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人来稿首发 再见！美丽人生

工作的中途，收到一见的短信：“我没妈喊了”。

怔住，良久。明白是一见的母亲——邹姨去世了。这短短的五个字，缓慢地化开，疼，闷。打电话告诉母亲，她们是好朋友。挂掉和母亲的电话，坐下，不知所措。

我想写下点什么，试图用文字把自己缓和稀释。

最后一次见邹姨，是去年（2007年）11月初。我回乡奔丧，我的启蒙老师的葬礼。奔丧经过怀化的中途，去医院看了卧病在床的邹姨，她在病床上平静而温和，我则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被病痛折磨日久，摧残她的身体健康的，是多年来压在心头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一种无处可以伸张的折磨：命运中那么悴不及防的压迫蜂拥而来，弱小的个体、无能为力的命运。

而这一次，她终于可以安然歇息，不受尘世的逼迫。我相信，这是好的，是恩慈。

如果……，可以“美丽人生”

1997年初，我们搬进新居，与邹姨一家成了同一楼道的对面邻居。对面的家庭幸福美满，两老分别从小学特级教师和教育局机关干部的职位上退休，有着丰厚的退休工资。两老性格开朗、热情好客，对邻居的我很是照顾。他们已成家的女儿在中级法院工作，儿子一见在工商局工作。和我同龄的一见，单纯健康好学上进。每天早起晨跑，健身练习。

而不幸，似乎就来自一见所践行的健康生活。

19998年我离家外出继续求学。99年的某一天，风云突变。某一天，我一进家门，母亲就告诉我，一见出事了。

母亲说，某一天夜里，几个人粗暴地闯开邹姨家的大门，把一见从家里带走了。给出的理由，与一见每天的晨练相关，每晚的修习相关。很多一块晨练的人，很多一块修习的人，这些身体力行执著于健康生活的人，刹那间，便成了被国家机器专政的对象。这巨大的风云变幻让所有人、尤其是做母亲的邹姨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工作出色、家庭和睦、干练明快、生活于骄傲中的女性，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摧毁了。

一见被关进看守所，一见逃离在外……。这样的消息一直断断续续听到、断断续续地折磨着邹姨。2000年秋天的某一天，我正好回到了家里。当晚，一见也回来了。近一年不见儿子，邹姨一家既惊喜又紧张、又恐惧。不敢让一见呆在自己家里。于是让他呆在我们家里。邹姨和一见父亲，不敢双双过来和儿子见面，担心家里有电话来没人接，担心被怀疑，冒着危险过来，也只敢呆一小会儿。一会儿，另外的邻居传来消息，小区门口有警察。于是共同担心一见的安危。计划当晚要把他送走。又有朋友过来说，汽车站和轮渡码头都有警察在盘查，白天大概是无法走的。

不记得商量的过程，最后是决定由我负责在凌晨两点左右送一见出发，从一条小路爬到另外一个山头，另外一个朋友帮助把他送出县城。理由似乎是，我刚从外乡回来，手机可能没纳入监控范围。其次，我是个女孩，不会引起注意。

我就那么懵里懵懂地在半夜出门，带着一见走了一条我们都不曾走过的路。凭着我超常的方位感，我把一见带到了那个我以前不曾去过的地方，另一位朋友也已经在那里等候。那一夜的月光特别好，让我恍然觉得时光是在民国三十一、二年。这样月夜助人逃离的场景似乎应该只是发生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吧，甚或在讲述民国故事的电影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现在想来仍然是觉得很不真实。在秋夜如水的月光下告别，分手的时刻，一见微笑着挥手，对我说：“再见，记住：美丽人生！”我难过得几乎哽咽，回报他以“美丽人生”！

让一见逃开，去远方的亲属家，是不希望他再一次被带进看守所承受非人折磨。但这一次，一见并没有逃开，几天后，他自己走到公安局，再一次把自己投入了牢笼。只是，我知道这个消息，已经是近两年之后。

 2002年，深冬来信

2002年的深冬，春节前夕，我收到一封来自长沙监狱的信，打开发现是一见写的。他告诉我，他呆在这个城市已经两年，最近被获准可以给亲人写信。他知道我在这个城市，希望我能够给他寄一根十块钱的军用皮带、两双袜子。简单的几句，别无要求。结尾四个字：“美丽人生！”

