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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访 十一届三中全会 完全失控

即将到来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被与11届三中全会相比较,然而赵紫阳的政治祕书鲍彤披露,当时三中全会根本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邓小平也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一场失控的会议,纷乱中邓小平顺势抓住了权力。而18届三中全会将会是如何的场面?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有人把其与11届三中全会相比较,不过,早在2008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由赵紫阳的政治祕书鲍彤口述,姚监复记录整理的〈11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一文,文章提到,11届三中全会原本并不想讨论改革开放,但由于会议失控,最后出现了与华国锋邓小平最初意愿大相迳庭的结果,不过邓小平却抓住时机,依靠手中的权力成了会议的最大赢家。

文章称,11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农业、经济与计划,而不是平反,更不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出访会议方向失控

11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而此前定调的会议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当时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泰国等地,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

然而在五天会议中出现了异常。10日陈云、11日谭震林和13日胡耀邦的发言,冲破了原定会议框框,提出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使会议失控了。

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的中央工作报告上,胡耀邦提供了有关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人的复查材料,以及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等材料。当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说,对华国锋、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我赞成;历史问题不纠缠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太大,中央不说话,下面不好解决。”

当时陈云提了六个问题,比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陈云表面上没有直接讲文革不对,但是翻来覆去提问题。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结果大家集中讨论的是如何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陈云和邓小平争权较劲赛

等邓小平11月14日出访归来后,发现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主导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已经丧失了会议的主动权。原本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于是12月2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500字的讲话提纲,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接连四天到邓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鲍彤评论说,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而是群众、党员、中共高层干部推动了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促成了邓小平讲话内容的转变。

鲍彤评论说,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AFP)

鲍彤还说,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是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空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分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鲍彤认为,从会议结果看,陈云当然是会议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分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受指责,灰溜溜地;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也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邓贪人功为己功变身“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鲍彤还说,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既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

鲍彤说,三中全会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至于斗争方面,从排名顺序看,原来是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应当说邓、陈得胜,华、汪失败,叶、李保住位置,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造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人们不禁要问,35年后的18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现类似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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