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二代吵架谈起(上)(胡平)
近来，一篇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讲话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引述的两位红二代的一番争吵更是引起热评热议。
胡德华说：“……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这个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就是咱北京最好的男校老三届一些成功校友聚会，校友当年都是北京的红卫兵，西纠等，一边是普世价值派，一边是正统派各级官员，后来大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就说你们这些普世派别给我们领导来添乱了，他把大家苦口婆心的话叫添乱。后来我们这个普世派同志(秦晓)就说，百姓的呼声你们真的就不知道，真的就没听见?听见了也还能那么平静那么无动于衷吗?官员同志(孔丹)就说，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普世(秦晓)说：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官员同志(孔丹)大怒说：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了?后来我们这个普世同志(秦晓)就说，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然后这校友(孔丹)就挂不住了，说我操你妈的……结果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啊，事情都知道，道理呢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否则就老拳相加。”
很多网友指出，这场争吵表明，红二代已经公开分裂，主张普适价值的一派和坚持一党之私的一派已经势同水火，难以调和。
这场争吵很重要，虽然只有三五句，又都是大白话，但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很多，没有明说但双方心知肚明的潜台词很多，因此很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普世派只不过说要听取百姓的呼声。官员派立马咄咄逼人地反问：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
乍一看去，官员派这话说得很不逻辑：为什么人家说要听取百姓呼声就等于要共产党下台呢?官方媒体上不是天天都在说共产党深受广大民众拥护吗?中国的民调甚至某些西方的民调不是也说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的支持度信任度名列前茅比民主国家还高吗?有的西方政客学者不是说，如果今天中国实行大选，共产党一定稳操胜券而且还是压倒性胜利吗?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普世派一说要听取百姓的呼声，官员派立刻就说人家是要共产党下台呢?
接下来，普世派的回应也莫名其妙，不合逻辑。按理说，普世派应该回应说，你官员派搞无限上纲是完全错误的，广大民众都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嘛。你怎么这么不相信群众呢?你怎么连这点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没有呢?
可是普世派没有这样回应。普世派的回应是：“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这个回应听上去只是在为自己辩解，在口气上显得很软，而且在逻辑上也显得不通，答非所问。这不是很奇怪吗?
以上三句话，语气上很紧凑，但逻辑上却显得不关联。可见，在这三句话背后有丰富的潜台词。如果我们把潜台词找出来了，前言后语的逻辑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为什么普世派仅仅是说要听取百姓的呼声，官员派立马就扣上大帽子，说别人就是想要共产党下台呢?在这里，官员派的潜台词是：既然你我明明都知道，如今中国老百姓的意愿就是要我们共产党下台，你偏偏要我们听取百姓的呼声，这不就是要我们共产党下台吗?你打着听取百姓呼声的幌子，掩盖你要共产党下台的目的。你以为我们傻，看不出来呀。
普世派被点破要害，因此有些被动。不错，普世派可以搬出官方宣传话语，说广大民众是拥护共产党的，让老百姓说话，共产党的统治不会垮台的。不过普世派深知，这套话语纯属谎言，只是对外宣传用的，只是用来欺骗老百姓欺骗外国人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在自己人面前，在内部人面前再搬出这套针对外部的谎言就毫无意义了。
按照普世派的道理，普世派本来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既然大多数老百姓就是想要共产党下台，共产党就应该下台。或者反问一句：如果大多数老百姓就是要共产党下台，难道共产党还不应该下台吗?
可是这位普世派不敢这么说。于是他只好搬出“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关系老交情，试图让对方相信我们要你们听取百姓呼声也是为了你们好，我们对你们没有恶意。
官员派发现普世派在回避，于是气势更盛，进一步责问：“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这话的言外之意是：是共产党员，就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该把维护党的垄断权力放在第一位。不过官员派也感到，露骨地强调党的利益党的权力，总不太好。于是他又接着说出一句：“你还有信仰没有了?”毕竟，一说到信仰，就显得堂而皇之，很崇高很神圣了。
可惜的是，就是这句反问“你还有信仰没有了”，让普世派抓住了狐狸尾巴。普世派反问：“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官员派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于是乎恼羞成怒，大爆粗口，老拳相加。
这场红二代的争吵，以官员派的大败而告一段落。不过普世派却也谈不上取得胜利。因为这位普世派不敢明确说出“如果大多数民众想要执政党下台，执政党就应该下台”这么一条普世的公理;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也无权例外。显而易见，这位普世派有所回避。他为什么要回避?这种回避说明了什么问题?会引出什么问题?且听下回分解。
从红二代吵架谈起(中)(胡平)
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资料图片)
上次讲到，两个红二代吵架，官员派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败下阵来，但是普世派却并未取得胜利。因为普世派不敢公开说出“如果人民想要共产党下台，共产党就应该下台”。
按理说，如果大多数人民想要执政党下台，执政党就应该下台。这个条件命题是普世真理，谅那共产党自己也不敢公然否认的。但问题是，在共产党那里，谁说了这句话谁就是犯了头号禁忌。在共产党那里，维护党的绝对权力是不准质疑的。
因此在党内争论中，理屈词穷的一方总是率先给对方扣上你们反党，你们分裂党，你们就是要搞垮共产党的大帽子;而对方不敢明确地说，这样的党就该反，就该分裂，就该垮台。他们只是一味地辩解，我们不是反党不是分裂党，不是要党垮台;我们也是为党好，为了党的统治长治久安。他们甚至还可能展开反击，说，要是象你们这样搞下去，党才会垮呢。可是由于他们的这些说法本身也已经承认了维护党的统治是第一位的这条错误的前提，因此他们无法摆脱被动，更无法战胜对方。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看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达到最高点。这实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惊人的巨大逆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本来，到了1961年，面对大饥荒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却，让刘少奇等务实派领导人出面，放弃了一些荒谬的说法和做法，调整了经济政策，使中国走出死亡峡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通过的党章，党代会5年一次。61年就该开九大了。毛泽东深知，倘若如期召开九大，三面红旗的问题，大饥荒的问题，免不了会提上议程，他的错误势必会遭到某种批评追究，即便不下台，其权力也必然会大幅度削弱。因此，毛泽东耍赖，硬是把党章扔在一旁，就是不开九大。
可是不开会也不是办法，因为党内有压力。于是在62年1月开了个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要“发扬民主”，也多少让与会者出了点气。
