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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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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应该做爷爷的年纪,女儿子韵满9岁了,人生之坎坷不言自明,对女儿的溺爱也不言自明。这些天女儿十分高兴,因为她在学校的语文兴趣班考了第一,女儿继承了我的自卑与敏感,在学校从来就是一只丑小鸭,看见她在同学的簇拥下不能自持的样子,我暗暗担心,人生该不会有轮回吧?封存多年的记忆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感觉上并不遥远的童年。

歧视

我8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17中学(原辅仁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17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在大孩子张南生、张岳阳、洪仲萍等的带领下我们开野餐、分成两群玩捉官兵捉盗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

1957年一夜之间,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矿区乡下去了。兄妹五个中最大的姐姐13岁最小的弟弟才6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最后搬到龙门浩,我也从罗家坝小学转学到龙门浩小学。原以为躲开了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读四年级9岁的我考试也得过第一名。那知道下课后,正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老师放在讲台上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右派家属)”四个字的点名册被同学发现了。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份子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轰闹中,9岁儿童因学习成绩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习惯孤独,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张<死亡右派份子通知书>送到我家,39岁的母亲煮了13个红苕做干粮赶往长寿湖收拾父亲遗物。公共汽车到县城后,母亲孤身一人到处打听才知道县城距长寿湖还有近百里山路。母亲一边问一边赶路,途中遇到一个要经过长寿湖到云集乡去的男人,为了路上有个关照和领路,母亲拿出珍藏的熟红苕分了三个给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结伴同行,天色越来越晚,夜幕降临,母亲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现了朦胧的灯光和一排平房(后来才知道是狮子滩水电站邻封工区的一个甚么单位),母亲立即上前去推门求宿,对方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调的出差证明,母亲伸进口袋的手却凝住了。银行人事干部何明珍给妈妈的证明上写着:“兹证明右派份子家属戴儒愚前往长寿湖农场办理死亡右派何泰贵事宜”。

这样的证明在那个年代敢拿出来吗?幸好对方中间有一个人认出妈妈是上新街银行的。中国社会人情大于天,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也不例外。天下着大雨,母亲终于被安排在邻封水电工地那个漏雨的临时工棚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到了农场场部所在地狮子滩,场里干部说:你丈夫是患心脏病突然死的,劳动的地点在长寿湖深处的同兴岛,须等岛上的交通船出来才能进去。妈妈等了两天,银行规定的时间到了,只好主动提出要返回,场里面的干部马上拿出一包旧衣物说:这就是你丈夫的遗物。妈妈提着这包东西,心中惦念着家中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她悄悄到长寿县城的黑市里买了几斤萝卜。轮船拢了朝天门码头,妈妈手提萝卜和爸爸的旧衣物挤出轮船,走上跳板,如铅的双腿再也迈不动了。“妈妈!”突然大女儿隆静、儿子隆光迎了上来,肮脏的小脸上圆睁着企盼的大眼睛令母亲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段经历妈妈讲过多次,也许这正是26年后我自学考试毕业主动应聘到长寿湖农场子弟中学任教的原因。1987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带学生到湖中的同兴岛野营,望着岛上大片大片的当年几百名右派份子种下的广柑树在春天的阳光下开花,喷发出沁人的芳香,听着学生们追逐着拾蘑菇准备野炊的欢声笑语,当年右派份子幸存者子弟,校李长文老师不经意地讲述起陈年往事。长寿湖深处的几十个荒岛上集中安置着全市文教系统上千名右派。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50岁以上的人当记忆犹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载全国城乡饿死4000万人以上)。岛上情景更甚,父亲全身浮肿,心力交瘁,夜半三更时有人听见他下床后三番五次地也爬不上他睡的上铺,“砰”地一声倒下,蓦然去世,享年39岁。“幸运啊!六零年走的人”长文老师叹息道:以后的历次运动更是了得。文化革大命中,“黑五类”头带戴高帽子,脸上泼墨汁,身上刷浆糊,挂牌弯腰,有被造反派逼迫装猫装狗在地上爬,让大伙围着吐口痰的,有往裤子上泼煤油点燃后让红卫兵取乐的,这样的折磨以父亲的性格是断然忍受不了的,自然是走了幸运。

