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识界人士自发在北京举行纪念沙龙，每个人的发言都是对当今权贵资本主义压制思想自由，泯灭真理和真知的声讨，是对新“文革”的范本——中办9号文件的声讨。
朱厚泽的遗言振聋发聩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
我首先给大家念一下，几分钟以前在李锐同志那儿，他写的一首诗，是给亡友胡绩伟准备编的纪念文集的：
春秋午时办新闻，
独立自由思想人，
海瑞精神六不怕，
幸留史记是传真。
幸亏留下来一些史记给世界传下真理、真实、真实的历史。我说李老你写的不是胡绩伟一个人，是写的百岁民主派的这些老人，都是用50年或者60年时间，在党内搞宣传、搞其它工作，但是你们都是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人，你们有海瑞精神“六不怕”，最后留下一些史记——今天有朱玫拿来的《朱厚泽文存》，胡绩伟最近出了《自选集八卷（上、下）》，（上）里面把《论胡赵新政启示录》21篇文章也放进去了，今天还有其它文章发给我们。我想大家都应该做这样一个工作，这一批百岁老人，“两头真”，当年，毛泽东刚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他们到延安去参加共产党；到了21世纪，他们在反思，自己60多年共产党内生活，留下来的思想，留下来的讲话，留下来的文集，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财产。我希望他们的亲人把他们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留下来。李慎之儿女们把李慎之100多万字“检讨揭发材料”也出了书，送给李锐的时候，李锐说：“哎呀，他写了这麽多检讨！我们这些老人写检讨的时间可能比写民主宪政的时间可能还要多。”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们的悲剧。把它们记录下来整理出来，也非常必要。
我跟朱厚泽接触中，我觉得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个是第一次接触他，一个是最后接触他。最后接触他的时候，有一次他开玩笑说：“你给胡绩伟写访谈录，你为什麽不写朱厚泽访谈录？”我说那我就给你写吧。
后来我拿笔记本去他家，我说，你说要写访谈录，他说我没说过，笑笑。我说，你要现在不写的话，你记忆里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会溷乱的。你就乱了，记不住。他说，我现在就是这样。我说，你现在讲、我记录下来，我可以去找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核对准确，再晚了，我也“80后”了，也没时间跑了，也跑不清楚了。他说，我准备跟你讲，你先看这本书，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98块钱他自己买的。还有一本是北京大学潘维编的《中国道路》，你看完先写出来批判他的文章，然后你跟我讲，我听完你的，再讲我的观点。
我很认真的把这两本很厚的书看完了，然后写了一个草稿，没有打字给了他，他听了我讲的，但非常遗憾，他没有给我讲他对这两本书的看法。但是跟我讲了他主要的观点，我写出来刊登在香港《动向》上面。
他认为，20世纪世界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危机，这时候苏联的经济发展很快，因此世界上左派都拥护苏联，都学苏联的模式，中国也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包括现在演的电影《寻路》。到了30年代，到了中共六大以后，还要走城市起义的道路，最后都失败了，最后毛泽东走的农民起义道路胜利了。他说：“这个苏联道路、苏联模式给世界带来的是灾难，现在21世纪资本主义又出现危机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又是快速发展，世界又在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自己宣传中国模式，而且现在中国对外面宣传、培训、教育，让世界走中国道路。”中国科学院最近专门办了一个非洲国家总统顾问的学习班，讲中国模式。
朱厚泽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在北京医院见郑仲兵以后，说：“姚监复你再留下来。”他穿着病号服，马上就要动手术，嗓子哑着，还要跟我说：“我跟你说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会不会在21世纪给世界带来灾难？中国会不会成为21世纪邪恶势力？这个问题我跟好多人讲了，不以为是，也不愿意看我提供的这两本书，你倒听了我说的话，看了这两本书，要组织人好好研究批判这个，否则中国会成为21世纪邪恶势力。”
这是他最后给我讲的话。
对他的品德、思想，我完全同意郑仲兵同志对他的估价。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完人，一个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人。但是他太天真，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他不懂。
我第一次见他，是他从中宣部到农村发展中心杜润生这里当副主任，来了以后他就要出差，要到东北去调查农业，要找一个人陪他，说找一个局级、副局级研究员，找了别人都有事，就让我去了。他一共带了六个局级干部到长春，是中组部跟农研室挑选的，后来都是副省级的干部。住在长春以前关东军司令部改造的招待所里面。高狄晚上就来看他，说：“厚泽同志，根据你的经历和教训，中央让我到北京当文化部长，我不能干，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太复杂。”他跟朱厚泽这样讲。但后来他还是来了，后来到《人民日报》还是很左的。他走了以后，朱厚泽对我说，现在时间还早，你到我屋坐坐，谈谈农研中心的情况。我就跟他讲了一个人，我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人物，就是纪登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