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一篇介绍马一浮的文章。马是民国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文章里说，马曾自费到今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对此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县的乌尤山上开办书院。
赴川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他还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党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3万元的开办经费，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马一浮认为，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
无独有偶。1936年，蒋介石约见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提出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诺，于是竺可桢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但他却一干就是十三年，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主张。到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浙江大学已建成“东方的剑桥”。
与前面两位相比，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名气似乎更大。他被称为500年才出一个的教授，蒋介石称他为国宝。1949年共产党当权后，留在大陆的陈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与马一浮和竺可桢一样，他也曾跟官方开列过条件，不过不是三个，而是两个。
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为中古研究所。当局决定邀请陈寅恪北上做该所所长。但陈在《对科学院的答覆》里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陈寅恪未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马一浮、竺可桢和陈寅恪都是各自学科的权威大家，当局都看好他们的才和名，他们也都向官方抛来的橄榄枝开出过条件。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尽管有别，但本质都是要当局保证自己的学术自由，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储安平当年有句名言：“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马一浮竺可桢和陈寅恪的遭遇不就是这段话的注脚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