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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战争35周年 数千老兵自发集会震动北京

在广西与云南共约4,000多人的老兵集会,震动了北京。《亚洲周刊》报道称,公安部门特警和情报部门,都全场全力监控,并且不断与这些老兵博弈,双方斗智斗勇,甚至一度出现肢体碰撞,幸好最后都和平收场,没有大型冲突。

2014年是中国中越战争35周年纪念,约4,000名当年参战的老兵自发动员,分别在广西凭祥和云南昆明举行纪念活动,活动震动北京,据香港媒体报道,当局诸多阻挠,公安部门特警和情报部门全场全力监控,连横幅都成了“和谐版”的“为了和平,纪念三十五周年”,讲稿也受审查,更一度出现肢体碰撞。老兵们不满退役后长期没获公平对待,也不满社会缺乏公正。

1979年,邓小平决定,解放军20万大军入越,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动员了十大军区,对越南实施“围魏救赵”,要迫使越南入侵柬埔寨的15万部队撤回,消弭苏联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战争从2月17日打响,攻陷谅山、老街,直逼河内,但到了3月6日,邓小平嘎然撤军,鸣金收兵,为这场战争划下了仓促的句点。

据《亚洲周刊》报道,2014年2月17日,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之际,约4,000多名当年参与的老兵冲破种种困难,自发地从全国涌往广西凭祥和云南的昆明,纪念他们逝去的青春和那些在战场上消逝了的弟兄。他们透过手机、网络和耳语,重新回到昔日战场的起点、今日的友谊关。他们不满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和今天的现实中,他们成为了“最可怜的人”和“被遗忘的人”,甚至是被打压的一群。

4,000多人的老兵边境集会

在广西与云南共约4,000多人的老兵集会,震动了北京。《亚洲周刊》报道称,公安部门特警和情报部门,都全场全力监控,并且不断与这些老兵博弈,双方斗智斗勇,甚至一度出现肢体碰撞,幸好最后都和平收场,没有大型冲突。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都对退役军人的自发组织非常忌惮,深恐这些有军事技能和动员能力的人员,会成为反对政府的力量。1989年的六四事件,传言一些退伍军人就暗中参与支持学生对抗当局,造成一些进城的部队和坦克车被焚烧毁灭。

同时,越战老兵除了一些晋升至高位,不少是在战后就退役,在社会的底层,做最廉价、最脏和最危险的工作。他们对于35年前战争的浴火经验,都难以忘怀,也觉得这场战争的荣誉感的流失,带来了老兵的集体挫折感。

这场35年前发生在中国西南的战争,一直被中共政府低调处理,当年的士兵,现在已经逐渐步入60岁耳顺之年,他们回看人生,要求应得的待遇,要求军人的荣誉。“现在年纪大了,越来越多的回想过去的事”,参加了两山轮战的老兵蔡剑说,他的两个好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中学同桌被越南狙击手击中,部队里的好友在前线侦查时遭遇狙击,被机枪拦腰扫射,“(战友受伤)的画面,还时刻在我眼前浮现”,说到这里,他不禁哽咽。

老兵们要面对的,远不止是战争的创伤,蔡剑说,政府对于老兵的纪念活动,采取的是限制甚至打压的态度,如果政府只是想要低调行事,他还可以接受,但是政府为老兵提供的福利都十分有限,政府没有引导,而是忽略,这让他十分生气,也不能理解。

曲少炜与蔡剑决定在2月14,也就是当年中越战争开展之日举办纪念活动,纪念这场战争,呼吁国家对老兵的尊重,这场纪念活动得到了全国老兵的响应,他们从全国各地赶赴广西凭祥和云南昆明,对越的军事行动就是在这两个省与越南的边境上首先展开的。活动规模最终超过两人的预期,他们主要负责的广西纪念活动,有3,000余名老兵参与,而在云南昆明举办的纪念活动,则有1,000多人参与。

政府部门“如临大敌”