下乡

重庆39中学初64级5班有三个出身成份好的同学程温斌(自称家里是推船的)、陈森林、宋同福。三人身强力壮经常暴打体弱的同学,本人体弱且出身不好,更是被欺负的对象。三人学习成绩出奇的糟糕,特别是程温斌经常是手上、脸上、书本上到处弄些墨迹,仍然只能得零分。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程温斌抄我的作业从自愿到强迫,一次我稍示不满,他踹了我几脚后,居然跑到讲台上去活灵活现地表演想象中的解放前他们家大雪天提兜兜到我家讨饭,被剥削阶级的我父亲一脚踢出门外的情景,逗得全班男女同学哈哈大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屈辱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事后,程温斌丢下一句话:“不管你成绩多好,量你也升不到学”。1964年8月,程的这句话不幸言中。39中64级5班52名同学几乎全部考上高中和中专,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落榜了。一向健谈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沉默了,收拾了几本他自己的书递给我后一言不发地离去。

1964年毕业考试刚结束,银行工作的母亲到龙门浩街道办事处组织储蓄,街道办事处于子力书记交代完储蓄工作后,拿出一张纸单宣布:“无产阶级教育要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下面念一下上级通知龙门浩地区本届应届毕业生中家庭出身有问题,中考不予录取的80人名单”他念完后马上布置各部门分任务,包干负责动员下乡。为确保把每一个对象迅速动员下去,街道办事处制定了包干到人,轮番进屋轰炸、各种手段齐上等工作方法。南江县正直区朱公林场知青贺树全,时年15岁,父母双亡,家中兄妹三人全靠20岁的兄长在南岸区供电所打临工为生,其妹年仅9岁。街道办事处为动员贺下乡,通知供电所停了贺的兄长的临时工,兄妹三人断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中只好下了户口;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知青贺亚伦全家老小9人,靠其父在南岸区龙门浩小学工作维持生计,街道办事处采取分批进屋24小时轮番轰炸战术,最后干脆通知学校停发其父的工资;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知青耿建国家中的米缸子被街道干部贴上了封条,不准开伙;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知青罗华溪1964年仅12岁,小学尚未毕业也被动员下乡等等。

同时,南江县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主任孟金邦等来渝在南岸区人委礼堂、上新街电影院、邮电学院等处举办报告会,大讲青年运动的方向,说南江是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是玉石大街金铺路,伸手摸鱼,苹果碰头,天麻银耳随处可拾等。孟大主任70年代初手握推荐知青上工农兵大学权柄,炙手可热,终因以此要挟威逼玩弄女知青多名,事情败露民愤太大受处罚。妈妈听到80人名单中有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早已惊恐万分,生活在逝去父亲阴影下的孤儿寡母本来就是暴风骤雨中风雨飘摇的惊弓之鸟,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母亲如果政治上再出点问题,一家人怎么生活呀?望着哥哥姐姐的眼光,15岁敏感的我清楚地知道生我养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我的安身之地,厚爱我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和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回忆珍爱的校园生活将永远离我而去。临行前集中住宿的两路口公寓里,睡梦中泪水浸透了枕头。学校上课的钟声条件反射地将我惊醒,我茫然地看着窗外,校园的钟声今生已与我无缘,陌生的同伴们,我将和你们一起去那遥远的地方—南江。

