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有人在老北京明代城墙的东便门角楼下发现了一个美丽的19岁英国女孩被肢解的尸体。她的心脏被挖了出来，脸被刀划破了。她的头在西边，脚在东边。奇怪的是，几乎没有看到血迹。
死者名叫帕梅拉·维尔纳(Pamela Werner)，是一位退休的英国外交官收养的女儿。她的死震惊了“二战”前夕北平(北京当时的名称)生活奢靡的外国侨民和黑帮。虽然这起谋杀案最终也没有破案，但受害者的父亲认为凶手是一个混迹于北京上层社会和黑社会的著名美国侨民。
对我们这些住在北京的人，以及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感到好奇的游客来说，帕梅拉的死亡之谜让我们想起了日军入侵前夕的那段战战兢兢的岁月，当时共产党还是遥远大山里的一帮游击队，外国人过着放纵颓废的生活，花天酒地，仆役成群。
帕梅拉·维尔纳，摄于1936年。
Penguin Australia
当时这座城市里居住着大约700个美国人，包括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妻子海伦(Helen)。斯诺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把毛泽东介绍给了西方社会，他的妻子也是一位作家。斯诺夫人在1984年出版的自传《我的中国岁月》(My China Years)中写道：“北京是不以刺激为乐这一美好传统的最后要塞。”她说北京是“外国人的天堂”，特别提到了那些欧洲女人，她们参加正式宴会的时候会穿上精致的晚礼服和貂皮披肩。
斯诺夫妇是E·T·C·维尔纳(E.T.C. Werner)及其养女帕梅拉的邻居。两家人住在离15世纪的东便门角楼不远一条狭窄街道上的中式庭院里，位于死气沉沉的使馆区外，使馆区威风的大门把中国人隔离在外，把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容纳在内。那时候，从斯诺夫妇和维尔纳父女居住的地段走路或骑车到使馆区十分便利。
如今，即使在北京从不间断的重建中，你也能悠闲地花上90分钟一窥帕梅拉生活的两个世界。跟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侨民不同，她能讲流利的中文，能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随意游走。
对那起谋杀案、那些地方以及那些人物的精彩描述是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的《午夜北平：英国外交官女儿喋血北平的梦魇》(Midnight in Peking: How the Murder of a Young Englishwoman Haunted the Last Days of Old China，企鹅图书，2012年)的主要内容。他还录制了一个语音导览，滔滔不绝地追溯400年前北京城墙的起源，又快速跳跃到20世纪30年代，并对北京的现状发表了一些不无讽刺的见解。
令人意外的是，帕梅拉生活中的很多地标留存了下来，包括她住过的房子。东便门角楼也还存在，它是个带有飞檐的壮观的堡垒。它的内部改造过了，原来的柱子刷上了暗红色的漆。帕梅拉最喜欢去的一些地方如今挤在高墙后面。但是凭借你的想像力和耳边法兰奇的声音，你能重现没有玻璃钢筋大楼之前的北京。
老使馆区的林荫道。
Jeffrey La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夏天的一次个人旅行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作者的热情引导。但是法兰奇说他不再做向导了，所以冬天快到的时候，我和一位中国朋友依靠语音向导又游览了一遍。夏天到处是绿树，在这一带漫步景色更美，但是肃杀阴暗的冬天更有真实感，那是帕梅拉遇害的季节。
语音导览对弄清北京令人费解的街道名称极有帮助。但是要注意：北京变化太快了，我第一次和法兰奇去那里漫步时，与帕梅拉临终前的几个小时关系最大的一个建筑尚在，第二次去时，它已经被拆除了。我们夏季漫步的终点是北京最好的餐厅之一布鲁宫法餐厅，它位于使馆区美国大使馆的旧址。我12月份再去的时候，它已经关门了。我后面再详谈这一点。
下面我谈一下语音导览和那本书里的一些亮点：
按照法兰奇的指引，从北京火车站走到盔甲厂胡同，你会看到1号院的红漆大门，帕梅拉和父亲就曾住在这里。入口上方碎裂的铁牌子上醒目地标示出门牌号。院子的大门很威风，不过房子是否雄伟就很难判断了。新盖的一个房间蛮横地伸到胡同里，充分反映出北京存留下来的这些老胡同随意的规划。斯诺夫妇住在对面的6号院(虽然斯诺夫人在书中说他们住在13号院)。他们家的规模也很难估量。据斯诺夫人说，埃德加在靠近大门的书房里写了六个月才完成《红星照耀中国》。
从盔甲厂胡同走大约十分钟——下台阶，穿过一座桥——你就能隐约看到东便门角楼。它是宏伟的灰色砖墙上的一个岗楼。1937年1月8日清晨，一个遛鸟的老人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帕梅拉的尸体。她的尸体被抛弃在一个沟渠里，离现在的二环路很近。
船板胡同。