在纪念活动现场,除了老兵外,还有“如临大敌”的政府官员、警察、便衣警察、武警、民政官员乃至消防员。

这场纪念活动,也是在和政府的讨价还价中开始的,这些针对规模、人数、场地、口号的争论还贯穿活动始终,甚至还引起了肢体冲突。

纪念活动的组织可谓十分松散,直到活动前夜,曲、蔡还无法统计到底来了多少老兵。他们通过老兵的人际网络、老兵网站、在线论坛发布活动消息,想要参加的老兵不用报名,到时自费出发,参加的老兵自己买车票、或者集体包车,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

在活动前夜2月16日晚,据警方统计,已经有2,000多名老兵到达凭祥,另外还有1,000多名老兵在路上。蔡剑回忆,他们在活动前夜定好出发时间,预计第二天早上7点半出发,但是不少老兵们太过兴奋,很多人六点多已经赶到了集结地点,最后大队人马六点半便出发了,比预定时间早了1小时。

活动第一站是友谊关关口,这是他们当年进入越南的地方,3,000余人集结在友谊关景区的停车场,分批进入。活动前期沟通阶段,友谊关管理方说边境五百米范围内不得举办大型活动,凭祥公安局局长则说不希望边境上的纪念活动惹恼越南人。活动组织者与当地政府从2013年11月开始沟通,在2013年11月、2014年1月各开会一次,又在2014年2月14至16日开会四次,经过六次会议,得到的结果是,老兵们可以去友谊关,但是要分批进入,每批限定一百人。

2月17日的早晨7点半左右,友谊关成了绿色的海洋,3,000多老兵穿着当年的军服,举着表示自己地域的红旗,在友谊关停车场集结。曲、蔡和其他组织者组成了稽查队,指挥老兵们列队前往友谊关,一队队老兵到达友谊关后迅速进行拍照、讲话等纪念活动。曲在友谊关的讲话中说,这次活动是为了和平而进行,老兵们的贡献为国家带来了和平,我们感到骄傲,也希望政府给我们荣誉。活动组织方原准备在友谊关挂横幅,但被政府阻止,经过老兵们争取横幅还是挂了出来,但是内容已经被修改。曲说,他们原想挂的横幅是“参战退役军人纪念对越还击作战三十五周年”,可最后的“和谐版”成了“为了和平,纪念三十五周年”。蔡回忆,他们准备的横幅被官方没收,挂出的横幅里,既不可以出现“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十五周年”,甚至连“‘二一七’(开战日期)都不得出现,只能挂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纪念三十五周年’”。当天早上下着小雨,友谊关附近一片大雾,国界另一边的越南人不一定看得到到这边的纪念活动。

友谊关的纪念活动显示,老兵们的军人素质仍在,蔡剑说,老兵们有秩序,听指挥,迅速前往又迅速离开,3,000人的分批列队活动,只用了两个小时便完成了,老兵们当天9点半便离开了友谊关,这比政府预计的时间还早了一个小时。

官员与警察人数与老兵不相上下

纪念活动的第二站设在匠止烈士陵园,这也是和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政府本要求活动在室内进行,可是由于人数实在太多,只好改成了室外。老兵们在烈士陵园进行了讲话、默哀、烈士家属纪念等活动,在进行讲话前,曲的讲稿首先接受了官员的审查。陵园的纪念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中午12点,老兵们已经回到了凭祥市区,开始自由活动。无论是在友谊关还是在烈士陵园,官员警察都是全程伴随,蔡剑回忆,当地民政局长、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一直和组织者在一起,他们不仅全程跟随,还经常对活动运作做出指示,不过当老兵们邀请他们发言时,他们则拒绝发言。另有许多警察、便衣警察站在活动队伍中,还有人拿摄像机录像。

