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虚构出一个妓女救处女的爱国故事，让人看到抗战不但作为历史记忆而且作为电影题材仍然被一些拥有话语权的导演在任意扭捏。
其实，人们都明白，作为文艺创作的宝库，抗战中值得发掘的真实而更有意义的材料实在太丰富了。最近读黄锵回忆录《衡阳抗战四十八天》(台北，1977年出版)，其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军队的一个班长被驻地老百姓认定偷吃了一只鸡，这位班长竟然在长官，战友和百姓面前剖腹，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维护严酷战争环境下的军民关系。它除了给读者了解真实的抗战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也展现了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和道德人伦的一个让人深思的侧面。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后期的重大战役，发生于1944年夏，日军攻势的目的是打通粤汉线，让在中国的南北两大派遣军会合，威胁中国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以衡阳为中心展开保卫战。剖腹洗冤的一幕发生在湖南衡阳附近的高真，时间是1944年7月初，中国军队是46军新编第十九师五十五团第一营，营长黄锵，广西人，黄埔十一期。这个营原来固守衡山，衡阳失守后奉命转进高真，一路孤军奋战，以少搏多，杀敌无数，自己伤亡500多人(这个营是加强营，最初有700余名官兵)，最后突破重围到达邵阳，带来8名日军俘虏和大量缴获的武器和物资，其战功当时在大后方广为传闻。
这个营在高真短暂休整时，当地一位叫李新民的农民发现他的一只生蛋母鸡不见了，地上还有一些鸡毛，恰在这时驻扎在村里的下士班长石英过来，于是他认定是石英偷吃了他的鸡，而石坚决否认。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李说：“你们营长一来就说，你们部队的军风纪怎么好，什么秋毫无犯”。双方于是一起去见营长黄锵。在黄锵面前，李认定是石偷鸡，而石坚决否认。这时村长和村民们都已涌来看黄如何处理，有人甚至在附和李的指控。一只失踪的鸡于是变成一个有关军纪和军民关系的大事。黄锵考虑到在这里休整和作战，全靠老百姓支持，所以这个鸡案一定要在全体官兵和村民面前解决好。于是他在村民面前把官兵列队，然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在场的老百姓和部属说“如果我的部下违反了军纪，一定严办。现在我要郑重地提出问题：如果我的下士班长确实杀了李新民的母鸡，可以剖腹给大家看，要是肚子里有母鸡，那就没有话说，万一不是，你李新民又怎么样?”
黄锵说石英跟随自己经年，是一个优秀军人，他不相信他会偷鸡。自己这么说的用意是要逼迫李新民“知难而退，不必追究到底”。但没想到固执的李新民竟然说“如果不是，我就赔命”。尽管李新民的父母和当地村长都劝他不必计较，哪知李新民偏偏不依不饶。这样反而是黄锵把自己逼入了僵局。黄锵说面对这样一个僵局，他实在想不出万全之策。他要手下士兵再去搜寻那只母鸡，但就是毫无踪影。
在这个时候，石英站出来说“报告营长，我是营长的老弟兄，我追随营长多年，营长平时爱我亲如手足，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算是我的不幸，但是为着团体的荣誉，为了建立我们革命军人崇高的典范，我愿意剖腹以明志;我虽然牺牲了个人的生命，但可以保全全营的军誉，有利于今后抗日作战，其价值不可以估量的。我是广西贵县桥墟人，现年二十二岁，家里有六十多岁的老母，请营长替我设法照料。”
尽管村长和李新民父母强烈反对，但黄锵经过反复考虑，“含泪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保证全营官兵负责照顾他的老母。于是石英在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后用刺刀自己剖腹。经过检视，他的腹中确实没有鸡肉，而就在这时李新民的母亲跑来说在草堆中找到了那只受惊躲起来的母鸡，但石英已经死亡。李新民的父母和村长都下跪要求饶李新民一命，黄锵说他免李一死，准他入伍报国。全体村民大哭。李父拿出自己的寿衣和棺木殓葬石英，并将自己一部分积蓄送给石母养老。黄锵为石英墓题了“模范军人石英之墓”，说此后当地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队伍全力支持，共同杀敌。据说当地百姓后来还建立了“石英庙”。
马克•吐温说过，“真相比虚构更离奇”。黄锵回忆录中的“严勅军纪，石英剖腹”一节详细记载的这个真相确实超过人们的历史想象和心理承受能力。黄著受到台湾众多高级将官的力荐，书中还有一张事件发生时的照片，显示官兵面对黄锵列队站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其真实性似乎很难质疑。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曹操“割发代首”以严明军纪的传说，但抗战毕竟发生在20世纪，对违反军纪的处罚可以有很多理性的合乎分寸的处罚，何况不过事关一只母鸡，更何况偷鸡的指控还没有确凿证据。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荒谬的交换：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一个优秀军人竟然为了一只下落不明的母鸡牺牲宝贵的生命。更荒谬的是，当时那么多人在场，却没人能制止这个荒谬的交换。
但这个荒谬的交换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和道德人伦的一些令人惊讶的真相。首先，在村民李新民和军人石英的冲突中，李不但手无寸铁，而且没有确凿证据，但他却气势汹汹步步紧逼蛮横无理;而石虽然全副武装而且全然无辜，却只能和对方争辩，直到双方去见营长。在营长和李的对峙中，前者就和石英一样，全然处于被动，只是考虑如何证明自己部下的无辜，而不是利用对方的缺乏证据而反制对方，甚至想出了那么一个荒唐的主意。在想出了那么一个荒唐的主意后竟然又觉得没有退路，从而被逼到让自己的部属自尽来表明清白的地步。整个过程，怎么也让人难以想象这是军人和平民之间的纠纷，更何况是平民无理，军人无辜。无论是班长还是营长，谁都没有拍一下自己手中的枪把子吆喝一声制止李的纠缠，甚至连一个这样的暗示都没有。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下，人们所熟悉的权力关系和强弱地位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逆转。
其次，当营长提出那个荒唐的主意后，下属石英不仅坦然接受而且主动向营长请求剖腹。军人没有为杀敌而死，却为了一只鸡自尽。促成这个荒谬的交换的，除了“长官意志”(并非正式的命令)，兄弟义气，更有团体荣誉感，但最重要的是以牺牲小我维护军民关系成全抗战大局的高尚精神。就这样，荒谬和崇高罕见而离奇而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中国人——尤其是抗战军人——道德人伦的一个具体典范。
像这样一个戏剧性十分强烈的故事，拍成电影不比那“十三钗”更反映真实的抗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