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其毅在1965年的一场芭蕾舞表演中的剧照之二。 (柯其毅提供)
前香港学友社的中共地下党人柯其毅，2005年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杜鹃花之歌》，将自己24年来，作为一名潜伏在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经历公布于世。最近，他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披露他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党员的经历和内幕。
《杜鹃花之歌》围绕着柯其毅全家的经历展开，从日本侵华的兵荒马乱中，他母亲如何辗转逃难到香港，然后，他怎么样接触到香港地下党，并被发展为一名共产党战士。
中国大陆在1949年后，香港地下党非常活跃，密切保持与大陆的联系，并接受大陆官方的直接领导，但很少公开身份。柯其毅当时是香港学友社的一名成员，对外负责芭蕾舞教学与一些行政工作。
柯其毅在1965年的一场芭蕾舞表演中的剧照之一。 (柯其毅提供)
在经过了许多事件与思考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舍弃一切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与其理念，其实都是骗人的谎言，他因此下定决心退出其组织，重新做人。柯其毅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他的一个心灵蜕变、脱胎换骨的过程。他曾经非常惧怕，担心中共会派人暗杀他(香港地下党组织曾经威胁过)，最终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共本质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退出中共组织，恢复自由之身与基本人性的生活。
被发展为地下共青团员
当柯其毅在香港读中学时，发展他加入共青团的是香港地下党员梁松明。梁松明也告诉他，自己希望帮助穷人，希望中国强大，此想法正合柯其毅的意愿，柯其毅从小就为穷人打抱不平。梁松明更谈到八路军，并建议小小年纪的柯其毅自己阅读《华商报》，香港一份左派报纸。
在经过了许多事件与思考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舍弃一切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与其理念，其实都是骗人的谎言，他因此下定决心退出其组织，重新做人。柯其毅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他的一个心灵蜕变、脱胎换骨的过程。他曾经非常惧怕，担心中共会派人暗杀他(香港地下党组织曾经威胁过)，最终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共本质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退出中共组织，恢复自由之身与基本人性的生活。
被发展为地下共青团员
当柯其毅在香港读中学时，发展他加入共青团的是香港地下党员梁松明。梁松明也告诉他，自己希望帮助穷人，希望中国强大，此想法正合柯其毅的意愿，柯其毅从小就为穷人打抱不平。梁松明更谈到八路军，并建议小小年纪的柯其毅自己阅读《华商报》，香港一份左派报纸。
柯其毅1947年，在广州的中国德语高中Chinese Germna High School，穿学生制服照。(柯其毅提供)
梁松明鼓励柯其毅，为创造一个人间天堂的社会而努力，他说：“想像一下，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世界，社会平等自由，人人有工作，人人各取所需，不再有乞丐，不再有人流落街头。”
他鼓励柯其毅加入共青团组织，共同奋斗来实现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为了帮助那些贫困的民众，为了社会的公平平等，为了中国的强大，柯其毅在1949年毅然决定申请加入中共共青团组织。
