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关于林毅夫博士的新闻，伴随着的都是有关中国经济未来的种种乐观论断，比如“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8%”，“中国还能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等等。在忧心忡忡批评改革不利的学界，林毅夫的观点一直与众不同。
这样的不同为林招来不少批评。围绕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他多次对外澄清：“潜在”增长率不同于真实的预测，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
但是，即便撇开这些误解，林的观点与纯粹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泾渭分明。林主张市场分配资源的作用外加积极有为的政府，这是他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这是坚定的市场派经济学家不能接受的。在当下中共政府与市场关系仍难理清的情况下，这种分歧似乎超出了学术观点的争论，含有某些独特的政治意味。林的观点一直对中共政府参与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出了更多肯定，这完全可以被既得利益者用作抵制改革的借口。
撇开这些问题不谈，我们不妨仔细看看林的乐观有无道理。林的新结构经济学是通过比较优势提出的新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唯有依靠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如果违背要素条件，就会以失败告终。无论是中国还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成功经验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林还提出了“后发优势”的概念。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跟随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避免了不必要的创新成本，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这从理论上为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提供了实践的借鉴。
经济发展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产业结构的升级有赖于要素的升级。林十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识别优势产业，助推要素的升级，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研和创新的支持，市场的信息提供等等。这些必要的公共服务具有正外部性，无法由市场或企业独自承担，需要政府介入。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政府一直以来都深度介入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基于这样的理论，林毅夫给出了他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乐观判断。如此乐观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持续的技术创新，第二是中国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为未来增长提供了空间。与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的结构失衡论断不同，他认为投资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会很重要。他的理由可以理解，中国广大的不发达地区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中国经济投资过度而消费相对不足虽然是结构失衡，但结构转型需要时间。提升消费减少投资说的是相对经济总量的比重，并非绝对数量的减少增加。即便启动内需助推经济发展，投资的绝对数量也必然增加，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在增长，这完全是一个合理的论断。
但在我看来，林毅夫的观点存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恰是现阶段的中国的风险所在。
首先，政府投资作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这才是真问题。政府长期主导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让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债务累累，这种慷慨的信贷，在过去来自人为压低的利率和低效的银行系统。在今天负债高筑、风险积聚的情况下，如何允许地方政府继续投资?诚然，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债务会逐步被消化，但是这种论述背后的假设是一个负责而自律的政府，但事实是：中共政府是一个负责而自律的政府吗?
第二个问题则更为本质。积极有为的政府的确有责任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支持要素升级。但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如何衡量?这些问题的答案越暧昧，政府越位干预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上，要素升级需要政府参与，却同样要政府让位。以教育为例，在一个博士产量全球第一的国家缺乏创新人才，难道是因为政府参与不够么?答案恰恰相反!
如此看来，林毅夫的观点虽建立在所谓合适的理论之上，却明显有意忽略了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最为重要的危险。林试图建立一个更加进取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助推经济发展，这样的理论尝试可以理解。但你我，敢像他一样如此乐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