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芳。欢迎收听新一期西方媒体看中国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引来各界争议。德国之声采访了权威性著作（Wolfgang Kubin)《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作者德国汉学家顾彬，他认为“他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作为中共党员，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顾彬还说：“看过"红高粱"的人就知道，里面出现了极力对中共加以赞美的人物。”“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据《路透社》10月11日报道莫言在毛的讲话发表70周年时，抄写毛的讲话。毛的讲话中说，那些不把作品与共产主义革命结合的作家将受到惩罚。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在政治上，他与不民主的政权一个鼻孔出气，我认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他没有使用他的影响力为知识分子和政治犯讲话，相反，他迎合了政府的利益，手抄毛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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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时代杂志封面故事是该杂志中国局局长翰安娜-比奇撰写的文章《不自由世界的下一届领导人》。文章说，中共跟人民似乎达成一个新协议：政府允许你变得富裕，但是你必须不能质疑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但是，已经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翰安娜-比奇（Hannah Beech）认为中国面临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比奇说：“过去两个月在跟各个背景的中国人谈话当中，包括学者，企业家，农民甚至是共产党死忠分子，我最受震动的是他们共同深信，中国政治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否则将面临着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他还说：“虽然许多西方人相信未来世纪属于中国这样天花乱坠的宣传，但是我接触的中国人预测的未来更加复杂。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难怪中共领导人要拚命维稳，即使所有的努力弥漫着绝望。”
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主任方宁承认。“（中国）法治，政治透明，这可能还有漫长的道路。”“但是我们都知道，变革将最终不得不来到中国。”同一天时代杂志网站发表对比奇的采访，文章说，这次权力交接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公众抗议日益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发出声音，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随着富裕程度增加，许多中国人渴望更大的政治自由。日益增加的社会动荡，连同经济增长放缓和最近高层官员的丑闻，在挑战中共领导人和它坚决的维稳政策。比奇说，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中国，人们期望未来将发生一些政治改变。最坏的情况是，有一个突然事件爆发，中国充满革命性活动。
美国著名的中国及东亚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近日在《外交事务》期刊上撰文《为何北京的司法体系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文章说， 众所周知，中共依据苏连模式所建立的官方司法体系，多年前早已分崩离析了。中共最高议会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在运作，中共的司法部和检察机构也都没有发挥功能，法院也处于崩溃的状态。中国的司法体系严重不完整，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宪法原则、立法和法学教育设计上掌握了该体系的控制权，介入法官与其他司法官员的选取、训练、拔擢和移除等细节，以及擅权于律师的证照许可、限制、吊销执照和迫害等事宜，该党可以左右任何一个司法案件的判决。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现况是“政治的掌控高于一切”。不管纠份来自环保议题、食物安全、财权所有权、房屋强拆，或是2008年川震校舍倒塌涉及的贪渎，中共当局都会指示法院做出对该党有利的判决。该党甚至不允许法院聆听被警方绑架和软禁的维权人士的发言。中共警方每年会将数十万人送去3年劳教，其中只有少数的非刑事案件被允许法院重审。文章说，该党和司法领导会公开宣称:中共的最高司法机关不是最高法院，或是主管法院的中共人大会。仅管人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有解释宪法的独特权利，但该党禁止它这么做(仅香港事宜除外)。真正的权力来自中共中央常委员会的政法委员会。前公安部长周永康主导政法委员会，也是中共9名中央常委之一。政法委控制法院、检察系统、司法部、公安部、国安部和人大会的法律相关活动。作者认为，周永康的继任者，即使他没有列入中央常委，仍然对于政治与法律之间有很大的意含。但这将大大取决于新领导阶层的政策和观点。
英国BBC中文网10月9日刊登的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炜的文章《没有政治强人的中国权力更替》文章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在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之间还会有新的牺牲品。中共历史上的政治强人的形成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血腥的战争经历，二是顽固的非民主传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独裁的政党，它的领导人很多是被“抱上”神坛的，没有政治魅力，也没有足够的政治集团支持，个人的品德和才干大多不济。作为新一代的领导人人选，在等待接班的时候，既不可能组织自己的执政团队，也不可能系统地形成自己的政治纲领。因此上台之后的执政团队成员一个个都面目模糊，而且由不同势力集团推举上来的成员之间有着很深的互相猜忌和掣肘，很难快速产生有效的治理。只要中国一天不实行开放的民主政治，就不会产生现代的透明的政治规则。
