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亢奋、愤怒以及悲情等等情绪，伴随着在领导批示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的运动式扫黄，舆论场终于照例混乱模煳，以至于围观者不得不怀疑，大家是否真的在讨论那个叫做“东莞”的城市。又或者，被中国社会激情讨论中的，是几个都被称为“东莞”其实各异的不同地方。
似乎调侃但实则愤怒的民众以网络特有的方式提出了一次汹涌的质问：为何总是以一种运动式的、表演式的方式来扫荡一个处在灰色地带之中的行业?色情业在中国的这种尴尬地位到底是谁和如何造成的?而当客人和技师被反手铐住蹲坐地上，被赤身裸体羞辱式拍照，这不是公权凌然侵犯民众权利的又一铁证?
这些问题在拼凑着他们想象的那个正在遭受强权侮辱的城市，在随后的舆论争议中，这个城市阳光肆意：莞式标准成为“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代名词。这个城市有活力有效率，有青春更有梦想。
最起码，人们可以用曾经在东莞居住过一年的自由作家张彤禾的语言概括这个城市：“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如果你能受得了这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热爱东莞呢?她代表着这个民族民间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象征着社会自我生发和再组织之可能，更象征着个人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自由—想想这些年困扰着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的那些问题，有顶层设计而社会地盘缺失，就不难理解被伤害的道德情感喷薄而出附着在跪倒在地双手反剪半裸性工作身上。
于是，事件自然被导向了可能确实存在的更宏观的想象空间：“东莞挺住”背后，是人们的与性同样丰沛的政治想象力：是一个富足而远离中心的城市，又一次被颟顸装纯的权力粗暴侵犯。
这个城市在改革开放中野蛮成长成巨婴，现在，有可能正在发生央地关系紧张中成为牺牲品，而同样可能会成为牺牲品的，则是民众特别是男性民众已经拥有的性放纵的自由。
并没有太多人提到，实际上，这种自由是”反人性“的。
将东莞性服务称为”非人性“，并不在于其“资本主义”一面：女性选择出卖身体获得收益，男性选择用付费方式获得满足。性都东莞的威力在于在于其彻底的“中国式”一面：以人为物，控制每个环节，设定技术标准，用军训等等方式将身体彻底去耻感化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研究者郭宇宽对东莞性产业进行调查，他发现：“莞式服务是指一种行业标准和其背后的一套组织系统。这意味着东莞的色情服务已经达到全世界领先的工业化标准化的程度，也就是说东莞的性工作者可以像流水线生产一样向顾客提供服务。”
据郭宇宽介绍，“同样是性产业，在美国是一种家族性的生意，妓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性工作者们都像亲姐妹一样有相当好的人际关系，甚至有些人不仅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甚至把自己的女儿也带进这一行。总体来说，她们在职业中是有非常强的社会性纽带的。我在荷兰参观他们的红灯区，则是典型的作坊式经营，基本上一个性工作者就可以一家店，一楼大玻璃窗里搔首弄姿，二楼提供服务，而且行业协会非常强大，给性工作者们提供劳动保护。”
而在中国，会有性产业者工会吗?
事实上，与富士康相近，产业化萃取着民众的劳动力，身体以及羞耻感。不过，这一回，受益者是东莞相关富豪和与之有利益勾连的官员阶层。东莞的故事这并不是什么丹东与妓女的故事，而是彻彻底底“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一个在低人权反社会状况下野蛮成长着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社区，没有宗教，在伪神圣性下放弃道德，在罪恶中获得最高效率和最多收益的故事。
吊诡之处在于，必须承认，与此前的状态相比，中国式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民众享有自由的、特别是那些罪恶的自由。比如张彤禾笔下的东莞打工女。与左翼对于东莞血泪工厂的控诉不同，在张的观察中，她发现这些女孩们确实能够一次次接近自己的自由梦想：在书里她这样记录一位性工作者：“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夜总会里，我遇到了丁霞。她二十三岁，个子高挑，有雕塑一般的颧骨和高鼻梁一一真漂亮，不像大多数小姐只是瘦且年轻罢了。她从家里出来六年，号称已经存了四十万块。再挣十万，她说，她会搬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城市，开一家店，过简单的日子。她的故事前后串不起来一一首先，开一家店只需要拿出丁霞所说那么多钱的一小部分就够了。看起来，她撒谎是想要为自己辩白，说服自己为什么如今还在这里。”
礼赞东莞的声音，不过是压抑的表达—政治的和身体的。而这个被拆掉的迪斯尼，也确实属于为之悲伤的“孩子们”。更关键之处在于，在此种状况下，人们已经没有能力和欲望去追逐真正健康的幸福的生活了，甚至连想象的能力也没有。在这里，人们的信条是：对自己狠一点，再狠一点。以及它的一体两面：放纵一点，再放纵一点。
要么坏，要么更坏，除此，别无选择。
(作者：谢勇来源一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