北三大战场，有近代工业的基础，机械工业和炼钢、化学工业比较发达。日本投降时，工厂虽然遭到严重损坏，但有发展军工生产的物质条件。朱毅同志到大连后，和曹鲁等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筹建军工方案，要求旅大地委把大连钢铁厂、化学厂，以及大连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和金属厂拨归军工方面。我们满足了这些要求，很快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此外，朱毅同志等又新建炮弹厂、引信厂和发射药分厂。于是，由我党创建的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就形成了。为了适合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这个大型军工企业对外号称叫作“大连建新公司”，由朱毅同志任总经理。建新公司是在华东局、东北局的重视和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华东局陆续投入大量干部和资金；东北局则给调拨粮食和煤炭，并数次派军工领导同志来大连视察、指导工作。李富春同志代表东北局几次表示，东北局将专门调拨“建新”所需的物资和干部，继续扩大生产，所出的炮弹全部投入到华东战场。旅大地委遵照东北局的指示，对于建新公司的工作采取三条方针，由地委组织的军工生产委员会贯彻执行。一是全力支持、全力协助；二是为军工生产尽可能地提供所需的各种条件，为产品运往华东大开绿灯；三是对建新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地委主要通过党组织和工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在“只干不说”的条件下埋头苦干、放手工作，加快生产的步伐。建新公司于１９４７年７月１日正式成立后，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研制、试验和生产，到１９４８年初，就首次在我党领导的军工史上制造出后膛钢质炮弹。１９４８年一年，大连就为淮海战役及其它战场提供了２３万发炮弹，全部是合格优质品。当时我军缴获了蒋军大批美制大炮，所缺的正是需要不断补充的炮弹，建新公司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工作非常及时而得力。对此，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曾亲自写信，对旅大地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这个信件就是由朱毅同志亲自转交给我的。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朱德总司令在全军军工生产会议上曾亲自对朱毅同志说：“你们建新公司造的炮弹在几个战场上都用上了，前方反映很好。”粟裕同志生前还曾有一句名言：“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下面這篇李竹平的回憶錄也說明了共軍美式砲彈的由來。
李竹平(1912~1992) 江苏省涟水县五港人，早在江苏淮阴中学读书时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坚贞不屈，英勇斗争，同年8月，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10月他出狱后到日本求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回国参加抗战，辗转在江淮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调中共华中分局，组织军工生产和军用物资的购运，有力地支援了华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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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和建新公司
(李竹平)
1946年10月中旬，正是敌人侵占了淮阴，疯狂地向涟水进攻的时候，我到了华中分局组织部长兼华中财委主任曾山同志的办公室——两间十分简陋的农民茅屋里。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根据战略要求，涟水是要丢给敌人的，我今天找一些同志来研究粮食问题，你先参加会议。准备让你到华中银行或后勤司令部去工作，会后定吧!”正在开会的时候，分局书记邓子恢同志拿来一份党中央的电报，大意是说，大连很多工厂，由于缺乏干部和资金，未能开工，中央要求各解放区派得力干部携带资金前往，利用这些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或兵工材料，同时开展对苏联、朝鲜、香港的贸易，采购一些支援战争的物资。邓政委问华中派谁去好？曾山同志向屋里环顾一下，马上说：“派李竹平去吧!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定。”陈明、孙冶方同志也在场。吃午饭时，曾部长又向陈毅军长、张鼎丞司令员讲了派我去大连的任务。曾山问陈毅，涟水可否多守几天，以便把苏中粮食运到苏北。陈毅军长说：“不用着急，打不好，脚跟朝南，退到山东，过一些时候，再脚跟朝北，打回来就是了。”记得陈军长还很诙谐地说：“看来仗要打下去，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蒋委员长，十分慷慨地送来不少美制大炮，却又十分吝啬地不肯多给炮弹。你们去首先要设法搞7.5公分的美制榴弹炮弹，当然其他口径的炮弹和炸药也需要的。”