赎罪

解放牌大货车颠簸在通南巴的山区公路上,乱石中杂草丛生的公路只有两道车轮胎轧过的路面。汽车翻来覆去地颠簸,挤得满满一车的少男少女翻肠倒肚地呕吐。车到了正直坝,从头到脚的泥土和呕吐物敷得大家谁也认不出谁的模样。护送我们的南岸区人委干部李晓兰(男)和龙门浩街道干部张国英(女)被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少年硬是错当成了家乡的亲人,临别时哭哭泣泣拉住不放手,二人返渝途中却绕道成都附近各名胜景区消遥,同宿中不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捉,此是后话不提。

分散到各公社后,按达县地区统一规定各公社都在当地寻一海拔最高之处,划进几户农民建立社办场安置知青。名曰占领制高点,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教育知青要扎根大巴山,脚踩污泥,放眼世界,眼观全球,随时准备救全世界劳苦大众于水火。通南巴山区海拔最高之处当然是土地最贫瘠,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我们林场就办在黑潭公社11大队的九重岩和6大队云顶子的瘦大田上。说是林场,其实就是先后借用了一阮姓富农和候姓农民破旧三合院的两间房,男女分开睡地铺。艰苦的劳动伴随着山区的雨季开始了,天气越来越寒冷。尚未满16岁的我身高不过1米48,体重75斤,跟随农民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到旺苍县东凡公社为林场的纸厂背石灰。雨雪交加,山路泥泞,肚中饥饿,全身湿透,连走带爬赶到东凡河边那个石灰窑时已经是半下午了。我累得全身散架地瘫在河滩上,林场的老场员李忠柄拿来两个冷硬了的熟红苕对我说:“石灰我已经帮你装好了,快吃了动身,时间不早了”。

我看着喇叭背兜里装着的100多斤生石灰,心里想今天晚上我恐怕哭都哭不回去了,低头看脚下从重庆穿来唯一的一双胶鞋,粘满黄泥湿透了扯烂了也不能再穿了,只好学农民用谷草绳缠绕脚背,摇摇晃晃背起石灰赤脚在雪地里爬行。背石灰的人手里都拿一根打杵子,这种丁字形的木棒是山区背东西歇气的专用工具,三步两打杵,实在走不动了就塞在屁股后背兜底下喘口气,开始坚持50米杵一下,后来30米,20米,10米,5米------摸黑回到黑潭已经后半夜了。第二天咬着牙起来走几十里路到元顶子山上砍木竹、背窑柴、抬小径圆木、到九重岩种核桃树、到烈神砭挖红苕、到猪食漕沟砍火地。仗着年轻,知青逐渐适应了饥寒交迫状况下大巴山区的艰苦劳动和赤脚在雪地里背一两百斤东西。粮食本来就少,林场会计陈官忠勾结王正富暗中克扣,更是吃不饱,米汤加盐巴当菜,半年不见油荤。缺食少衣,离开重庆时街道办事处发的再生布棉袄劳动中磨得开花开朵,贴身的里面黑得发亮长满了虱子,没有鞋穿双脚长满冻疮和冰口。知青罗华国发明用木头做板板鞋,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雪地里一串串知青木板鞋踩过的脚印。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冥思苦想。西方基督教有“原罪”说,东方印度把人分成九等十八类,有“贱民”说。父亲因言获罪取其辱,纵然有罪也已经用生命作了代价,我何罪之有?如无罪,为何不能上学,要发配此地做苦役?父亲在时我也是受宠爱的孩子。然而,我又为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害怕和恐惧,毕竟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知道这样想下去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白天我拼命咬牙干重活挣表现,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晚上煤油灯下学《毛选》:《青年运动的方向》、《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老三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当时提的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唯一的想法是在劳动中脱胎换骨,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从思想到身体都磨练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这样,我的下一代才会有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为了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入“已经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我努力向真正农民那样去生活、劳动和思想,我曾为自己天生皮肤白净细皮嫩肉而羞愧,为手上、肩背上磨起老茧而自豪。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在大巴山区做了8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和回城后在运输合作社下苦力,抬石头、拉板车、扛货包纯粹靠出卖体力维持生计,做了15年码头搬运工人后,23年简单体力劳动的人生经历并没有改变我酷爱读书学习的秉性。