当时的香港，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冒着危险的，当时的左派分子在香港只有6千人，大约一百人中只有一人。柯其毅被要求尽量隐瞒身份，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潜伏下来，直到地下党要将他派上用场，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哥哥参军大呼上当
K.K.是柯其毅哥哥，也同样热心爱国，当共产党1949年夺权建政后，K.K.激动不已，决定去大陆参军建设新中国。他相信左派报纸宣传的：人民解放军没有腐败、官民平等。
1936年，柯其毅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右为柯其毅，中为柯其毅哥哥K.K.，在广东汕头合影。(柯其毅提供)
出门5个月后，K.K.衣裳破烂骨瘦如柴地回家了，他严肃地告诫柯其毅说：“你应接受我参加革命的教训，别相信共产党。”
1949年5月，K.K.与一群同伴从香港到广东，然后步行抵达昆明市，发现实际的大陆解放军生活后，令其大呼上当。K.K.回家后警告柯其毅：“共产党骗人，他们骗人，原来我相信的共产党，(与实际的他们)许多方面都不一样，部队里有阶级区别，级别越高供应越多，高层官员每天四菜：鸡肉、牛肉、蔬菜与汤，普通战士只有一菜一汤，一周才能吃到一片猪肉。”
柯其毅看着消瘦的哥哥，无法相信但又不得不承认，因为哥哥不会撒谎。然而，他内心矛盾至极，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中国这个唯一的希望，共产党，在他心中破灭。
K.K.劝说弟弟：“共产党用宣传欺骗了我们，新华社与华商报上的故事与消息，都是宣传，实际情况与他们说的完全不同。”
柯其毅的精神支柱崩溃了，他抓住入团介绍人梁松明这根救命稻草，希望从中找到答案。梁松明在听取了柯其毅的质疑后，回应说K.K.太脆弱了，不能吃苦。柯其毅不认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哥哥非常能吃苦。
逃避日本侵华那段恐怖日子，柯其毅父亲因故留在广西梧州，母亲带着全家人一路逃难到香港，沿途他哥哥起着父亲的责任，照顾着全家的起居生活与一切重活，柯其毅因此知道哥哥的辛苦耐劳。
柯其毅的父亲，1953年在香港。(柯其毅提供)
柯其毅的母亲照片，他曾经为了革命，不管不顾母亲，也没有给过母亲一分钱，直到她病危时，才突然深感愧疚。(柯其毅提供)
梁松明又劝说：“我不奇怪，不平等的事情仍然存在，那么大的一个部队，里面什么人都有，这证明我们需更加努力工作，来纠正所犯的这些错误。”也就是，无论党员犯有多大的错误，党永远是正确的，党员的责任就是努力去改正党的错误。
被说服了的柯其毅，回家后同样规劝自己的哥哥，两人逐渐认同了共产党没有做错，是里面的成员做得不好的逻辑。
左派在香港坎坷发展
大陆在1949年被所谓解放后，地下党在香港也不甘寂寞，掀起了大大小小的波澜。
中国共产党在二战后一直秘密在香港发展着地下组织，组织青少年、年轻工人与香港学生，以不同的名义组建起来，有合唱团、乐队、戏剧团、读书会、民间舞、旅行等。每个协会租赁自己的办公室与集会地点。到1949年，参加这些组织的人数达到几千人。
当时，英国拥有的香港有轨电车公司工会罢工，香港38家左派青年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会议认为，英殖民地正在检验香港的左派组织，检验新成立的中共政府，他们必须做出回应。
1950年1月31日，200名左派青年协会代表决定，前往支援工会的罢工，并在工人的保护下安全脱险。整个骚乱历时30小时，香港警察、官员与工人受伤，香港政府毅然决定要镇压左派协会。
这次尽管让香港政府感受到了左派的实力，然而已经成为左派成员的柯其毅却认为：“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左派的影响力，我们可以迅速地调动人员。”
警察开始袭击青年协会的办公室，抓捕左派领袖，包括一些学校校长，警察向38所左派协会发出命令，勒令他们取消协会成立的执照，而必须在新的社会法下重新登记。这些左派协会不肯与政府合作，纷纷选择关闭运作。
转入地下运作后，柯其毅等香港共青团员与地下党员变得非常谨慎，烧毁自己手头的左派资料与照片，随时警惕逃跑。当时的地下党成员被告诫，在公共场合会见联系人时，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小心不要被特务盯梢，不要与任何非联络人打招呼，打电话确定约见时间时，日子与时间都需要减掉一个单位，不要问问题，遵循上级的指令，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1951年夏天，柯其毅在定时与联系人见面时，对方却再没有出现过，他从此断绝了与组织的任何联系。