整个活动过程中,老兵和警察、官员之间,经常因为是否挂横幅、活动场地等问题发生口角,但是最为激烈的冲突则发生在当天夜晚。

当晚老兵们打算再举办一场纪念联欢会,就在户外进行,政府不允许户外进行活动,于是政府买单,为老兵们提供了活动场所,地点选在了当地最为高档的祥城大酒店,本来政府打算收取几千元的费用,但是也最终作罢,800余名老兵得以免费使用大酒店的演艺厅。当晚到场的官员与警察,人数与老兵不相上下,在场老兵介绍,酒店外面停着一辆大型指挥车,特警、武警把守门口,还有大量的警察、便衣警察,甚至还有一个班11名消防警待命,会场内也有20多名警察巡视。政府还搬来安全扫描门,老兵们需要像过安检一样接受扫描才能进入会场。

曲少炜在联欢会讲话中说,纪念活动是出自老兵们的爱国心,大家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所以更加渴望和平,但是作为军人,还是要义无反顾,只要国家需要,他现在仍愿意再次穿上军装。另外他还对当下中国缺乏英雄主义而忧虑,他问道,现在对英雄主义的宣传、教育越来越少了,中国需要再打仗的时候,还能打吗?

参加联欢会的老兵说,联欢会现场的横幅最后有“凭祥”两个字,在场官员与警察对此十分不满,要求把横幅撤下来,老兵与在场警察因此发生激烈口角,甚至演变成肢体冲突。最后,身着制服的警察仍然留守会场,便衣警察将老兵们“请”了出去。

与广西的纪念活动相比,云南昆明的纪念活动则相对平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组织者说,这其实是通过和政府艰难的谈判而实现的。曲少炜、蔡剑号召全国老兵进行纪念活动,他们主要负责广西方面的活动,昆明这边另有组织者负责。

从2014年过年前夕开始,昆明纪念活动组委会和政府一共开了5次协调会议,四次与昆明市政府沟通,一次与省政府沟通。政府希望控制纪念活动规模,并从室外活动改为室内活动。为控制人数,云南省、昆明市政府指示地方政府,将很多打算出发的老兵劝回,组委会预计能来5,000人,可是实际参加只有1,000余人。参加纪念会的老兵说,现场警察有五六百人,民政官员也有数百人,加起来和老兵们数量差不多。

组委会成员刊表示,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一旦和政府达成共识,活动进行便十分顺利。政府将昆明市的地标、建立于1944年的大型历史建筑胜利堂提供给老兵们使用,活动当天老兵们在昆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平步行街集合,在政府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场,胜利堂还为每个参加者提供了矿泉水。在纪念活动中发言的老兵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国家赢来了三十年的和平环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这次战争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参展官兵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国家不能忘记,世人不能忘记。

希望得到应有待遇

不甘被遗忘,希望得到应有的荣誉与待遇,这是亚洲周刊所接触老兵们的共同心愿。中越战争三十五周年以来,数量庞大的老兵们命运迥异,很多在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军人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例如现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在中越战争中还是一名团长,但是这些有军职的老兵则无法参加纪念活动,蔡剑说,现职军官由于内部规定限制,不得参加纪念活动,而参加活动的老兵现状各有不同,有的经济条件较好开私家车过来参加活动,入住较好的酒店,也有条件较差的老兵,在凭祥住不起旅店,只得在车站、酒店大堂过夜,甚至有吃不起饭馆的,就是吃随身带的馒头,也要参加纪念活动。

除了职业军官,大多数义务兵在兵役满三年后退伍。城市户口的退伍兵由国家负责安排工作,而农村户口兵则只得回到农村,一来一去仍然两手空空,曲少炜说,现在许多条件比较差的,主要是家在偏远山区的退伍老兵。

获得二等功、一等功的退伍兵,即使是农村户口也可以安排工作,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的,甚至可以选择分配工作的城市。但是立功名额非常有限,有的功勋是用声明换来的,曲说,来广西参加活动的三千多名老兵中,获得二等功以上功勋的,只有十人左右。