我的内心翻江倒海。恰好，我的某位老师的大学同学是省监狱局的纪委书记。我征求老师的意见想去探监。这位老师答应帮我向监狱联系。狱方希望我的探监有助于一见的改造，很快就同意了。

我于是去给他买皮带，满大街并没有十块钱的军用皮带。我买了一根60元钱的皮带；我给他买了四双袜子；听监狱局工作的那位纪委书记老师的建议，还给他买了点其他的东西。我记得去探监那一天是腊月二十。管教告诉我，一见刚刚被关禁闭十天，希望我能够劝他好好接受改造。

监狱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在我的经验之外。那次探监，也没有帮助我了解监狱。那次探监，安排在狱警办公楼的一间房子里（后来得知因为是我所托的监狱局纪委书记老师打的招呼，所以，比较优待）。有个狱警在场。长沙阴冷的冬天里，一见没有穿袜子，没有穿毛衣。我清晰地看到他脚上红色的冻疮，左脸上的疤痕。其他的，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一见乐呵呵地，见到我很开心。他告诉我，那次我送他离开后，他顺利逃到了长沙。但他不想按照母亲设计的那样，一路逃亡，去北京、或者去深圳的舅舅和阿姨家躲难：第一，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不觉得自己要逃；第二，他不想连累任何亲人。于是，他自己走到那个专项治理办公室。

不知道他是否经历过法庭的审判，这是我当初没有问到的，至今也没问过。

为什么被关十天禁闭？记得管教说，是因为他在劳动时和旁边的人说话。这次探监没有多长时间，因为我对于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很无知。出于一种难以言明的明哲保身，也懒于探寻。所以，整体上不知道说什么话好。我想不透的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变得如此严重：严重得使我们的亲人在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成了敌对分子，成了国家机器专政的对象。

盛世欢歌与兵慌马乱

那一年（2002年）过年回乡，我去看了邹姨。他们已经全家迁居，离开了我们县城，去了怀化。之所以老年迁居，是因伤心过甚。她不能够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生活，睹物思人，被众多熟悉的朋友和亲人询问儿子一见的问题。

那次见面，邹姨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眼睛几乎瞎了，哭泣太多，又患上白内障。胃不好，因为总是吃不下东西。人很消瘦，见到我，微笑。我看得出这个微笑需要它付出体力和心力。

伯父告诉我，他们想了不少办法。请人给一见算命，说是命里该有的劫数。他们回乡给父母修坟，去南岳向菩萨许愿，半年后又去还愿，他们做很多之前不做的事情，茫茫然地寻求一点安慰。

对我来说，成天忙于琐碎的工作，享受着所谓的盛世欢歌。对于两年多的时间，如何把一个干练明快的女性，一个温柔和蔼的母亲摧残成这样，缺乏想象力。

但，这一次见面，让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大时代中个人命运的风雨飘摇，理解了什么叫盛世之下的“兵慌马乱”。记得用“兵慌马乱”这个词形容这个时代，是拍摄《巫山云雨》章明老师，这个词之所以深入我心，应该是和邻居邹姨一家的遭遇紧密相关。

一见出狱，大概是在2005年。不知道为什么他被囚禁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他在监狱中承受过一些什么，折磨抑或是没有被折磨？我从来没有问过。一是见面的机会很少，二是，我似乎在有意地回避这样一种探寻。这是对于自身的无意识的保护：对于那些我不能承受的东西，我希望自己最好是一无所知。

一见获得自由后的这三年，邹姨过得快乐和开心多了。一见丢了税务局的公职，但他很富有爱心，他开了一个为中小学生服务的商店，深受孩子们欢迎，邹姨也会常常到店子里帮忙，用更多的时间和惟一的儿子待在一起。遗憾的是，邹姨的健康被摧毁得太厉害：患白内障的眼睛在做了手术后，左眼有了点光线，但整体视线模糊；在2006年，她的胃被查出了大问题：胃癌。

在胃癌手术切除后，邹姨归属了一种信仰。之后，我有两次看见她，虽然她被病痛折磨，但看起来温和而宁静。她关心我的生活，牵挂我的母亲，对于一见的经历，也似乎看得开了。只是过去那些不能释怀的郁痛，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她肉体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