当晚，曾部长告诉我，他已让组织部配备一些搞军工和搞贸易的干部，银行准备一些金子，并要我马上到苏中去找陈丕显同志和海防司令部，准备将来由苏中运一批黄豆和棉花到大连去。此外，还准备了报务员、译电员，携带密码和电台呼号，可能的话直接和分局通报。我到苏中(即今东台一带)去的时候是汽车送的，回来时因为盐城以南的桥被破坏了，改乘木船回到苏北。来去的时间大约半个多月。
我从苏中回到华中分局，组织部已选派原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政委吴屏周、华中二分区贸易局长石云阶及从上海来的吴怡如(即刘景颢)等同志共40多人随我一道去大连。以后根据工作需要，等我来电后，再派人去。大概在10月底，我们从沭阳出发，经鲁南，由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写信给滨北军分区和胶东军区，帮助我们过胶济路，走走停停，经胶东平度县城到烟台登船，1947年元旦到大连。
到大连后，我首先看到地委刘顺元同志，他是我在华中工作时的老首长。他告诉我，中央已把我的关系转来了，并介绍我同大连地委书记韩光等同志见了面。同时，听他说山东分局已派来曹鲁同志，任务与我相同。曹鲁同志原名曹辰力，是我的熟人，他曾任过华中六合县县长，据说黎玉同志派他来大连时，要他时刻记住山东给他的任务，故为其改名为曹鲁。
我到大连后，由于华中分局正向山东撤退，一时联系不上，地委要临时借我带来的干部，去加强大连一些部门的工作，同时使他们熟悉大连情况，将来对我们工作有好处。记得当时吴屏周到研究所，吴怡如到百货商店，石云阶到海关。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临时工作。
1947年3月，华东局派朱毅同志来，组织华东办事处，并带来曾山同志给我的信。主要内容是说，华中分局已撤消，他负责华东局财委工作，要我协助朱毅同志把华东各地区、各部门在大连的工商企业全部统一起来。这些企业的一切物资、现金及不动产全都交给办事处使用，不得转移。同时，胶东也派来周嘉琳同志，首先统—胶东各部门在大连的企业。
朱毅同志来后，商得大连地委同意并经华东局批准，成立以朱毅同志为书记的华东财委驻大连工委，我和曹鲁、周嘉琳、朱宏升(山东渤海区派来的)等同志参加工委。工委下设立2个委员会：一个是兵工委员会，对外叫建新公司，由朱毅和曹鲁同志负责(后来谭光廷同志去了，朱任经理，谭任政委，曹任秘书长)，任务是筹建炮弹厂及恢复为制造炮弹提供原材料的大连炼钢及满洲化学等工厂。另一个叫财贸委员会，由李竹平、周嘉琳、高竞生等同志负责。下面有3个摊子：一个叫大华公司，负责统—胶东各单位；—个叫东顺昌，是渤海区党委的；新成立一个复丰商行，派王瑞庭任经理，接受和处理华东运来的物资，扩大山东噎开展的对大连及对苏、朝的贸易，采购华东战场上急需的物资，负责与华东物资来往的海上运输，为建新公司所属各厂筹措经费。
当时还没有用华东办事处的名义。陈易同志来大连以后，进一步缩小了大华及东顺昌的任务，后即全部停止了大华等的业务，成立了华顺商行，把大华等公司的一批干部并入华顺。这时，华东在大连只有2个机构，1个搞兵工，叫建新公司；1个叫华顺商行。1947年秋天，成立了华东财委办事处，对外叫华顺商行。
工委建立后，由于华东局的领导和地委的支持，工作是相当顺利的。建新公司派出大批由华东来的干部，接收了甘井子一部分工厂，并很快地恢复了与生产炮弹有关的部分厂子。同时委派在大连病休的原新四军二师军工部部长吴运铎同志任引信厂厂长。商得地委同意，把吴屏周同志调回任炮弹厂厂长，抓炮弹厂筹建工作。在他们选定老龙头为厂址之后，经过严格的审查，立即调去一部分干部和工人，同时在公司里还留用一批日本技术人员作为顾问，解决—些较困难的技术问题。并决定，立即把大连机械厂(厂长是王敬之同志)一部分较好的机床拆卸装箱，运到甘井子老龙头。我们觉得应该向苏军驻军司令打个招呼，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那位司令不允许我们在大连搞兵工生产。
就在这个时候，肖华同志来了，找朱毅和我去，记得地委书记韩光同志也在座。当我们汇报我们的任务、工作情况以及目前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后，肖华同志首先分析了东北形势。他说，东北解放区得天独厚，像坐在沙发上，背后苏联是大沙发；西面外蒙古，东面朝鲜，是两张小沙发；大连是前面茶几，看守着南大门。华东战场打不好，影响华北；华北打不好，将影响东北。大连必须积极支援华东前线。同时批评我们，不应把我们的工作向苏军报告，因为他们与蒋介石有外交关系。他要我们回去后，立即把机器运往炮弹厂，不要再和任何苏联人打招呼。为保证大连和华东海上运输的安全，第一，应当做好保密工作，要地委给我们辟一个专用码头，来往物资不要经过海关检查，凡军用品包括弹药、汽油、兵工材料及钞票纸等一律免税；民用品由华东办事处按月将税直接交到地委(实际上我们没有采购过民用物资)。第二，船员可以武装起来护航，但在大连不得着军装和携带武器上岸。
