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报道，秘书犯罪腐败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往往就有腐败秘书。秘书已与为之服务的领导形成权力链条、腐败链条。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可以分解成5种角色：
文秘
这应是秘书最原始的角色，主要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处理机。但在官员的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
智囊
一般都获得了领导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李真在河北就被称为「二书记」，能叫谁上谁就上，显然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经纪人
此类秘书或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获得「腐败中介费」;或利用领导的昏庸或腐败，瞒过领导，私下出售权力。
养子
有些秘书与领导跨越工作关系，而密切到亲属关系，成为不磕头的养子。既照顾领导的家长里短，也可随意跟领导吹风、传话、打报告。这样的秘书一出领导家门，多半会成为准公子，横行霸道。
黑帮
他们或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掌握了领导的腐败证据，利用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
秘书得以分享和乱用领导的权力，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制约，使得他能轻易把权力送人。决策能力低下、专业知识缺乏和人品下降，都使部分领导越来越倚重秘书。许多领导所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做报告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他们贵为一方高官，却被秘书架空。
从秘书「落马」说起
朱文轶
众所周知，李真之所以能在38岁时成为正厅级干部，占据炙手可热的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职位，是因为他曾任过河北省委原主要领导的秘书。河北政坛流行一句「暧昧」而又意味深长的话：「石家庄是离北京最近的省会。」
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该数字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刑16年。数个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受贿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坎儿，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龄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坎儿上，38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59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如果对照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中。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梁木生认为，「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车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据说，时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而闫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设」的机会，每次回京休假总要携上西藏的土特产去看望王宝森，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家不少的「家务事」，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宝森升至副市长时，闫从西藏返京，王辞去原秘书，点名要了闫振利。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除了因为其「活络的办事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书角色的含义就变得很晦涩了。」学者关钟叔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暗中圆了账。
关钟叔在观察几起「秘书腐败案」时指出，一个能够成为上级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也就是说，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能够帮助领导疏通与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而秘书的工作方式一般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同一官系中的秘书往往相互之间私交很深。」
「因此，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领导科学》2002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