24岁那年，1957年7月15日，柯其毅再次与组织连接上。那时，他已经加入了学友社，一个左派学生协会。
地下党利用机会发展壮大
1957年，共产党终于再次与柯其毅联系上，他的直接唯一的联络人是Confucius。然而，柯先生仍然感觉到党组织不信任他，因为他不依靠组织的钱，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份外国贸易公司的工作，而且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与芭蕾，一个外人不可能怀疑为左派的最佳人选。
Confucius很难相信，柯居然与穿芭蕾舞裙的漂亮女子跳舞，却不被其吸引，坐怀不乱。柯解释说，跳芭蕾舞是他的信仰，将自己从世俗与记忆中解脱出来的天堂，音乐响起时，他的心灵因此获得洗涤与重生。
柯其毅是香港第一批芭蕾舞男演员，他接受过Azalea Reynolds芭蕾舞学校的专业训练，他的老师是Azalea Reynolds，大家都称呼她Babs，后来他曾经多次参加了学友社的芭蕾舞表演，为了配合地下党的宣传，也编导演出过中共的红色舞蹈剧。
柯其毅在1959年，跳芭蕾舞《天鹅湖》中，表演王子齐格费里德。(柯其毅提供)
柯其毅的新联络人告诫他，如果交女朋友，必须是左派圈内的女子，圈外的是不能获得组织通过的。
Confucius有一天特别向柯先生提起一地下党成员，后来是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对方特别解释说，那位地下党由于一再不听组织的指挥，他们决定将其与其成员开除出组织。当时司徒华组织了一个左派社团“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后来改称为学友社。学友社是以舞蹈、音乐、戏剧等文艺活动为主，却一直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机构。
当时香港的左派组织都有两套领导班子：公开与秘密的领导班子。这些组织对外有执行委员会，由共青团、共产党成员，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通过开会投票选举来决定，属于民主体系，然而背后却存在一套影子领导。
为了将司徒华从学友社的精神领袖位置上拉下，共产党陆续从左派学校派出600个铁票(iron voucher)学生，加入学社并有选举权，在参加选举中投影子领导列出的人员的票，而司徒华则被排挤一边，逐渐将学友社的实权夺走。柯其毅被告知，他将成为学友社俱乐部秘书。期间，他虽然亲眼见证了共产党如何打击不听话的地下党员，如何歪曲民主选举体制的，却并不认为有错，也坚信共产党是正确的，是为了学友社与中国的未来。
柯其毅的中共共青团介绍人梁松明，也因为告诉下属太多秘密，从学友社的影子领导层撤出，被要求改线，从开展学生运动到发展工人地下党成员。他因此开办了一青年工人杂志，针对的目标就是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非左派人士，吸引他们加人梁松明组织的读书俱乐部。
学友社推出的公演中，比较有名的有：第二次公演时，柯其毅和陈维宁合作编导的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女孩》;第二次综合性演出中，多种不同民族风格的亚洲舞蹈专辑;大会堂刚刚落成之后，还破天荒地在音乐厅演出了三场长达九十分钟，有管弦乐队现场伴奏的三幕五场中国神话大型舞剧《仙羽神弓》，盛况空前。
地下党的举办演出的同时，不忘统战拉拢香港名流。他们使用的办法是，演出中邀请其他芭蕾舞学校参加，比如黄仁曼芭蕾舞学校，也邀请舞蹈家毛妹，客串新疆舞蹈《摘葡萄》和芭蕾舞《垂死的天鹅》，并与柯其毅合跳芭蕾双人舞。不过，当时香港人对活动并不知情，不知道公演的主办方是地下党。
学友社本身在1962年完成换血后，开展了一项名叫“联合前方”(united front)来发展成员，柯其毅的任务就是维护此形式，保证共青团所要的，直接向上级汇报，而不是向学友社本身的领导梁慕娴汇报。
柯其毅被要求召集学友社所有的左派分子，而他的直接上司并不出现，俱乐部也无人知道他的职位，不过，通过秘书Confucius可以了解所有成员的情况，形成一怪异的“三只手领导”：对外管理委员会、影子领导班子shadow core与秘书。