地委和我们都按照肖华同志的指示做了，一切都很顺利。当我们到车站去运被苏军封存的机床的时候，在场的几个苏联军人一句话没讲，就远远地走开了。地委又决定把小港作为我们的专用码头，除山东海防司令部所属的船只外，其他船只一律不许停靠。这时候来了一位苏军校官，高竞生同志接待了他。他问：“小港是你们的专用码头吗?”高说：“我们是正当商人，要发展对苏、对朝贸易，货运很多，需要这个专用码头”。他说：“我也是正当军人，和你们打过很多交道，是老朋友，希望你把你们船的形状和标志告诉我，我可以通过我们的海军朋友，在进出港口时给予方便。”后来高竞生同志把我们70多条汽船的形状和标志交给了他。这次交谈以后的2年多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10多条船日夜进出港口，从未受到留难。当然，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一次听说苏军管理的旅顺仓库里，有很多日本炮弹和炮弹壳，高竞生同志找到与他很熟的管库的苏军少校，想要这批炮弹和弹壳，这位少校当面拒绝，结果是不欢而散。这又一次证明我们犯了方法上的错误。因为两天后来了一位少尉，他表示要把仓库里的这批炮弹和弹壳送给我们，但要严格保密，否则，他将会受军法处分。
机床运到兵工厂后，那里的同志紧张地进行试制工作。1947年9月，我们都欢欣鼓舞地传递着炮弹已试制成功的好消息。但是就在第一次试验时，不幸事件发生了，厂长吴屏周同志在这次事故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工人出身的厂长吴运铎同志负重伤，鲜血染红了全身。吴运铎同志没有被负伤而吓倒，在医院里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在病床上学习了日语，以便查阅日文技术资料。当他可以行动的时候立即回到工厂，和广大职工同志一起继续我们的事业。在以后2年当中，老龙头生产了大量的炮弹和发射药，运到华东，用蒋介石送来的大炮回敬蒋介石。
1947年前后，蒋介石大举向胶东进攻，这时我们经济上几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山东人民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很多物资运不到海边,而解放战争却需要更多的兵工材料和军需物资。特别是蒋介石送来大批汽车和坦克，我军却没有汽油。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山东运来的近2000吨花生油，全部换成苏联的7000 多吨汽油。同时，建新公司的开支也日益增加。此外还要供给华东撤退到大连来的大批干部的生活费用。工委考虑后，决定由曾山同志派来传达任务的华东财委生产部长陈易同志和我一道经朝鲜去哈尔滨，向东北局求援。10月底到哈后，李一氓同志带我们去见李富春同志。在我们汇报后，富春同志当即决定：(一)建新公司所属各厂经费，从1948年1月起，全部由东北局负责，今后不要华东1文钱；(二)生产的炮弹和发射药，全部运往华东，东北不要一颗炮弹，一斤发射药。现在回忆起来，富春同志不仅这次给华东解决了困难，1948年他到朝鲜商谈贸易时电召我去，除听我汇报了我们在大连的工作外，他还告诉我，华东可以从朝鲜提供我国的货单上，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货款由东北局支付。这次我们购得华东急需的电解铜、电解锌和炸药等。
陈易同志于1948年初回华东后，曾山同志有电报给我们，说建新公司由东北领导。但我们和建新公司真正分开(主要是干部)，是在1948年4月。当时我回华东汇报工作，曾山同志决定：撤消大连工委，将建新公司和华东财委大连办事处分开。建新划归东北领导；华东办事处仍由华东领导，由谭光廷、李竹平、高竞生负责，任务如前。此后办事处和建新公司的关系，就是他们生产的全部炮弹和发射药，由我们运往华东。
回顾建新公司获得的成就，我认为1948年以前，首先是得到华东局特别是曾山同志的关怀和支持；1948年以后，又得到东北局特别是富春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其次，在开始建设时，肖华同志关于对苏军的工作方法以及与地委关系的指示，是工作取得顺利的主要保证；第三，大连地委的大力支持、是取得成绩主要条件之一；第四，朱毅、谭光廷、曹鲁、吴屏周、陈一民、周家华、陈克奇(以上各位已离开人世)及谭伟、郭石等同志，在建厂和生产中，团结全体职工，包括一些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都付出了极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吴运绎等在一线工作的同志，都以无比的献身精神，不畏艰难险阻，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第五，也应当提一下华东办事处的几十名干部，几乎每人每晚要用自己的肩膀扛10吨左右的物资，从仓库搬到船上。很多同志病了，但一想到前线的需要，又都一跃而起；第六，还要提到的是山东海防司令部70多只汽船上的近千名船员，2年多时间里，他们经常穿插于敌人兵舰封锁的大海上，特别是1947年秋季以后，敌人在山东沿海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在成山头里面的小港俚岛，在海外大约10华里的海面上,有时还有2只兵舰封锁。但是，他们从没有间断前线急需物资的运输。他们在与风浪搏斗的时候，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在遇到敌情的时候，又都拿起武器，是一个无畏的战斗集体。可惜这些同志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李竹平同志离休前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李竹平提到的"俚島"也有段故事，這是中共將大連軍火運至華東的重要港口，經由種種偽裝或是轉運，成功避開國軍眼線，將大連的大砲彈源源不絕送上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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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万人支前！淮海战役后勤补给之谜