虽然已经过去了35年,但是中越战场上的一幕幕,在曲少炜脑海里仍然无比清晰,“2月17日早上6点25分,我们作为第一批部队率先进入战场,负责操作六十炮(装备解放军的迫击炮),战斗3个小时后,我看到身边的地面突然像下起雨一样,一地‘雨点’却没有声音,我知道是机枪扫射过来了,我赶快顺势卧倒,还是被机枪扫到了腰部”,曲少炜回忆道。他是中越战争的第一批作战的军人,在上战场的时候,刚刚入伍不到50天。一同上战场的,还有他的父亲、两个弟弟,以及做军医的姐姐,曲的父亲当时已经是正师级军官,“当时的老干部都是廉政的,我们这些红二代也是用生命保卫国家,不像现在的官二代,只知道享受”。

中越战争始于1979年,这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之时,老兵们的命运,也是这代人命运的缩影。曲生长在广州,结束兵役后国家分配工作,将他分配到广州一家对外国企,他在九十年代主动辞职“下海”,在不同的私企打工,现在的收入主要靠国家的伤残补贴以及下岗补贴,基本可以应付他的日常生活。而蔡复员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从养路工做起,一直在铁路系统中工作。蔡说,他的战争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优待,他同年有100多退伍兵被分配到广州铁路系统,他们从事的都是最为辛苦的养路工工作。

为了自己的荣誉与权益,纪念越战与争取权益的行动近年来一直在全国上演,曲少炜参与了广州老兵在2012年的维权行动,2012年6月25日,广州老兵在市政府门外抗议,最终获当时广州市长、副市长接见,曲作为抗议老兵的一员,向市长提出了两项要求,把老兵当做亲人看待,把老兵的事情当做亲人的事情,之后官员与老兵代表建立起了每半年开会一次的机制,至今广州老兵享有的福利包括门诊挂号费、注射费、空调费减免,医院床位费减半,公交、地铁免费。曲说,国家对老兵的补贴是每月285元人民币(约4美元),广州市政府则将补贴增加到每月723元。

不过不同地区老兵的待遇各有不同,身在四川的蔡剑则抱怨老兵根本享受不到什么福利,还有退伍老兵正在用更加积极的手段进行维权。汤鑫同样是一名参加中越战争的老兵,但是他的权利意识更强,也更倾向于实际行动,“我们这个年纪,思想先进一些比较少,有权利意识的比较少,会上网的就更少了”,汤说。汤18岁参军,参加了1981年的战斗,那时只有20岁,他所在的连队伤亡极为惨重,这使得他在完成兵役年限之后,又多当了一年兵。退伍后,汤被分配到了四川攀枝花的国营煤矿做技术工人,在1999年他买断工龄,离开体制,在社会上自谋职业,现在他在某私企做安全生产管理,“过得还行”,他这么评价自己的经济状况。

工作之余,汤创办了老兵情怀网,用来联系战友,争取权益,“30多年前的战争我们都活过来了,以后再活的日子都是多出来的”,汤说“有公职的战友怕失去工作,没人敢宣传,我们来宣传,我们要争取权益”。但是在2013年10月份,网站遭到了攻击,存储网站的服务器遭到外力破坏,包括网站会员数据在内的内容被删除。这之后汤转移阵地,试用微博、语音等多种网络工具,都因为技术原因作罢,最后他选用语音聊天工具建立了聊天室,并逐渐有了来自全国的数千名会员,每天同时在线的人数则有一两百人。

网上号召老兵抗议不公

这个网上平台不仅成员众多,而且也有一定的号召力。2011年陕西城固县设立“法制培训班”用于关押上访人员,中越战争军人胥灵永及其胞弟胥灵军被关进“培训班”9个月后,胥灵军死在其中,事件引起了全国老兵的不满,汤在网上号召老兵抗议,全国各地都有老兵前往,虽然很多老兵被地方政府截停,但是仍有数十老兵到达该地。

汤鑫这代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熏陶,为了国家愿意牺牲,现在他感觉自己在逐渐被遗忘,很多在种地,很多是下岗职工,汤鑫说,“我们当年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现在,我们却成了‘最可怜的人’”。

责任编辑: 郑浩中  来源:亚洲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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