柯其毅的直接联络人Confucius，经常与背后领导班子、核心人物与柯其毅联系，从中获得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当时学友社已经从150人，一年后暴增到800人。柯其毅可以任意地与任何学生交谈，相当于其上级的左膀右臂，直接了解成员的家庭、工作、健康以及对各种事情的想法。
收集到的信息全面细致，有健康状况、财政情况、教育程度、与同学的关系、恋爱、其父母兄弟姐妹的身份与派系，所有的细节都被记下、汇报并记录在案。对于潜在的地下党共青团的发展对象，收集的细节更是详细，该对象曾经说过什么、他对一些事件的看法，然而向Confucius汇报。
共产党不仅在香港收集其发展对象的信息，他们对认为有用的人，无论左派与右派，都热衷于收集其资料，存放在广州档案里。当时，广州的共产党直接领导香港、澳门的地下党成员，负责制定政策与策略，如果遇到重大问题与事件，则向中央北京的领导人反映。
上级有时会直接命令柯其毅，完成他希望的工作，比如纠正错误、维护遭受领导批评的成员信心、讨论计划安排或毛的指示，同时监督其他地下党与共青团成员的执行任务情况等。
学友社的执行主席梁慕娴，将俱乐部分成13个小组：舞蹈、文学、电子、芭蕾等，柯其毅的任务是向学友社以及其它俱乐部推广党的政策，他还可以直接召见各小组负责人，要求对方向他汇报工作：他们小组的活动、学生的反映、多少潜在发展对象、成功率多少等，然后制定下一步的活动计划，这些活动中包括唱反日本歌、邀请二战老兵分享故事等，以便在成员中埋下爱国的种子，为日后相信共产党的理念打基础。
柯其毅的前妻梁慕娴(柯其毅后来与学友社的执行主席梁慕娴结婚，多年后，二人又离婚)，曾经在她的曝光香港地下党的书中说：“香港地下党组织不单只是存在于中联办，中资企业，民建联和工联会等机构内，而是已经遍布全港，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层压式地全面发展。他们的目的是最终掌握全港所有机构和部门。”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柯其毅的上级看来很关心下级的生活与婚姻，他不介意地向柯其毅了解成员的各种信息后，也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当时柯其毅已经25岁了，如果他爱恋的对方不是共青团或共产党员，上司的回应很简洁：“不行。”
一次，柯其毅恋上了一名叫玲玲的女子，而且发展成恋人关系，可惜组织上没有松口同意他们俩的关系，因为玲玲不是组织成员。
柯其毅在例行向他的上级Confucius汇报后，每次都将自己的薪水几乎全部上交，作为地下党活动经费。当时，柯其毅在一家丹麦贸易公司工作，工薪高，他虽然与母亲家人住在一起，然而他没有给过母亲分文，也只留下自己一点个人的费用(当时，他母亲也是支持左派运动的)。
柯其毅的工作也是组织安排，当需要他奉献更多时间时，他就必须辞退工作，如果需要他打进高层社会阶层时，他需要再找一份工作。
当他被要求辞退工作，专心专意在学友社做秘书时，每个月工薪仅120港币，由于羞于见到同事与朋友，因为无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在著名外企工作的人，放弃工作在一个小俱乐部谋生，且由于工资低廉，柯其毅不得不在最便宜地方就餐。
他经常在后巷与乞丐共餐，这些剩饭、剩菜被重新煮过后，在大锅饭里供应给吃客，非常便宜，当然饭菜中也难免有烟头等杂物，不干净。柯其毅提起那段往事，也自嘲道，那些饭菜还是很好吃的。
婚姻必需由香港地下党上司点头
梁慕娴当时是学友社的主席，一次她召集会议，命令来自共产党香港与澳门党支部(HK and Macau Work Committee)参加。党支部成员中不乏商人、数学教师、左派学校校长、都是地下党成员，也有新华社驻香港首席记者等。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没有驻外领事馆，新华社就象其外交机构，对外发布官方消息，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中，大家虽然没有接到正式的指示，新华社分社长就是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他来传递党内的指示，同时领导香港的党支部，而该支部是香港地下党的秘密直接领导。柯其毅称其为“顶头上司”，柯其毅与梁慕娴为下面的共青团员，秘密接受上司的指示。
