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君登基，重新燃起不少人对中国未来变革的期望。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层也表现出对社会动荡和政权动摇的恐惧。盼望变革，是因为不变革中国再无出路；害怕动荡，是担心转型失控。中国的中产阶层好像凭直觉就已断定，中国的平稳转型似乎希望渺茫。为什么中国就无法指望出现中欧国家二十年前发生的那种天鹅绒革命？其实，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异议人士，对中欧国家的转型过程都不甚了解。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共产党国家转型过程的理想状态，不发生暴力冲突，社会秩序井然，但是，它的前提是在全社会范围推动思想观念上的去共产党化。过去二十多年转型中国家的历史证明，凡是做不到这点的转型中社会，都别想有平稳顺利的转型。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共产党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共产党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现象，在中欧四国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社会文化层面，中欧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只有了解中欧国家的现代史，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主张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并且成功。
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是外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所以，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每个中欧国家都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匈牙利和波兰是1956年，捷克是1968年。虽然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反抗意识始终存在。这些国家的异议知识分子认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是直接挂钩的。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八十年代末苏联阵营解体之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和去共产党化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有三位美国社会学家（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对中欧国家的社会再造作了专门研究。当时，这些国家异议知识分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不仅他们的观点在社会上居于主导性地位，并且这些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推动了三项自发的社会行动。其一是“牺牲”，即动员每个社会成员不要谋求如何在转型中得到好处，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社会而在某些既得利益上作出牺牲。其二是“净化”，也就是要通过新的公民社会教育，净化过去被共产党统治所污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其三是“忏悔”，这是指人们要牢记共产党时代所有违背人性和人权的罪错；同时强调，那时每个人或者参与其中，或者未能抵制这个制度，现在，一个人只有忏悔之后才能获得宽恕。虽然这样的社会行动不是强制性的，但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之所以能如此，还与这些国家的宗教传统有关。
这种社会再造行动对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气氛里，中欧国家的前共产党精英无法象俄国的共产党精英那样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这就是中欧国家的转型能成为天鹅绒革命的主要原因。而俄国的转型之所以弊端丛生，恰恰就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并未经历社会再造，所以原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以民主派政治家或企业家的身份继续操纵政治经济，于是俄国从初期的民主化又退会了变相的专制。
中国的命运其实远不如今日之俄罗斯。即便有朝一日政治变革可能付诸实施，中国有可能出现中欧国家的社会再造吗？这不可能是党内精英的主动选择，而只有靠民间逐渐产生共识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