混乱

1966年下半年中国大地上开始上演一幕幕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闹剧。大巴山区虽然闭塞,也不时有消息传来。随后林场也开始瓦解,知青回的回城,去的去区上、县里造反,我们黑潭林场的5个女知青生活无着,为有口饭吃只好草草嫁给当地农民。我于66年11月回渝,大田湾广场上两派争斗正酣,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喊叫着要杀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有的又喊叫着要到哪里、哪里去造反,喊叫声中又有人动武,人群中人踩人一片混乱。回家后,我在上新街不断遇到39中的同学,读高中、读中专的当时正被捧为“小将”,个个神采奕奕,慷慨激昂,自认为是社会的主宰,动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面对他们不屑的眼光,我再次感到多余人、边缘人的悲哀和愤怒。不就是一张户口吗?中华人民共合国宪法不是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居、言论、集会等等自由吗?我邀约周志忠(南江长赤区红四公社林场知青)、邱任杰(南江正直黑潭公社林场知青、已故)重返南江。在混乱的菜园坝火车站,我的皮包不慎被扒,无奈之中借两毛钱买张站台票混上车。

过江津时火车上的“群专队”提起皮带开始查票。我随一些逃票的人打开厕所窗户爬上车顶,车顶上居然有不少人,他们告诉我趴下平躺着用脚蹬住弧形车顶的边沿,这样火车转弯时才不会被甩下去。火车过隧洞时,他们又告诉我赶快用报纸遮挡头脸,因为当时的火车烧煤炭,过洞时机头没燃尽的煤碴会向针一样迎面刺来。火车到广元后,我和邱任杰扒货车终于辗转回到林场,可是一看,林场早已空无一人,公私财产被洗劫一空,连房顶上的瓦和木料角子都被人揭了,断垣残壁上杂草丛生,一片凄凉。怎么办?到那去吃饭,我带着邱任杰连夜直奔正直区公所。当时一些县城来的红卫兵正在串联点火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里的姚区长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运动不知所措,一头跳进正直河自杀身亡。我俩趁乱威逼区里给办户口迁移,当拿到盖着南江县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欢喜若狂,泪流满面。

殊不知,大河、杨坝等林场的知青李嘉陵、李仲梅、贺盛才、张世荃等在县城造反已经扯起了南江县革命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的大旗。听说正直区有知青败类在搞户口,知造司新农部队头目朱精华(外号朱麻儿)乘县武装部的吉普车到正直,组织人马将我与邱任杰围追到正直中学下的公路上,棍棒匕首齐下打翻在地,一大汉一脚踏在我背上,一手抓住我的头发拎过头,用匕首刺进我嘴里大吼:“把户口交出来!”。我闭上眼不开腔,只听见旁边“噼里啪啦”,邱任杰也被按在地上打得鬼叫狼嚎地哭喊:“我妈妈只有我一个,我也只有我妈妈一个,你们要打就打死呀!”后来他们把我俩拖到正直中学的球场,反捆绑起来吊在篮球架上开群众大会批斗。朱精华站在台子上说:“知识青年没有三头六臂,知识青年有革命的、不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革命的贫下中农不要怕他们”。

斗了一下午后,斗我们的人去吃饭去了。夜幕降临,我俩又饿又渴又冷又疼,处于半昏迷状态。忽然,原黑潭公社党委副书记贾益声认出了我,悄悄走上来解了绳子,又把我俩带到区招待所躲起来。半夜里吆喝声电筒光惊醒了我,我唤醒邱任杰拉起他翻窗逃走,一瘸一拐地走到延溪河。马达声中吉普车追上来了,我和邱任杰赶快跳进路边的草丛中躲起,吉普车上的人跳下来用电筒乱射,我俩全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吉普车又向黑潭方向追去,我们钻出草丛,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山走小路,再也不敢沿公路走了。