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是国共三大决战中战斗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经过65昼夜的浴血奋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55万余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众所周知，陈毅元帅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粟裕将军也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山东人民的小推车自不必说，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加入到支前行列，将4亿多公斤粮食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淮海战役不断注入血液。另人费解的是，粟裕将大连的炮弹与山东的小推车一并提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大连的炮弹是在哪里登陆的，又是怎样运往前线的呢？为此，笔者走访了当年淮海战役中军需物资的中转站──山东威海俚岛镇。
大连：后方军工厂
“炮弹都是从大连运过来的。”笔者走访的10多名当年参与过俚岛军火运输的老人们都这样说。
1945年8月22日。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派兵进驻旅大地区并实行军事管制。
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的工业城市，日本投降后，虽然工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基础未被破坏。1946年11月，中央军委指示，利用大连近代化工业基础和海上运输的便利条件，进行兵工生产，支持解放战争。当时，大连的大型企业几乎都由苏军军管，经大连党组织与苏军交涉，得到苏军的默许和支持。1947年7月，苏军将化学厂、钢铁厂等企业移交中方。我党的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建新公司在大连正式成立。
在1947-1950年的4年时间里，建新公司共生产日式三八、九四、一二四和美式七五山炮弹54万余发﹔药筒26万余个﹔自配M式野山加引信9.5万个，改产掷弹引信55.6万个，修理旧引信16.2万个﹔生产美式、日式底火60.9 万个﹔雷管24万只，60迫击炮1430门﹔苏式冲锋枪1563支﹔生产弹体钢3000多吨，各种型号无烟药450吨。其中，除为辽沈战役提供百余吨炸药外，绝大部分经海路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我军物资接送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用成千上万辆小推车运往华东前线。
俚岛：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东北还处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大连在苏军的驻守下就如同一个小小的孤岛，成为东北地区唯一畅达外界的出海口。因此，当时运送炮弹的线路只有一条：海路，即由大连包需物资海运至山东半岛的某个港口。
从天时上看，当时胶东地区还没有解放。大部分区域为国民党所控制，我军控制的港口只有威海市辖内的石岛、龙须岛、俚岛、南我岛等几个小港，而在这些小港中，为何偏偏选中俚岛呢？
笔者走访了俚岛镇小盐滩村的村民刘夕卿、杨兆平等老人。刘夕卿今年93岁，解放战争快结束时担任过俚岛区海上稽查队的队长，尽管没有参加过炮弹运输，但了解俚岛老港的布局。杨兆平，72岁，当时年纪尚小，却亲眼目睹了炮弹的运送过程。
他们向笔者回忆道：当时的俚岛镇规模不大，只有东街西街，三纵两横。但在荣城县的众多小港中还是比较繁华的，俚岛是当时全县的商贸中心。附近的石岛、夏庄等镇的商贩都到这里进货，做生意。小港周围的交通相对要好一些，尽管当时没有柏油马路，但俚岛镇的泥路修得还中规中矩。俚岛港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它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海岸线长80华里，是天然避风良港，东有外遮岛挡住东南风，西北有层峦小山削弱西北风。港口三面环山，只有东部一个开口，比较隐蔽。这些条件是其它小港无法相比的。
