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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人人争着变犀牛的香港社会

眼看香港目前铺天盖地的谎话连篇,政客媒体恬不知耻地依附权势,他们根本不会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的独立人格,不要说在一封非出于自由意志的信上签一个名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们还抢着发动什么「反占中」签名或争着签名来向绝对权力表忠,以便捞取些权力的残羹剩饭呢。

1999年台湾大地震,中国地震专家赴台参加研讨会时说:地震是可预测的。时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何永年说,中国经验引起台湾学者兴趣,开始探索可预测这领域了。同一个何专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香港《紫荆》杂志撰文,就说「地震预报仍是巨大科学难题」。中国有专家吗?都随着政治指挥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湾施明德发动反贪倒扁的百万红衫军围攻总统府,2009年在马英九当选后又极力反对特赦陈水扁,其后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议两岸朝「一中欧盟」体制发展。所有这些新闻,都受到大陆和香港亲共媒体的大肆报道和正面评价。忽然由于大中华占中派向施明德取经,黎智英与施明德通话,施明德又变成「台独」和暴力了。《人民日报》说「再次引发了港人对占中拥抱台独、崇尚暴力的忧虑」。有吗?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体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吗?

周三笔者的《苹论》发表后,居美的作家孔捷生传来电邮说:「回想起来,我亦作出了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脑外科专家托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选择。一个人在权力面前被迫自轻自贱,侮辱自己的信念与人格,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孔于六四逃亡前,是广东作协副主席,是个有地位的大陆作家。他当然可以签一个名就继续在大陆享有名位,选择独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国外做「不怎么样」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铺天盖地的谎话连篇,政客媒体恬不知耻地依附权势,他们根本不会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的独立人格,不要说在一封非出于自由意志的信上签一个名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们还抢着发动什么「反占中」签名或争着签名来向绝对权力表忠,以便捞取些权力的残羹剩饭呢。

现今,中国人普遍缺少独立人格这种观念,为自己利益签一个名,使自己能继续发挥所长,还可以自我贴金说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或说是为香港市民服务),而且又可以「吃较好的饭」,这有什么不好?对掌权者,观风辨向迎合尚且来不及,怎会为签一个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权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马斯那样,认为不能违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不能签这样的信」的重要性,不仅托马斯意识到,连劝他签名的医院领导和内政部官员也意识到,因此他们才「婉言相劝」,说了许多为他好的话,才把信拿出来。从这里,我们看到,即使同是共产政权,受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影响,东欧政权还是比东方民族对独立人格较有了解。在东方,签一个名让你恢复工作,是皇恩浩荡,何须好言相劝?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人生的「轻」与「重」,有许多具体故事引发思考。签一个名,轻而易举,但牺牲独立人格却使人不能承受。杜丽莎跟从丈夫在日内瓦过轻松写意的生活,但觉得无聊,给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说:这儿的生活太轻松,使人难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国外,不也有这种不能承受的轻吗?十几个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会说要为捷克的自由民主奋斗,要反抗苏军入侵,画家莎翩娜问:如果你觉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为什么不回布拉格?光在这里喊叫不是太轻松了吗?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轻松生活,所以要集会、叫喊,好为生活加一点重量。

香港今天多数人不会感到生活担子重到让人难以承受,但政治荒诞、文明崩解的无形的「轻」,恬不知耻的谎言汹涌而来,使整个社会见怪不怪,似足荒诞剧《犀牛》中人人争着要变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压力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一件轻松事,政治谎言对许多人来说也无关痛痒。当政客、传媒在攻击黎智英给民主派捐款的时候,我们大概没有想过自己也在游行时向民主派捐款。容忍这种谎言混骂是一个独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因为这种轻会使整个社会人人变成犀牛。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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