美国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巴卡拉策略学教席教授（Bakala Professor of Strategy）达韦尼博士（Dr. Richard D’Aveni）近日在《彭博商周》撰文《美国如何能打败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文章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作机会已被中国抢走了。达韦尼说，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按照零和游戏（zero-sum）的规则在运作，就是让某个国家受益，另一国家损失。这是一个狗咬狗的硬仗竞争。中国已吃掉了美国的手机、钢铁等产品市场。文章说，美国政策订定者偏好双赢（win-win）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利伯维尔场、开放的贸易方式已被加载世贸组织(WTO)的章程中。双赢的前提是每个人都要通力合作，但中共却一再阻碍外商公司在中国公平竞争。报导说独立中国研究发现，如果所有的政府资金和暗藏的补贴撤销，国营企业将亏损。他们几乎没有给政府返回任何红利。相反，财富的大多数最终养肥了国营企业的领导们和政治靠山，后者通常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女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反过来，成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最强硬的反对者。
《华尔街日报》10月2日报导说，曾任美国中国商会主席近10年之久的麦健陆(James McGregor)出版新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专制资本主义的挑战》。作者说在这个快速变形的“专制资本主义”中，中共主导的超大型国营企业正在夺取国内经济的控制权，并挑战全球的贸易体系。中国有117家大型国营企业，麦健陆指出，共产党直接控制这些企业。“党会指派这些国营企业的领导们，这些领导的地位却高于企业的主管部门。党也可利用国营企业来维护政权和建设经济。这就是今日中共的专制资本主义体系。”麦健陆指出，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原本中国应该产生更多私人企业和更开放的经济，但中共却反其道而行，建立了逐渐不符合国际贸易体制和威胁跨国企业的国营企业。麦健陆说， 2006年中共下了一道命令，将二十几个关键的产业纳入国家完全控制或多数控制。2008爆发了全球金融风暴，当局推出了6,000亿美元的刺激专案，这些钱都涌进了国营企业，使其得以快速坐大。
美国网络杂志《商业内幕》2012年6月报导说，国营企业和国家银行连手通过负利率和高通胀掠夺国民的财富，为共产党的盗贼统治输血。文章说，因为缺乏安全保障和投资的种种限制，大多数中国人存钱的方式是到银行储蓄。中国银行是人类历史上最精明的存款连锁店。他们可以借到巨额资金但是只需要给负回报。这些存款大多数都借给了国营企业。文章援引《外交政策》2012年9月报导说，由于对国企糟糕表现的担忧，北京在1990年代早期建立了股票市场。然而北京实际上将非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上排除出去，要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绝对控制在国家手里（占至少51%的股份）。由此，股市始终就几乎是国家及其所有企业的专属领地（深圳对私人企业的交易直至2009年才开业）。这意味着一个公司的股票只有小部份可以自由交易，这一制度安排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股市本身。中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称为“赌场”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源头。今天的中共政府，像过去的皇帝一样，相信它拥有一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2年 10月 07日《薄熙来事件：中共内部无情的政治交锋》文章说，署名让•保罗-亚星的作者介绍了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中共仔细罗列了对薄熙来的一系列指控，目的就是要明确地告诉那些试图为薄熙来翻案的官员们放弃一切幻想，同时也是对要求对薄熙来从轻发落的周永康以及江泽民等人的一次重大的打击。文章介绍说，对薄熙来的指控不仅涉及他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时的滥用职权，而且还应该牵涉到他在担任大连市委书记以及辽宁省委书记时残酷镇压法轮功的事件，中共在江泽民统治时代对法轮功成员的打压使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全球十多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遭到起诉。在中国官方对薄熙来指控的一系列罪名的最后出现“等其他罪名”，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其他罪名指的就是薄熙来在东北担任领导人时法轮功成员被活摘器官、遭受严刑拷打的等事件。当时，薄熙来在江泽民的引导下，对法轮功成员犯下了不可告人的滔天大罪，这也为今后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活动中无视法律、为所欲为的行为开启了先例。
BBC中文网2012年10月11日的文章《国际特赦称中国强拆激发社会不满》文章说，强制拆迁已在中国影响数百万民众，并成为引起社会不满的最大原因。报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与房地产开发商的交易中通过征地和卖地来试图抵销巨额债务，部分中国地方官员利用强拆卖地实现经济增长以达到升官的目的。大赦国际10月11日发布题为《坚守家园-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暴力征地拆迁》的报告说，开发商以残酷手段迫使人们离开家园或者卖掉他们的土地使用权，而当地官员则继续容忍开发商骚扰居民，或者对此视而不见。越来越多的人在强拆中遭遇殴打、骚扰、监禁甚至死亡，日益绝望的人甚至以自焚的极端手段进行激烈抗争。大赦国际说，由于中国的法院缺乏独立性，争取补偿的人几乎没有得到正义的希望，律师也因为害怕后果而不愿意受理受害人的案件，结果导致一些人在无法寻求法律帮助的情况下诉诸暴力。
听众朋友，这期的西方媒体看中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