在接受具体指示后，他们作为学友社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会找其他的非地下党成员交谈，互相倾听后，取得对方的同意来执行这些指令，比如当时是反日为主题，举办哪些活动，而只是在具体执行办法上，委员会投票决定，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梁慕娴上午在一小学教学，工资才180港币，然后她就日日夜夜地在俱乐部服务，夜晚则歇息在一蜗居，不过她仍然相信自己在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哪怕因此牺牲自己的健康与前途，她都感到无上光荣。
柯其毅并不知道梁慕娴的身份，不过他猜测对方一定是共青团员(地下党的身份是不暴露的，也没有任何证件证明)，否则不可能让她做学友社主席。
柯其毅冒然地相信梁慕娴一定是组织内的人，也就是说，可以被党批准成为恋人的候选人。恋情在一步一步发展中，他们商量如何举办演出，吸引右派学校的学生与教师。当时，柯其毅已经年近30岁了，确实感觉到结婚交友的迫切。
他们的恋爱很快被发现后，上级批评他们“先斩后奏”，而且不同意他们的恋爱，因为梁慕娴已经被指派给一位上级了。直到他们坚持恋爱，几个月后才获得批准，不过前提是两人不能有孩子。1963年两人结婚了。
柯其毅与梁慕娴的婚礼现场，学友社的年轻人都前来庆贺。(柯其毅提供)
柯其毅在年满33岁那一年，终于被共产党接纳为党员，他的上级Lo提出发展他为共产党员，他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作为上级，他的直接联系下属有8名党团成员，60名积极分子，而他妻子也被发展为党员，属下有10名党团员，100名积极分子。
香港著名的五月暴乱
香港的地下党一直积极发展年轻人，拉拢他们加入地下党组织。这些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在左派的社团机构里，奉中国大陆为乌托邦，秘密去国内参观：人民公社、模范工厂、毛主席故居参观，紧跟国内斗争局势，在香港街头撒传单、挂布条、上街游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甚至推崇暴力。
随着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热潮鼓动下，香港地下党热切盼望着在本地点燃革命的火炬，发生在九龙的新浦岗地区一塑料花厂的工人罢工，挑起了五月骚乱的序幕。
1967年4月16日，工厂推出十条严厉规则，违背者克扣的工资额大，造成工人强烈不满。劳资双方谈判无效后，工会采取和平罢工方式。5月3日，这家华人公司老板向警方报警，工人们拒绝撤走，遭到警察围攻，当时在香港，三人以上的集会就被视为非法。
柯其毅的上司Lo要求调查事态发展，然后定出策略后，三天内将他们俱乐部成员带到工厂。由于罢工的发生，香港地下党支部的红线、黑线与灰线准备好了采取行动。
红线通常是左派的学校、工会与商业界，他们挂红旗、贴毛泽东像片，不过不承认是中共地下党成员，民众都知道他们是左派极端分子。
黑线是个人或组织，他们在右派机构工作，也隐瞒了他们左派的身份。在香港，右派是不认同共产党的理念的，也不看左派报纸的，这些人通常在英殖民地香港政府工作，或在外企工作，或加入了右派工会联盟，以及在非共产党控制的学校读书的学生。香港地下党的黑线成员，他们在右派机构工作，往往努力争取权威地位或影响力，而背地里向共产党上级汇报。
柯其毅回忆道：“我对黑线了解不多，但我确实清楚，红线与灰线的头领是秘密共产党核心组织的成员，也就是香港、澳门的工作委员会的成员。”
学友社为灰线组织，只进行地下活动，平时不对外宣布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无人知道这是一个左派组织。香港政府也怀疑过，却无法知道共产党在里面的具体影响力，直到五月暴乱发生。
1967年5月6日一个周六，几千名来自左派与右派学校的学生，与工会成员汇集在塑料花工厂前，地下党组织要求借此教育香港民众，柯其毅的任务就是观察、注意细节并提供事件报告。他领导的这个小组被要求不参加罢工，也不抗争。
五月暴乱过后，政府将所有左派组织全部清查，也导致更多的罢工。事件发生后，左派报纸与右派报纸报导的角度与观点完全相背。
地下党：战士没有母亲
多年来，为共产党兢兢业业地工作与闹革命，柯其毅没有给母亲钱、也无暇照顾母亲。当时，他母亲已经与妹妹一起移民加拿大。1973年4月中旬，加拿大的妹妹来急电，告知他母亲病危需要他立即前往。人之最基本常情，探望照顾母亲与家人，而作为地下党与革命战士，柯其毅的这个权利却被剥夺了，因为组织认为“战士是没有母亲的”。
他苦苦地等待党组织指示，是否可立即飞往加拿大，母亲病危时安慰一下，却得不到组织的只言片语，万不得已，他无视组织的沉默不许，径自飞到温哥华母亲的身边。当时，他母亲胆囊炎、胃溃疡等，在连续四次手术后，被送到加护病房护理。
