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为了安抚和减轻社会震荡，紧急颁布七项中央决定，第一：清理整顿公司，惩治官商勾结腐败；第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配偶经商；第三：取消领导同志的食品特供；第四：严格管理公车；第五：禁止请客送礼、不准公款宴请；第六：严控领导干部出国；第七：严查贪污受贿。这七条几乎全部是对领导干部的限制和规定，比今天习近平推出的“习八条”强多了，但弹指之间二十多年过去，没有一条能落实，而且全部变本加厉到无法形容的地步。
谁能让中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看来只有西方自由媒体在代行舆论监督权，而中共控制下国内媒体，对此全体缺席和失语。勉强找到中共中央党校办的一份《学习时报》，扭扭捏捏地提出建议，“新官率先公示财产，不愿意者可辞职”，换句话说，豪门望族是碰不得也别去惹了，默认他们已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现实，只建议从下一代的新公务员开始公示财产。试问下一代官员真能“给点阳光就灿烂”吗？权力真能在社会监督下运行吗？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和《炎黄子孙》呼吁宪政的新年献辞，分别撞到刀口上，足以证明这个体制非但容纳不了三权分立，也容纳不了媒体监督的“第四权”，反而看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要求民众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不要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而去“盲目追求社会公正”。《环球时报》在呼吁民众理解和“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的同时，却又宣称“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完全靠言论自由成功带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国家榜样，言论自由‘独自冒进’把社会捣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就眼前《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阉割的事件，《环球时报》又无耻地落井下石，宣称“媒体无法脱离国家政治现实而单独、浪漫地存在。媒体是中国改革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摆动幅度不可能是无限的。”
其实这些帮闲师爷式曲里拐弯的话，都不如《环球时报》去年二月题为《媒体应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的社评来得直接。所谓国家利益都被权贵垄断了，媒体还要做看门狗，这是主子和奴才的共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