凌晨4点我在山上看见吉普车又返回正直坝去了,我就和邱任杰摸出那张宝贵的户口迁移证,在山上东藏西藏也不放心,最后选定一块冬水田旁边农民挂谷草的草树,把户口迁移证藏在里面。然后悄悄摸进公社,把公社门口的电话线扯断才敲门,公社文书赵世荣乍一看见我们,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我说:我们不会给你找麻烦,只是轮流睡一会觉,你守着我们不准出门。他说:“莫来头、莫来头”。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到那块冬水田的草树上取出户口迁移证,过花桥翻方家山、土地垭,专捡无人的小路走,一路上农民土里有什么我们就偷什么吃,到枣林公路上天已黑尽。我俩互相搀扶着,望着巴中县城忽明忽暗的灯光,感觉永远也走不拢。什么时候走拢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巴中县城角一个铺面的屋檐下蜷缩了几小时后就到长途汽车站购票,取道回重庆。

南岸区公安分局的门口聚集着十几个通过各种方法办了户口迁移证的老知青。门一打开,大家一哄而上,拿出自己的迁移证。着制服的老公安不慌不忙地收齐迁移证,慢条斯理地整理好迭在一起,开始登记。登记完后他把十几张迁移证放入抽屉,“啪嗒”上锁,然后站起来说:“南江已经来了电话,你们这些迁移证全部都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等候处理”,转身走人。大家一下傻了,扬坝林场知青陈安福忽然冲上去拉住那个老公安说:“对不起,老师傅,你刚才把我的名字写错了”。老公安犹豫着打开抽屉校对,大家按上去七手八脚抢了自己那张已经没有任何效用的迁移证就跑。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我才明白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人性与法治思想启蒙的另类知青当时显得多么幼稚与天真。

南江县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在县城造反、搞武斗红极一时,一度在县城范围内夺权掌权,吸引了更多的知青参加。1968年初,毛澤東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南江县城之前,知青三大造反组织中“革青团”领袖李嘉陵屁股被打一枪成了残废(其父曾是西南师大教授,后流落在北碚街头开残疾人三轮车度日,晚景凄惨)贺盛才、张世荃被捕坐牢;“新农部队”头目朱精华在县城被枪毙;“飞虎团”李仲梅72年—79年一直在各种学习班上“讲清楚”“说明白”闹剧结束。

1969年毛发出最新指示,大批新知青下乡,老知青撤场插队,后来的农民打知青(沙河区团结公社打死7名知青,惊动中央)。知青打农民,新知青打老知青,知青打干部,干部组织农民打知青,更是好一个“乱”字了得。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其它各种类型的政治运动一样,都冠之以革命的名义(防修反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等等),从1956年宣传董加耕、邢燕子开始历时25年,财政支出一百多亿,牵动全社会,三千多万中小学生永远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在现代社会骇人听闻地出现断裂。数千年来,无论战火与政权更迭,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从未中止。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学子们徒步辗转千里到大后方创办西南联大等,可歌可泣。

大规模、长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后来不得已出台的“顶替”政策,小学毕业顶替教初中;初中毕业顶替教高中;从未学过医的中小学生顶替当医生等等,造成整个民族道德水准科学文化素质低下影响至今。70年代末,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地农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的情况下矛盾越来越突出,云南出现知青自焚、卧轨、上访甚至以死相拼的情况,知青下乡运动实在难以为继,不得不不了了之。(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卷934—940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篇)

苦斗

1972年重庆铁路局、巴山仪表厂等到南江招工,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我的劳动表现每次都填写了推荐表送公社,每次都因政审不合格退回来。《牛虻》中的亚瑟已经从一个多情善感的文弱少年磨练成心智成熟的斗士,红衣主教大人虚伪说教麻痹不了他对生活的领悟,反正都是永远也教育不好的子女,到运输合作社下力去吧!只要能回到离别八年的重庆。

