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5日上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省公安厅下属的某收容所，管理人员正指挥着一帮被收容的人为所里盖房挖地基，当挖到距地表0.8米处时，突然发现一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陶瓮，其西侧还有一个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银罐。瓮和罐都有盖，人们不经意敲碎瓮盖，立即被里面的东西惊呆——瓮中放着满满的金银器，罐内也盛着满满的金银器!挖出文物了!管理人员不敢怠慢，赶紧电话报告到位于西安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博物馆马上派韩伟、雒忠如、杭德州、王玉清等先生前往清理。考古专家们根据陶瓮和银罐都埋藏在活土中，出土的有些器物不能成套等现象，反复研究，认为地下可能还有文物埋藏。同时，为了搞清出土文物的遗址范围，10月7日开始对周围进行钻探。11日，洛阳铲在距离第一个陶瓮北边约1米处，探到了第二个陶瓮，立即发掘，发现里面也装满了金银器物。第二个陶瓮同第一个陶瓮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唯瓮口用圆饼形银渣块覆盖。
1970年10月在西安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金银器数量巨大，器物精美，数十年来一直引人注目，各方多有讨论。因出土的银饼中，有开元十年和开元十九年的纪年，因此初步可以判断这个窖藏的年代应当在开元中期以后，而发现的地点，当位于唐朝长安城兴化坊范围内。
考古钻探还证明，现在的何家村应在唐长安城的兴化坊内。两瓮一罐内共出文物1000余件。其中有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胯9副，玉镯2副，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
金器总重量达唐大两(唐一大两合今45克)298两，银器总重量为唐大两3900两。唐代银与黄金兑换率大约五换一或六换一，即五六两白银相当一两黄金。那么，这批金银器物可折合黄金900～1000两。1000两黄金可折唐钱830万钱。一副玉带胯值钱3000贯，每贯1000钱，十副玉带胯当值3000万钱。依此计算，仅黄金、白银材质本身价值和玉带胯就值3830万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五载“斗米之价，钱十三”，3830万钱可购米近300万斗，约相当15万男丁一年向唐朝政府交纳的租粟。请注意，这里既未计算制作金银器的劳动日，也不包括这些金银器的艺术价值，而仅仅是金银材料的价值，更未计算各种宝石和药物昂贵的价值!
后来，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认定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8件国宝级文物中，何家村出土文物就占4件，分别是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和镶金兽首玛瑙杯。何家村出土文物的价值如此巨大，可以想象拥有这批珍宝的主人是多么富有，当年的大唐长安城是多么奢华!
拥有这批珍宝的主人究竟是谁?这批文物为何能在地下沉睡1300多年?到底是什么年代何种原因埋藏到地下的?何家村文物出土后30多年来，历史、考古学界一直对这些问题讨论不休，海内外文物爱好者也对此一直津津乐道。到目前，学术界似乎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 当年的发掘报告认为发现地点系唐长安城兴化坊，据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兴化坊条：“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认为遗宝出土地点是邠王府附近，埋藏时代在盛唐时期;唐高宗孙子、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邠王李守礼，有可能是这批文物的主人。郭沫若也肯定了这批文物“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他认为邠王府中财物，可能是在“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
1980年代，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段鹏琦对已有“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年代”结论提出怀疑，他认为讨论何家村金银器的年代，自然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这批金银器本身的编年;一是这批金银器的埋藏年代。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靠该窖藏的地层关系不行，与金银器伴出的银饼铭文和中外货币，也不能作为确切的断代标准，只能通过对金银器本身器形及装饰花纹的对比研究，才能得出较为满意的结论。据此段鹏琦认为，埋藏年代为唐德宗时期(780～805)，出土地点不是邠王府，主人是达官贵族，但具体是谁，还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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