战争的后勤支持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而我军在俚岛的群众基础也是深厚而强大的。俚岛所属的荣城县是老解放区，动员群众力量不成问题。
海运：瞒天过海
在我军尚无海上作战能力的条件下，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当时仍由国民党军所控制，他们力图封锁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尽管因苏联的干涉，国民党军封锁海上运输的企图受到很大阻碍，然而军需船只一旦出海，就会暴露在国民党军队的火力之下。
笔者查阅了1947年的相关资料后发现194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曾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中共中央称：“国顽近集中10余炮艇阻我烟台大连交通，已有大小炮舰30余艇往走，如无法保证海上交通安全，则运粮运药均很困难，望与友方(苏联)研究，打破国顽海上封锁办法，最好友方经派商船开至烟台将我方对象一次运送完毕并运回粮食物资，我们只能运用商人帆船星夜偷运部分。”从中我们看出，当时的运送方法是，粮食药品等生活物资以苏联商船为主力运送，我军自身只能利用晚间秘密运送一部分。那么怎样才能彻底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将军需物资安全快速地运往目的地呢？
笔者从当年运送军火的村民中了解到一些情况
杨云举，90岁，刘家圈村村民﹔袁正杰，73岁，峨石村村民。两人均参加过当年的炮弹运输。他们告诉记者，为了避免被国民党军法发现，船只行使的路线呈“大于号”。
袁正杰：“从大连出发，不是直接到俚岛的，而是先到朝鲜再到俚岛。”
杨云举：“运炮弹的船是从朝鲜方向驶至俚岛的。”
那么运输的船是军船还是民船呢？
杨永尧，76岁，小盐滩村村民，其父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俚岛港做卸货算帐的会计，参加过军需物资的港口搬运工作。他告诉记者：“船是木头的，过去叫汽排子，机器的，烧柴油的。”
“船上有个两层楼的小房子。我们叫它鸵楼子。一般能运三四百吨货物。”杨永尧说。
为了绕过国民党军的封锁，我军采用的是36计中的“瞒天过海”，先从大连朝东驶入朝鲜海域(或者公海)，之后掉头沿西南方向朝俚岛进发，这样在开始运输的时候可以使国民党误认为是驶往朝鲜半岛的商船，从而放松警惕。同时，由于国民党没有足够的舰艇对这一海域进行全面的封锁，疏而有漏，我军的军需运输船就这样绕过封锁，驶向了解放区。
为了避免汽船声音过大，当时的船上还装有“消音装置”。杨永尧说：“当时为了不让那么大的声音被国民党军发现，就在船上的烟囱上套个大筒。”
东兴：鲜为人知的公司
国民党军没有想到我军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包需物资一船一船地运到俚岛，他们更没想到，俚岛这个当时人口不过千人的小渔港竟然转移了数量惊人的军需物资。 1947年前后的俚岛是宁静而又热闹的，在繁华的商业活动的掩盖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军需物资大转移在这里秘密进行着，炮弹、汽油、生铁等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沿着乡村土路，一站接着一站地运往前线。
整个军需物资的大转移是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从大船搬运到小船，从小船卸到岸上，再由岸上陆路运输，整个过程环环相接，充分体现了我军战时后勤工作的高效和缜密。
杨云举老人曾运炮弹到外地，据他讲，装炮弹的箱子有1米长、30厘米宽，一个箱子重70来斤。至于其它军需物资，老人们表示还有铜板、铁砣子，300多斤的汽油桶得五六个人来抬。
由于俚岛是小港,几百吨的船舶是靠不到码头的,要想将这些货物运到岸上必须加上一道程序﹔用小舢板驳(摆渡)。小舢板就是当地人运货用的小船，长十四五米，最宽处两米左右。96岁的峨石村村民杨振加老人当年就负责从大船往小舢板上运炮弹。他告诉记者，他把炮弹一箱一箱地从大船上沿着半米宽的木版扛下来。从大船到小船之间的垂直高度有两层楼那么高。
杨永尧告诉笔者，船上的货物卸到岸上，汽油都搬到俚岛东西两边的山腰，靠山排着，这样国民党的飞机就发现不了。炮弹一类的军火就搬到东西大街的仓库里。当时老百姓的海草房也成为临时仓库。港口所在的俚岛村的村民的房子几乎都做过我军的仓库。军火箱子在转运过程中也有破损。所以，“军火从仓库运走后，地上满是硫磺”。
卸货的时候也是危险重重
“我们在码头卸货的时候，国民党军的飞机在头顶上过,机枪朝我们扫射,我们赶快跳进海里,心里那个怕呀,要命呀.”杨永尧回忆道。尽管如此，俚岛人民的支前热情并没有削减。“那阵儿的人思想可不得了，觉悟高。只要是听说是给共产党运炮弹，大家干劲都很足，卸一天货都不累。”
军需物资太多了。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很多货物不能及时运走。“运不了就送到东兴公司。”笔者采访的另一位老人杨云彬无意中向笔者透露了这个没有任何记载的公司。笔者在俚岛镇的调查中未能找到当年在东兴公司做事的任何人，只能从当年参与军火运输的老人的老人的记忆中搜索它的一些碎片。
