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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赵复三萌生了进修道院养老的想法

一九八七年,在胡耀邦倒台後,邓小平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当时,我在鲍彤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赵复三是社科院副院长。大概是一九八七年五、六月份,赵复三把我从鲍彤那里叫回社科院谈话,了解李怡主编的《九十年代》杂志上邱垂亮一篇文章的背景,题目是《与严家祺谈政治体制及政治改革》。邱垂亮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赵复三
这篇文章是邱垂亮到北京时我们谈话记录。
社科院新造了近二十层高楼,宽敞明亮,我们就在办公室谈话。第一次见到邱垂亮,与他谈话时,我小心翼翼,没有讲什么“多党制”、“三权分立”之类话,事後也没有感到谈话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谈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提名、选举、议事表决程序有问题”、谈到“国家权力的制衡”、“党的集体领导和政府首长责任制的关系”、谈到“党的命令不能对全国人民有约束力,只能对党员有约束力”。在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说,“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不能讲谁高于谁,都同样是人类文化的宝贵成果”,并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说“人道主义高于革命”。没有想到,这些话,到胡耀邦倒台後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
当时,“自由化分子”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外,邓力群还向邓小平上报了一个“十二名自由化分子”名单,有于光远、于浩成、王若水、吴祖光、吴明瑜、李洪林、孙长江、张显扬、张贤亮、苏绍智、管惟炎和我。
后来才知道,我的“自由化言论”原来是从《九十年代》上摘下来的。
赵复三向我了解《九十年代》文章的“背景”後,整理了一篇我的谈话记录稿。几天後,赵复三又找我,要我把前一次他与我谈话的记录稿看一下,是否记录有不准确、不妥当的地方,赵复三让我拿回家修改,修改後再“上报”社科院上级领导。在这次与赵复三谈话时,我直截了当向赵复三要房子。
毛泽东、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是分配来的。我在社会科学院干面胡同宿舍住了十八年。我家与另一家同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间。如果两家人同时在厨房里做饭,就拥挤不堪。钱钟书与濮良沛两家,也是两家共住一个单元,因为拥挤和摩擦,经常发生争吵,而且打了起来。
在一九八五年前后,社科院曾分给我离颐和园不远处四间房子,我嫌离社科院太远,没有要。我想,赵复三代表院部找我谈“自由化”问题,可能要倒霉,如果这时不要房子,今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鼓足勇气对赵副院长说,我在干面胡同两家住一个单元有十八年了,住得很难受。我当时也是“研究员”,按规定,可以分配到三至四间住房,要求社科院能解决我的住房问题。
赵复三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找我的谈话记录稿,让我看和修改,就不容易了。因为一般上报的“材料”是不给“被整的人”看的。赵复三对我“网开一面”,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提出要房子後不久,很快就分了一套社科院大楼後面的三大间新住房给我,离王府井只有十多分钟步行距离。这是《九十年代》文章换来的新住房。
我之所以敢于在“整”我时向副院长赵复三提出要房子,原因是我知道作为“老百姓”的赵复三也有过住房困难。
“文革”结束後不久,赵复三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社会科学院分给他一间房子,不知什么缘故,出了差错,分房的主管同时把这间房子分给了另一家,正所谓“一室二主”。赵复三为了与另一家人“争”这一间房子,两家人就轮流“背对背”坐在空房子的水泥地上,看谁有耐力,以便最终得到住房。因为当某一家没有人在“空房子”里时,另一家就可以立即把家具搬进去“占领”整个房间。这样,在社科院院部不知情、两家在没有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就“和平解决”了“住房争端”。
在我进入新住房的一天,我不禁想起了赵复三坐在空房子的水泥地上的情景。赵复三在“六四”前,还是中国在联合国民教育科文组织的代表、全国对台学术交流“主管”;“六四大屠杀”发生,联合国民教育科文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局在巴黎举行会议,停止了原定议程,专门讨论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赵复三作为中国代表,对暴力镇压表示“震惊”并悼念死难同胞,赵复三因为这几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之後不得不流亡法国。在流亡法国时,有人竟怀疑他有什么特殊“背景”。我多次为赵复三辩解,公开接受记者采访时为之辟谣。一个因在联合国民教育科文组织会议上公开反对“六四暴力镇压”的人,在西方世界还要受到怀疑,内心会多么难受。几经周折,赵复三后来来到了美国,先在大学教书,翻译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和冯友兰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后来,与耶鲁大学下属一个图书馆的女馆长共结连理,这位女馆长也有一段逝去的婚姻,是赵复三在半个世纪前的初恋情人。
【注:姚琮说:“赵复三的二女儿在法国南部有个朋友和总统府有些关系,通过关系,法国文化交流中心的总干事安排赵去了德国一个画家在乡间的庄院。在那里躲避几个月,又辗转到比利时教中文的大女儿家。在欧洲呆了一年多,最后到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等地逃亡流浪了10年,赵复三从俄克拉荷马大学退休后又回到比利时,孤苦伶仃的生活,使他萌生了进修道院养老的想法,这是1999年。最后由美国耶鲁大学的陈晓啬教授,慧眼识英雄,亲自到欧洲把他领回美国的家,并结为连理。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终于互相有了照应。”】
现在赵复三伉俪都年事已高,每天在森林中散步,鹣鲽情深,幸福美满。他们住在耶鲁大学附近一栋独立楼房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花园里种满了郁金香、牡丹、玫瑰、菊花,一年四季鸟语花香。赵复三依然关注着中国,我从他的许多信件中,看到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站在“比较文明”的高度,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变化。与赵复三的联系,使我仍然感受到以往社科院的那种学术气氛。
(2012-4-24,原题是《赵复三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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