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胡耀邦对邓小平带的表视而不见
1987年初，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中共党内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来势汹汹。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调。
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转发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认为近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放任的态度。(该次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7页)。这个文件传达下去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国开始“运动了”。党内外那些对胡耀邦不满，对改革、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满的左派们迅速活跃起来，声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言论一时间充斥了各种官方媒体，声势之浩大，为几年来所未有。
中央在“处理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月28日，宣布免去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职务，邓力群带领新任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对那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做出组织处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74、75、77)，某些学潮的组织者也被“专政”。加上当时各高等院校开始放假，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各地学潮逐渐开始平息。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地震，很快就波及到了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和设计工作。在“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环境下，搞改革，特别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充满了政治风险。反“自由化”风潮涌起之后，政治改革研讨很快就成了左派们的“靶子”，什么“党政分开是动摇党的领导”，什么“搞政治改革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中央政改办的这些工作人员，大都和笔者一样，来自中央机关或各个研究单位。他们之中，或是参加了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并在政改研究中有过一定的影响;或是在党政机关的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因而被选调来参加政改研讨。他们对于能够有机会参加中央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都十分珍惜，都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内心说，他们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十分反感，担心反“自由化”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另外，在政改办内部，在各个专题研讨小组，也有一些人产生了疑问：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改研讨中有没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此情况下，鲍彤认为，政改办需要同邓小平“对对表”了。这里所谓“对表”，是指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相对照，没有面对面交流。鲍彤的有关讲话也没有上报给邓。
在1987年1月9日下午的政改办例会上，鲍彤谈到了“对表”问题。他说，过几天要专门开一次会，学习中央有关学生事件的文件和讲话，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和讲话，对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检讨，和中央对对表。
鲍彤说，检讨是个中性词，有反思、总结、回顾的意思。我们现在需要检讨一下，前一段的研讨工作是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据笔者理解，鲍彤在这个时候提出“对表”，更重要的是为了坚定大家继续把研讨工作进行到底的信心，同时也让大家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要“对表”，先得有“表”。鲍彤要政改办组织几个人，火速编了一本《邓小平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小册子，大约两万字，发给大家抓紧学习，后来又刊发在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上。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在为政改研讨工作寻找“合法”依据，一方面，让能看到这份材料的中央高层主要领导明白，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主张，不是赵紫阳和鲍彤的“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要用邓小平的话，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方向是对头的，以此屏蔽可能出现的对政改研讨工作搞“自由化”的指责。
1987年1月13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举行了主题为“近三个月来的工作检讨会”。这个时候，对中央高层正在进行的“批评”胡耀邦生活会的情况，办公室的一些人已经有所了解，心情很沉重，会上的气氛也比较压抑。会议由陈一谘主持。
综合组的孙方明首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我们搞的向研讨小组的汇报提纲、代研讨小组草拟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圈阅和肯定，第二次汇报也正在进行中(指此前的1987年1月4日和此后的2月4日，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听取的办公室第二次工作汇报，主题是党政分开和党内民主，其中包括十三大要进行的改革)。因此，对前一段的工作应该充分肯定，没有什么自由化问题。下阶段的工作要保持正常气氛。不然研讨工作就无法进行。
陈福今谈了三点，一是政改研讨第一阶段的思路、办法是按照研讨小组的部署进行工作的，符合邓小平思想;二是改革研讨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争鸣是正常的，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三是从这两次汇报情况看，研讨工作是有成果的。如果说工作中有不足的话，也与自由化无关。
陈小鲁认为，现在的背景气氛，与刚刚开始研讨时反差较大。我们搞出来的文件，不仅现在站得住，我看十年以后也站得住。该提出来的就要提，我们不能当历史的罪人。这时鲍彤插话说，有两种情况下的罪人，一是提了错误的意见，二是该提的意见没有提出来。
吴伟则强调，改革不能和自由化挂起来。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原则。鲍彤又插话说，一个不等式，改革不等于自由化。我认为咱们办公室没有自由化。
吴国光说，总的方向是对头的，有两个关系处理得很好，一是既要看到弊病，又要完善这个体制;二是既要改善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信心非常必要。他建议在研讨中要注意分析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态度和要求。
会上，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均表达了对前一段研讨工作的肯定，认为我们的政改研讨工作不是搞“自由化”。
在大家讨论之后，鲍彤对前段时间的工作作了总结。他说：
有两种总结，一种是散摊子前的总结，一种是工作高潮中的总结。我们的总结是后一种，以后的工作，会更紧张。
对前三个月的工作怎么看?我同意刚才所有的发言。从目前的水平来看，我们三个月来的研讨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也有担心，十年、二十年以后再来看，会怎么样?我不敢说。一是出了馊主意，那就是罪人;二是该提的问题没有提，也是罪人。这是一个压力，应该保持这个压力，可以使我们的研讨健康发展。之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站得住脚，集中到一点，就是本室工作没有自由化倾向。什么是自由化?是反四项原则，反对党的领导。我们作为个人，作为集体，都没有自由化问题。如果有，那首先是我。我姓鲍，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我们没有光在口头上坚持党的领导，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的办法。我们没有满足于空喊社会主义口号，而是在研究如何建设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几个月来我们全部的工作。研讨过程中似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新东西就是改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指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会议)，当时我作记录，紫阳有一句话，后来没有写到给中央常委的信里。紫阳讲，改革有三种，一种是现有体制很好，小修小补;一种是不好，要根本颠覆;还有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一种?这个可以研究。我看，是最后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贺光辉插话：假如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体制中的好东西归纳出来。)我们能提出新东西，说明我们不糊涂，是按照研讨小组的要求工作的，是要改革的。如果研讨小组的同志们要我们研究改革，而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不改革，这当然也是一种答复。但是，小平同志是不会说满意的，研讨小组的同志们也不会满意的。
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几年了，为什么还会有人还会觉得新鲜呢?这是因为小平提出的构想还没有变成现实，还没有被党内相当多的同志所认识。现在有人说我们步子大，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熟悉小平的思想。我们阅读材料提出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超出小平当年八一八讲话(指邓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43页)的水平，远远没超出。要说不够，我看是我们思想解放不够，不是过头了。我们要继续发扬解放思想这个建室以来的传统。
我们在研究中，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要反复问是否会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不实际，可行不可行。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讲得那么完善，那么全面，这不可能，也不应该这样要求，只能是在研讨小组的领导下，大家讨论问题，互相弥补不足，形成现有条件下的可行方案。你就是让毛老人家来发言，也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我们就更是这样。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局限性。在我们办公室的讨论中，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每个人看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提出问题可能不全面，但讨论的着眼点都是长治久安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有不同意见，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我们这里也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
我们的两个刊物(指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和《内部资料》)很重要，通过它们不仅向研讨小组反映我们的研究情况，而且也向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下点“毛毛雨”。对社会上，要到适当时机。到了春天就可以下了，春雨连绵。可以建议在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下一点。到了8月，可以下更大一点。
要说有缺点，我们研讨工作的缺点是，所有同志都在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投入工作的，不够适应。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些工作，是研讨小组抓得紧。下步再深入，也许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还是座谈会，走出去了解，还是要依靠各专题组。估计下段工作会很紧张，又要提高质量。没别的办法，要靠大家的士气。
中央政改办的这次讨论和鲍彤的发言，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了参加政改研讨的有关人员和各个专题组，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研讨工作的秩序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虽然在“大气候”上“反自由化”甚嚣尘上，并对政治改革研讨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是邓小平的授权和赵紫阳的直接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如同一个小“政治特区”，仍然保持了稳定和有效率的工作，《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得以在鲍彤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