据杨永尧老人回忆，东兴公司是1945年俚岛解放以后成立的，负责粮食和油脂的运输。据其它老人的回忆分析，东兴公司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家负责战时军需供应的公司，由于当时胶东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占据，战局不定，在成立时不便公开身份，便以“公司”命名，可以隐蔽它的政治倾向，工作人员应该是地下工作者。
壮举：推着小车一站又一站
支前运输人员的情况分为3种，第一种是临时民工，第二种是随军常备民工，第三种是二线常备民工。第二种在当地叫出夫，即当地共产党组织在每个村挑选出五名群众随军前进﹔期限是几个月，吃喝睡都和军队在一起。由于出夫造成的田地不能耕种和农忙时节人力不够，当地政府会采取措施弥补或帮忙。中共中央华东局 1946年11月18日规定：“出夫必须是全村合理负担，记工算帐发工票，常备夫一个工算一个半工，出夫人之农作物得由村中及时还工??。”
从港口运往前线的陆路运输队属于前者，由于从大连来的军需船只时间不固定，因此不可能专门找人运输，每次来船都是党的地下组织单线联系，一级一级通知，当地党组织和各村负责人出来动员，当时动员群众参加支前工作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
袁正杰老人当时和父亲参与了军火的外运。他说当时村里有小车的农户都参与了。作为当年参与军火运输的一员，老人记忆犹新：“俺爹推(小车)，我拉，小车是木头轱辘，能推4箱炮弹，一箱70斤，当时运的不光有炮弹，还有其他物资，运到文登大水泊，最远送到了文登七里塘。”
袁正杰还告诉笔者，他运一趟可以领到25斤玉米，货送到目的地要开单据，清点货物，目的地都是一个露天的大空地，货物就堆在那里。
杨云举也是当年运货的一员，他说：“运到西边文登城是120里路，还要往西运70里，这190里三天三夜打个来回。在乳山县有大车拉，咱这个地方没有公路，都使小车推，那阵子小车那个多啊。”
“一块运的有多少人？”
“有的是。附近村(的人)都去，全俚岛的村庄没有不去的。”
“空中有没有飞机？”
“没有。青岛有。”
“你们晚上在哪儿睡？”
“晚上住店。到文登城一路净是开店的，睡觉不拿钱(军队负责)。我们带着干粮。”
老人说他最远运到海阳桃村。和袁正杰不同，杨云举当时运炮弹是领钱的，可是具体数目他记不清了。
60年过去了，发生在俚岛的这场军火大转移不应被忘却，因为这是淮海战役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之源之一。(选自《环球军事》杂志)
吴运铎：淮海战役胜利幕后功臣 提供炮弹20万发
(瞭望东方周刊)
“轰！”1947年9月23日中午，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一声巨响让山外头的人们吓了一跳。
巨大的爆炸气浪把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引信厂厂长吴运铎抛向空中，甩到了五六丈外的海滩沙地上。
那一瞬间，吴运铎以为自己死定了。
几小时前，吴运铎和炮弹厂厂长吴屏周一起，把8枚炮弹搬上了车。他们的任务，是实验刚刚仿照日本炮弹制造的新炮弹。
吴运铎把其他人都留在了山外，和吴屏周两个人带着炮弹进山了，在海岸边的山脚下，他们选好了试验场。
头两颗炮弹都顺利爆炸，第三颗却半天没动静，吴运铎检查发现是信管出了问题。试到第七颗炮弹时，又不响了。
吴屏周从岩石后蹿出来，向这颗炮弹跑去，吴运铎赶忙追了过去。他俩同时在炮弹旁蹲下身，吴屏周背对着高山，准备用手检查炮弹，吴运铎的两条腿刚刚往下弯，这颗炮弹就像山崩地裂一样爆炸了。
吴屏周当场牺牲，而吴运铎被送到了大连的医院，一周之内昏迷了无数次。一个多月后，他死里逃生，醒了过来。
这段经历，吴运铎后来写到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里，在解放之初的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人民日报》专门撰文，称他为“中国的保尔”。
作为一个炮弹专家，吴运铎的背后，是一群军事工程师和一段特殊的历史。
“中立地区”的军事构想
1947年春天，吴运铎和妻子陆平奉命穿过胶济铁路，告别鲁南，到达烟台附近的一个渔村。在这之前，吴运铎噎因为多次试验炮弹炸伤了眼睛，眼睛红肿流脓水，痛苦不堪。
出生于湖北的吴运铎，少年时当过矿工，加入新四军后，进入修械所工作，自修机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土办法，摸索研制了子弹、地雷和手榴弹，是军工领域土生土长的工程师。
此时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转入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遭遇了惨败。他们的美式装备大批地落入解放军手里，野战军因此装备了不少大钢炮。大规模的攻坚站和阵地站临近，部队对弹药的需求将会空前旺盛。
大连的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要在短时间里在大连建立大规模的炮弹厂。
“之所以选择大连，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连一直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大连仍然保留了一些重工业设施，比如炼钢厂、化学厂，还有大连机械厂。”杜永生说。他1948年进入建新公司引信厂，曾在吴运铎手下工作了几年。建新公司在建国后改为国营五二三厂，他任厂史办公室主任。