Jeffrey La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角楼的一层是1991年开设的红门画廊。里面有中国当代艺术品和明代的室内装饰，值得一看。你经常能在这里见到该画廊的澳大利亚创始人布莱恩·华莱士(Brian Wallace)，他是北京最博学的艺术品鉴赏家之一。
从这里走一会儿你就能进入那个破败的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称为破落之地，帕梅拉就是在这里遇害的。你必须穿过一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才能进入今天的船板胡同。如果你在胡同口看到一个食品店，地上堆着一袋袋面粉，竹笼里蒸着热气腾腾的馒头，一个微笑的女人在叫卖，每个馒头还不到1美元，那你就没走错。
沿着胡同走大约200码，经过一个理发店和国红面条店，你会看到28号院，法兰奇在书中说帕梅拉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当时，这里是白俄鸨母经营的廉价旅馆。法兰奇告诉我们，帕梅拉是被长期居住在使馆区的一位名叫温特沃斯·普伦蒂斯(Wentworth Prentice)的美国牙医引诱到这里的右前厅的，一同前来的还有几个男伴。作者根据帕梅拉父亲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她遭到木制凶器袭击，血流干后，被人用黄包车拉到了东便门角楼下，在那里被肢解。普伦蒂斯的后人对法兰奇的描述提出质疑，为此开了个网站。他们称，档案证据与《午夜北平》的结论相抵触，而且认为维尔纳没有能力进行那样的调查。
去年夏天，28号院还多少保持着原貌。那个肮脏、低矮的建筑被改建成很多单间公寓。走廊停靠着旧自行车，上方晾着衣服。到12月份，这个建筑被拆除了，原址上建起了现代公寓。
从谋杀现场走到胡同尽头，横穿过有六个车道的崇文门内大街，向南走(同仁医院在你右侧)，在第一个路口右转到东交民巷(从前的使馆街)，你就进入了使馆区。快到小巷尽头时，你看到左边伫立着一个欧洲人设计的红砖三角墙公寓大楼，有着屋顶窗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露台。这里曾是普伦蒂斯医生的家，现在高墙后面藏着中共政府的一个办公大楼。
街角是漂亮的哥特式圣米厄尔教堂，它是法国传教士在20世纪初修建的。彩色玻璃窗和手工制造的管风琴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被毁。该教堂后经部分重建，于1989年重新开放。
转过街角，沿着主路右侧走，你能看到英国大使馆的旧址，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55天期间，欧洲侨民就藏在这里。如今，年轻的中国卫兵挡住了好奇的游客。虽然没有明确标识，但这里就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前哨。
法国大使馆更友好一点。帕梅拉被害前几小时曾在这里的滑冰场玩乐。新古典主义大门敞开的拱门两侧有一对石狮子，里面的花园里树木秀丽。中国忠诚的朋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于2012年去世之前曾在此常住，想想就饶有趣味。
法国大使馆前面是建于1919年的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渣打银行的宏伟大厦。它看起来维护得挺好，只是不再营业。银行旁边宽阔的公共台阶把你引到北京的一条主要干道上。向左转，经过一排卖鞋子和廉价机票的店铺，你能看见一面石墙上刻着一个巨大的标牌——敕恩门23号。沿着墙后走，你能看到1903年在北京修建的第一个美国大使馆漂亮的办公处。前不久，这里还是布鲁宫法餐厅——大厨丹尼尔·布鲁(Daniel Boulud)的餐饮帝国在中国的分舵。不幸的是，这家餐馆12月份关门了，因为布鲁和他的中国合伙人出现了分歧。
到此为止，帕梅拉·维尔纳不再和漫步有关。但是请继续走到美国大使馆，因为它十分醒目，像是1903年把华盛顿的一个建筑搬到了中国首都，当时使馆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开始重建。
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居住的美国人乔治·凯茨(George Kates)写道，“每个使馆的建筑……看起来都像是从自己的国家整个搬到了中国。”美国大使馆是“宏伟的殖民主义复兴风格”，所用的木材是从美国进口的。砖石是在这幢大楼的设计师、美国政府建筑师西德尼·H·尼利(Sidney H. Nealy)的监督下在北京制造的。
为了弥补不能在布鲁宫法餐厅用餐的遗憾，你可以在美国大使馆旧址旁边的花马天堂云南餐厅享用一顿美味、清淡的云南美食。
有时游客们会怀念帕梅拉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北平——街边小贩、人力车夫、白俄黑帮、勇敢的斯诺夫妇和固执己见的传教士。但是在如今的胡同里闲逛，看着街坊邻居们下象棋;在老使馆区的林荫大道上漫步，体味国家安全局上空坟墓般的宁静，你似乎还能从中感受到旧时代的一丝气息。帕梅拉被害案的谜团也还在继续。
Jane Perlez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