七千人大会不是公开举行的，会上没有改选，也没有发布公报或决议。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任何变化。在社会上，一般民众由于不知情，因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内上层，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已经一落千丈，降到最低点。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还不到8个月，在62年9月份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话语权，也就是对党的主导权，重新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且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搞经济建设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那么。毛泽东这场翻身仗是怎么打赢的呢?分析分析他在会上的讲话就清楚了。
实际上，还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为接下来要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调子。在8月9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
可以想见，很多来开会的人一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好要进一步调整政策，恢复经济吗?不是说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让人批评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垮台不垮台的问题了呢?
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是的，共产党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不改不行;可正因为错误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得起吗?中国的民众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他们能饶过共产党吗?
不错，从表面上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还是稳固的。由于长期的洗脑，由于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大多数民众对他们身处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共产党错误的严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么强烈的不满和要共产党下台的意愿。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层是知道的。正如后来万里所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层不能不有危机意识，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讲话并非危言耸听。
接下来两句话就更让与会者担心了。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众所周知，国共两党之间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产党掌权后，对残余的国民党势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国民党重新上台无疑是共产党的最大梦魇。中共高层意识到，共产党的统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大家必须抱团，把捍卫政权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的责任不能追究，要是毛泽东倒了，共产党还站得住吗?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进一步批评三面红旗，谁还敢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呢?谁还敢议论毛泽东的是非呢?于是，不是靠别的，而是靠着共同的罪恶感，中共高层达到了新的团结。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理所当然地又成为全党无可质疑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回主导权，说到底，就是利用了共产党的所谓党性，这种党性要求党员必须把党的利益、党的权力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对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党就祇好服从毛的逻辑。就这样，毛泽东走出低谷，赢回主动。一个大恶魔，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后，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在短暂的退却后东山再起，而且获得了比原来还大的权力。
从红二代吵架谈起(下)(胡平)
图片：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网络资料)
上次讲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在犯下滔天大罪后，不但不倒台，反而能在短暂的退却后东山再起，重新赢得主导权，就在于他善于利用共产党高层内部的罪恶感，使大家在共同罪恶的基础上达成团结一致，这样，象毛泽东这样的罪魁祸首自然就成了这个犯罪团伙的最高领袖。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毛泽东的情况正是如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导致空前的大灾难，于是，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它接受失败，承担责任，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如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某些实际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文过饰非，并且时时不忘用铁腕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们。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才最急切最得心应手，所以最容易夺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被边缘化，就沦为附庸。于是乎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错，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就让坏人拖下水了，这就让坏人主导局面了，这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到头来也就使得自己变得和坏人差不多了。
胡耀邦不愧为中共最有民主思想的领导人。胡耀邦在当总书记的时候讲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回到红二代吵架的事情上来，当普世派说要听百姓的呼声，官员派反问“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时，如果普世派就借用胡耀邦的话回敬：“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试问官员派何言以对?
现在不少人讨论政治改革，有些人提醒大家，讨论政改必须注意不能踩红线。什么是红线?党的领导就是红线;也就是说，讨论政改必须以承认共产党权力不容挑战为前提。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时至今日，要使得政改的讨论有意义，我们必须突破红线。不突破这条红线，就无法摆脱坏人对好人的绑架，就无法避免最坏者当政，因而也就注定了我们希望的政治改革永远打不开局面。不消说，体制外的异议人士早就突破这条红线了。现在的问题是，体制内的人士也需要突破这条红线。事实上，有些体制内人士已经突破了。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人跟进。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