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医改悄然过去，基层医疗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全民医保、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效果显著。不过，医改中最难啃的骨头—公立医院改革却始终进展缓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4年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个县。这块“硬骨头”到底应该怎么“啃”，《第一财经日报》昨日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他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力度，并给予中国医务人员稍高收入。
三条标准衡量医改成果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公立医院改革？
钟南山：作为一个公众对医改的评价，主要是看：一、“看病贵，看病难”是否有效解决了；二、医患关系紧张的医疗环境是否改善了；三、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否真正调动起来了。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目前的医改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其症结在哪里？
上述三个矛盾集中反映在大医院。“看病贵，看病难”，集中发生在大医院：在大医院看病检查多、处方大，因而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也在大医院:排队长，看病短，沟通少，医患信任难改善。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表明，三级医院是暴力伤医的重灾区，近年来，73.33%的三甲医院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59.63%的医院院长曾经受到围攻威胁，61.48%的医院发生过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现象。
大医院医生也没有起到医改主力军的作用。如果医改没从医院的体制改革上让他们看到可改变现状的前景,反而通过现行医改方案使医生的收入进一步减少，在社会上更受到歧视，那他们的积极性从何而来？
医生收入来源不合理
日报：您如何看待当前医生的收入以及灰色收入的问题？
钟南山：首先分析一下当前医生的收入。在我国政府某些部门和一般公众看来，医生通过很多不合理的途径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行为恶劣。
以广州某中等三甲医院中级以上医生中位数收入为例，医生的平均收入，2012年账面工资为41077.12元/年，实际收入（包括计税劳务、政策性福利包括公积补贴、住房补贴、双补贴）为176320.70元/年。2013年账面工资为46042.10元/年，实际收入为190644.23元/年。这个收入较广州市的公务员、普通事业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稍高；但与广州市社会平均收入相比处于偏低水平。
目前大医院的医生收入基本合理，但这个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医生除了“账面工资收入”为政府提供以外，其他收入完全依靠医院本身的经营收入分配，政府只给予一些政策即允许医务人员在计税劳务、政策性福利上发放奖金。医院为了保证医生收入及医院运行，通过提取药品差价，特别是扩大病床数量、建立分院、诊治更多的常见病，甚至增加检查项目等办法来提高收入。医生收入的相对合理性与收入来源的不合理性存在尖锐的矛盾
其次，医生的劳动价值在我国没有体现。在就医总费用中，药费贵、检查费贵，但诊疗手术费便宜，这恰恰最能反映医生的专业水平和智慧。
日报：您如何看待当前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钟南山：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80%)在于缺乏沟通，由于医院要维持运转必然要制定业务指标(不达到看病数量指标就扣奖金)，换句话说，医生看病人越多越好。先不论医生的医德问题或患者不尊重医生问题，试想一个医生半天内看50~60个病人，哪有沟通的时间？“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没有沟通就容易误解。医患沟通越来越少,导致医患紧张愈演愈烈。
目前不少大医院还热衷扩张，或扩大床位，或建分院，名为充分调动医疗资源，帮助居民就地解决疾病诊治难题，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这种做法并未对社区医疗卫生单位起到扶持作用，相反和基层医院竞争诊治常见病、多发病，不利于我国金字塔式医疗结构的发展。
以上不合理的收入来源(如药差价收入)正是医改的内容，医生的收入又不能从政府层面解决，医生没有看到医改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反而在相当多的公众心目中成了改造对象。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抛开医生搞医改，莫让医改变成“改医”》，其对我国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的危害不堪设想。
“三医联动”提高医院公益性
日报：您建议未来医改应该如何改？
钟南山：克强总理的发言一针见血：政府要从自身找原因。最重要是改变理念，对现行的医疗体制进行大改革，使医改真正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成为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范本。
首先，从政府到全社会都要树立尊重生命的理念。要体现对健康医疗的重视，首先是增加这方面的投资。2012年政府对健康事业的投资占GDP的5.15%，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制度安排上，政府应给予中国医务人员稍高收入。
第二，增加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政府给医院的支持不到医生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根本体现不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永远不能做到医药分家。只有解决了医院的公益性才能解决医生收入的合理性。
建议在医保上挖掘潜力。城镇医改推进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医保由社保部门管理，卫生部门缺乏有效的调动手段。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经费是提高医院公益性、推动医改的重要抓手。但目前这两方面的医保经费由社保部门管理，由于社保部门不承担对医改和医疗质量的责任，因此对改革公立医院运行机制、补偿机制、收付费等方式缺少考虑，甚至在某些政策中形成对医改的掣肘。有关部门只关心两种医保不要超支，并将节约多少作为成效的衡量。
实践证明，“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是提高公立医院公益性、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因而建议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应统一整合在卫计委一个部门来承担，这种体制在国际上已成为常规。在171个国家中，有120个（占70%）由卫生部管理，其中88个由职能单一的卫生部管理，32个由卫生大部制管理。我国应顺应国际上惯用的“三医联动”管理模式。
第三，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教育，并实行淘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