过跳板

上班第一天领两个竹筐、一根扁担、一条再生布搭肩帕,跟着工友来到龙门浩老码头河边。装煤炭的木船远远地停泊在枯水的江中,一条细细的跳板在船与岸之间晃动,工人们挑着煤排队循环上跳板,头顶火辣辣的太阳,身下浊黄的江水在翻滚。我挑着煤走上跳板,双腿在跳板上发抖得迈不开步,后面有人吼:“快点哟!虚啥子虚,做什么虫就要钻什么木,吃不了这碗饭给我爬开”。也有好心的老工人提醒我:“小伙子,过跳板不能看江水只能看跳板,三股绳的箩兜要捏紧,否则箩兜翻兜人单边,你就要被荡下江去”。

丢干柴

长江边上抬石头沿袭着自古以来水码头“大力帮”传下来的规矩,叫做“忤逆的找来,笑和的吃”,意思是说下力找钱的时候,无论亲生的父子兄弟都必须非常认真,不认真就要打架;挣了钱下馆子喝酒划拳吃肉,谁出钱就不分彼此了。我第一次到河边抬石头,连手姓白也是个新手,他抬小肩负责提绳子捆石头,我抬大肩要多背扛子多承重量。抬小肩的一般是熟手,要手脚麻利会喊号子,俩人配合默契才有效率。工头杨昌洪(南江县上梁区上梁林场知青)招呼人在装石头的船上搭好跳板后,一声令下:“一根扛子60条石头,抬完堆码好记一个工”,大伙一哄而上地跳上船,抢钢钎翻撬条石,争得面红耳赤,原来船上装的毛坯条石,大的六、七百斤,小的三、四百斤不等。木船在争抢中单边倾斜,船老大急得大骂:“你们这些狗日的崽儿,只顾选小的,船翻了没得那个跑得脱!”。我俩人都是新手动作慢,抬到后来石头越来越大,越大越重抬得越慢。抬得快的人抬完60条石头后,就坐在河边翘起脚抽烟看表,12点钟到了我们还有几条石头没抬完,岸上的人们一起啪手呼喊:“丢干柴、丢干柴!”,然后跳上船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把剩下的石头抬上岸,这样我俩一上午一分钱都没挣到,钱被大伙分了。据说这是长江岸边下力人由来已久的规矩,我居然连续三天“丢干柴”。

战备任务

当年运输合作社人员结构可谓复杂,除了从各地农村“顶替”回来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100多名知青外,原来班组的老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各个单位淘汰出来的“黑五类”:有原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出来的宪兵班长黄杰、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肖中一、国民党赴缅青年远征军周绪光、逃亡地主柴福堂、国民党“内二警”卞绍中等等。这些人当时都被称为“牛鬼蛇神”和“残渣余孽”,每个礼拜都要定期到派出所去接受训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管理运输合作社的人是一个从国营企业搬运装卸运输公司伙食团调来的党员叫淦金禄,此人一字不识枯瘦如柴,因患膀胱癌成天咳咳亢亢地提起裤子不断地跑厕所,后来干脆不扣上裤子扣子,前门大开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他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特殊爱好,就是中午常常单独找一些长得胖胖的女知青到办公室去关门做思想工作,若干次思想工作后,这个女知青就有可能获得脱离班组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办公室去做轻工作的机会。