这时，柯其毅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他将精力、时间与钱财都奉献给了党，而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党却置之不理，认为“战士是没有母亲的”，既不批准其假期，也不提供他钱财援助。
柯其毅愤然离开了香港，希望能够在母亲身边陪伴她，因为他母亲只喜爱他，也最愿意听他的规劝，在生命垂危之时，他是母亲的唯一救星。实际上，他及时赶到温哥华，也确实挽救了母亲的性命。
在温哥华呆了五个星期，柯其毅不得不返回香港，因为他妻子也疲于奔命，忙于照顾女儿，忙于干革命，忙于组织活动，而地下党的领导却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1973年5月24日，柯其毅终于飞回香港，在飞机上，他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对党信任多年，(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而却得不到党的理解与支持?”他对党的信念真正瓦解崩溃中。为了家庭，为了照顾母亲，他决定不把自己所有的工资不保留地捐献，他决定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了。
果然如愿以偿，他在一家外企找到一份管理工作，工薪高、地位好，由于身处管理层，他也不得不买车来避免被人瞧不起。
他的上司Lo责怪他变了，因此爆发了柯其毅与其地下党上司的冲突，他也实在忍无可忍地，将多年的积怨与苦闷倒出来，将他不得不照顾家庭与母亲的难处倒出来，不过没有博得上司们的同情，反而上司们认为柯其毅早有预谋，不听党的指挥，在其服务香港地下党24年后，宣布他是叛国投敌，而且是多年预谋的。
地下党组织连续开会，决定柯其毅擅自离开香港，去温哥华看母亲，而且找到一份富足的工作，购买好车，就是柯其毅叛国投敌的证据，因此在他广东的档案中，增加了一个“叛国投敌”的罪名。
柯先生在1973年遭到政治上的处分后，他许多天无法入眠，辗转在街头思量困惑。他妻子也说：“党对你不公平，他们在说谎，全是谎言。”
后来，上级知道了他全家决定申请移民加拿大后，再次找他谈，并指责他。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柯其毅想到的是，自己还是一个党的好干部，而且与党有誓约在前，要将其生命献给党，就想再争取一次，希望共产党收留他。
他对上级Woon Ling说：“两年后等我安顿好家庭，我就回来，我希望保持党员身份。”然而遭到对方毫不留情地抵制。几天后，共产党上级组织要求他妻子与他离婚，不过他妻子宁愿放弃一切去加拿大，也不愿意离婚。
他当时还希望能够在加拿大为党工作，可是对方否定有加拿大共产党，柯感到对方在说谎。
共产党要求柯夫妇去广州接受教育，不过只有他妻子去了，因为他们担心一起去会被绑架，他妻子虽然向党抱怨却得不到任何同情。她回到香港后，共产党开始公开指责她丈夫，说柯其毅筹划已久要移民加拿大，柯是个叛徒，并警告他移民加拿大后，不能损害祖国的利益，否则会代表党与人民的权利，将他杀害。
地下党内部还开会，在柯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柯是叛徒、革命的敌人，并命令将此决定传给下面四百多名地下党成员以及柯其毅他们培养的积极分子，要求所有人谴责他们，并与他们断绝关系。
在为香港地下党兢兢业业工作了20多个春秋后，柯其毅不得不面对事实：“这些年来，我是多么愚蠢地信赖这个党，当年加入共青团时，共产党给我描绘的前景是，工农兵民、政府官员、党员，手拉手，庆贺丰收的喜庆，然而今天我终于学到了这些最美好的承诺，是由无任何意愿实现他们的人创造的。”
他愤慨之余，愤怒地用英文将这段历史与个人的经历，公布于世，虽然只是在加拿大出版发行，柯其毅仍然非常担心，有一天共产党会派人将其杀害，直到他越来越明白了，对共产党的惧怕与屈服，其实是助长其邪恶气焰。他的前妻梁慕娴(他们二人后来离婚)也在2012年3月，把自己上当受骗成为香港地下党成员的经历，写书(《我与香港地下党》)公布于世。◇
柯其毅1959年参加香港学友社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现场。 (柯其毅提供)
来源：大纪元/谢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