1946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召集各解放区驻大连的负责同志进行筹议，成立了地委军工生产委员会，由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任主任，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担任领导的胡俊和刘振任副主任。
在这之后，华东局、胶东兵工厂、华中分局、晋察冀中央局，辽东、辽南??各个解放区几乎都委派了一些技术干部到了大连。
“因为上下级关系不明确，局面一时有些混乱。”杜永生说。
后来关系终于理顺了，陈毅指示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派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朱毅率领一批干部奔赴大连，成立了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华东各个地区在大连设立的机构，大连建新公司就此诞生。
当时的东三省，大型的军工生产基地，只有大连和沈阳。
吴运铎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大连，在这之前，他在鲁南的沂蒙山区担任华中军械所副处长兼炮弹厂厂长。
1947年，组织决定由他和吴屏周带领一部分人，选择甘井子海茂村原来一个日本人遗弃的胶合板厂的旧址，建立生产炮弹、弹壳的隐蔽工厂，起名叫裕华工厂。
吴运铎自己又带了一部分人，在甘井子老虎牙原来日本留下的一个石矿机修厂，建立了生产引信、底火的第二隐蔽厂，起名叫宏昌工厂。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进驻大连，大连所有的工厂、学校等等，名义上都在苏军的管控之下，大连是“中立地区”，既不归共产党管，又不归国民党管。
但实际上，共产党在大连的力量非常强大，算是一个“特殊的解放区”，这也是将兵工厂设在大连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1947年底，建新公司的员工噎有2600多人，而这个数字在1948年，达到了8000人。1948年底，解放战争逐渐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辽沈战役噎结束，华东野战军正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奋战，建新公司的生产任务越来越重。
苏军“暗渡陈仓”
根据杜永生后来了解的情况，在1947年冬天，生产材料供应还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经过地委和苏军交涉，7月1日，苏军就正式将他们经营的炼钢、化学、进和、制罐四个工厂移交给了建新公司，但是当时这些工厂里的设备大部分已被苏军拆走。大连机械厂的工人们，只能把剩下的破机床修复，利用厂里剩余的火车车轴做原料，试验生产炮弹弹体。
“生产弹壳需要大量的铜，当时我们很缺铜，经过跟甘井子苏军司令部一个少将司令的协商，他同意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杜永生说。
当时，大连所有的仓库都在苏军控制之下，一到晚上，我方的运输车就一辆辆地把那些工厂仓库里的铜运走。苏军则象征性地朝天放几枪，第二天宣称工厂仓库被盗，以这种隐蔽的方式暗中支援。
另外，物资和弹药运输，也极其困难和危险。
1947年，为了解决物资上的不足，各解放区的后勤部门先后在大连建立了物资供应机关，名义上是贸易商行，实际是中转战场物资。
普兰店中转站就是专门为建新公司设立的中转站。当时上级确定运转站的主要任务有三个：负责建新公司和东北有关单位的人员和车辆进出石河驿苏军岗卡的接送和食宿安排；物资转运；安排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做射击试验。
这里面最难的，就是打通苏军岗卡的关系。“苏军在石河驿的边防司令是个大尉，叫干巴特，我们说服了他，所以后来我们的出岗证明都是由旅大公安总局和苏军大连司令部签发的。”杜永生介绍说。
证明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俄文。为了方便建新公司的工作，干巴特经常在出港证明上签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有效，时间长了，岗卡上的士兵见到签字就不检查了。
就这样，建新公司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岗卡障碍基本打通了。
“国际大厂房”
大连地委在为疏通各路关系奔忙时，吴运铎噎在引信厂的实验室里，忙着解剖和研究从战场缴获的各种美式和日式炮弹了。
一位曾在吴运铎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的女化验员回忆说：“他总是把残疾的右手插在兜里，钻进自己的工作室，一呆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他会突然从屋里钻出来，跑到卧室里把不到一岁的儿子从小床上一把抱起来，跟他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然后又马上钻回工作室里研究他的炮弹去了。”
