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曼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
“专家”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与Christina与斯坦福监狱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几乎一致。
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在这个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职责;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们释放出内心的恶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试验让他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辩护专家证人。这名军人是在200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这让津巴多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津巴多意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现实版的斯坦福监狱。
在长大20年的时间里，尽管斯坦福监狱试验名动天下，但津巴多却从来没能够出版过一本书，因为他一直内疚于1971年那疯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错误，一直不忍揭开人性的阴暗面。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如出一辙的再现了他曾经目睹的情形，他才决心写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收容所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系统情境之恶(Power corrupts)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国被翻译成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翻译无疑只传达了原文符合中国语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据韦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为和习惯上从好向坏的转变;在错误的原则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堕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发掘了权力、知识、话语、制度和身体之间的隐秘关联。如果把斯坦福试验的监狱视为一个现代的制度体系，置身监狱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获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corrupt了他们的判断;如果把Milgram试验的试验对象的忍受心灵的谴责不断电击学习者的行径解释为对权威的盲从，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所获得的情景所赋予的权力便是由科学和知识所衍生。
如果按此逻辑分析，为何网络虚拟空间上人会呈现出语言的攻击性和残暴性，原因是网络空间话语自由所产生的权力。话语是一种权力，同时由权力产生。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并非像传统的现实空间中，老师赋予你上课说话的权力，或者领导赋予你开会讲话的权力，由某个权威所给予，而是由网络系统本身赋予的一种权力。
话语的权力本无好坏。正如科学和知识所衍生的权力也无好坏。但权力的中性意味着滥用的潜在可能，当网络成为捍卫自身权益，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的机制时，话语权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当权力表达成为恶意的对他人的攻击、接种谣言的培养基时，网络自身的无限放大功能便会把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隅扩充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轶可的声音被彻底地淹没。
这是由系统衍生的权力所衍生的恶，这与你我本是好人与否无关，是情景诱因所孕育的恶。网络的匿名性更是让这种恶免予受到实质的惩罚，最多或许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但这却早已被权力挥洒的快感所覆盖。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引用了人类学家John Watson对23个不同文化的研究来说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为战士作战时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产生匿名性，无名性导致杀戮、酷刑和摧残。在Watson研究中，在15个作战时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个文化会有残暴的行径;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个文化中，只有1个文化产生残暴的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