而在一公里外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没日没夜地投入生产。这位女化验员记得，女工们集体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打通铺。没有几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几班倒，所有人24小时连轴转，机器是从来都不停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人们都没有工资，就是拼命干，都想为解放战争出点力，没人有私心，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 。
当时除了引信厂和炮弹厂这两个秘密基地，大连市区里其他的工厂里，还有不少日本的技术人员，仍然留在原工厂工作。
“客观说，他们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杜永生说。
建新公司根据当时技术的需要，曾经留用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大约300人，开始这些人怕受惩罚，处处谨小慎微，生怕遭到报复，在技术上遇到问题问他们，他们总是说“我们不会”。
共产党接手后，日本技术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苞米210斤，噎比中国人高了一倍以上，但是他们过惯了好日子，而且当时旅大地区财政困难，不能按时发薪，他们的生活也经常遇到困难，何况他们大多数是党组织为了工作需要勉强留下来的，就总是闹着要回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10月，建新公司特别成立了日本人工作委员会。
“当时有一个日本冶金专家叫荻原，这个人是国内一部电视连续剧里一个角色的原型，他本来很反动，和厂方闹对立，后来曾任新四军军部敌工部长的李亚农，亲自到他家找他谈话，给他们做了各种解释工作，荻原终于被感化了。”杜永生说，“后来，荻原把一个没有公开的关于硬质合金的制造方法，告诉了我们的技术人员。”
除了做思想工作外，在待遇上，组织又决定给日本技术人员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薪水，还接管了日本的小学校和医院，建了日本人俱乐部，除工资外，每人每月还有9公斤救济粮。
1951年建新公司结束后，这些日本人才陆续回国。
为淮海战役输送20万发炮弹
在试验炮弹时被严重炸伤后，吴运铎不得不长期留在大连的医院里疗养，但是一想起前方的战事，他就躺不下来。
稍微能动了以后，他就向组织申请一位日语老师，帮助他学习日语，目的是看懂他收集的日文技术资料。后来，他又请求上级购买化学实验仪器和一些药品，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的炸药实验室。到了那年秋天，信管的设计图样全部完成。吴运铎也终于丢掉了两根拐杖，能够颤颤巍巍地走路了。
1948年的上半年，他就回到了工厂。不久，他研制的仿美M48引信和仿美75毫米山炮弹成批投入了生产。
这些山炮弹，绝大部分由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的华顺商行组织的运输队，经海路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源源不断地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我军物资接运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的成百上千辆小推车运到前沿兵站。
“建新公司生产的单基、双基无烟药，除三分之一留作自用外，其余的都支援了各解放区。”国营五二三厂厂史办副主任张济对生产炮弹的数量和去向，进行过详细的统计。
据称，在淮海战役中，共有20多万发炮弹来自建新公司。
1948年，建新公司还生产炮弹引信2.2万多只，迫击炮900门。在吴运铎的带领下，1949年，建新公司又生产了美式全备山炮弹6万发，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全国胜利，所以上面指示建新公司暂停生产军火。而噎生产的这6万发炮弹，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
当年，华东野战区副司令员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曾经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从1949年3月开始，建新公司开始陆续有干部离开，回到原工作单位去了，很多技术和管理人员陆续离开了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后，改为国营五二三厂，从军工厂逐渐转为民用。
而吴运铎，也在全国解放到来之时，被送到莫斯科去治病。
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后的60年间几次变动，工厂的名字也改了多次。但是直到今天，在新建的厂房后面，依然保留了一排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老厂房。
那正是吴运铎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工程师们，在解放前夕的那段日子里，曾经摸爬滚打、提着脑袋研究炮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