一次,他交给我们班组一个战备任务,就是给南岸区公安分局伙食团运煤炭、砖头、木料、石灰等。我们用板板车拉,用箩筐抬,肩挑背磨,整整干了几天,最后老工人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拿托运单去找分局的经办人签字,签不到字就等于白干,拿不到工钱。他们对我说:“小伙子,你没有什么问题,好说一些,还是你去吧!”我拿着托运单到公安分局找到管总务的警察李守贵,他瞪起眼睛把托运单一扔吼道:“甚么、甚么?给公安局做事还要签字,还要付运费?拿起走,拿起走!”。我只好跟住他,他人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最后他烦了,打电话喊来分局有名的“王摩托”。“王摩托”进屋“哗”的一声掏出手铐说:“你再在这里闹,信不信我把你铐在这里”。我强忍心中怒火走出公安分局大门就遇到运输社搞安全的干部廖志云。我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讲了,他说:“算了,算了,我们吃点亏算了”。

从1972年到1986年,整整15个春秋,风餐露宿走千家进万户,车站、码头、公路,拉板板车、抬连儿石、扛货包、装车、卸船,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磨平了他们的心智,也佝偻了他们的身体。磨骨头养肠子,他们自嘲:72行,板车为王,脚肚子蹬爆,脖子拉长。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单纯靠出买劳动力维持生计的他们年岁渐大,体力越来越不支,最后穷途潦倒,借酒浇愁愁更愁,家庭破裂,一死了之。和我一起从南江县正直区调到运输合作社的四个知青:邱仁杰(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夏宝庆(南江县正直区朱公公社林场)、杨昌荣(南江县正直区菩船公社林场)三人因劳累过度先后去世。享年不到50岁。

美元与“工转干”

1985年我已磨练成真正的搬运工人了,劳动之余通过电大和自学考试的学习,泯灭已久深藏内心的求知欲被激活。当时国家正在召开科技工作会,提出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我被抽调到运输社以工代干搞业务工作。数月之后,运输社人事干部姚舜寿(姚驼子)神秘地对我说,区交通局的人事科长陈金华在淦书记的办公室等我,要找我谈话。我走进淦书记办公室,陈金华关上门,先说了一大篇我表现好,有能力,群众信服,上下反映不错的好话。接着又说局里准备在几个表现得好的工代干中考虑选拔一两个转正为正式干部,最后说到他儿子看中了友谊商店里的一台收录机需要350元美金,听说我姐姐在美国,要我帮忙解决一下。说实在的当时我连美元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姐姐一家在国外打拼的艰辛我倒是知道。我慢慢站起来,陈金华又说好解决就解决,如果不好解决一定要我承诺不把这件事讲出去。眼看着其他人一个个工转干,38岁的我再回班组搞体力劳动,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会越来越吃不消,得罪了南岸区交通局炙手可热的人事科长,我知道运输社我呆不长了。1986年9月根据《重庆日报》上的《招聘启事》我再次离开故乡重庆,别妻离子孤身一人到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应聘任教。

复苏

坐在长寿县城到狮子滩长寿湖渔场的汽车里,我的思绪回到27年前的1959年。父亲当年到狮子滩长寿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也是38—39岁,命运之神使我捡起了接力棒,父子俩殊途同归又从事同一职业。我多次听母亲讲过父亲复旦大学毕业,教一普通中学仍然备课到深夜的敬业精神,虽然我只是一个招聘的临时教师,也知道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诚惶诚恐唯恐辜负学生。子弟校的张维沅校长和原“黑五类”落实政策的教导主任李长文老师在教学业务进修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教学之余我除了参加自学考试本科段的学习外,同时参加四川省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证书考试。学海无涯苦作舟,青卷黄灯下我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拒绝了全家人在北京、兰州的聚会,夜以继日地埋头书海,似荒漠已久的土地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甘露。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光辉使大写的“人”在我心中复苏。

教学相长。在长寿湖渔场子弟校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我通过了自学考试,获得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证书考试的全部课程获得证书,教过初中—高中段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也得到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信任。1987年底长寿县推行校长负责制,我这个招聘教师经全体老师、职工代表和学生家长无记名投票选举当上了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夏天,学生们和我一起游泳游向长寿湖深处。我仰泳看着天空变幻莫测的云朵心想:面对外边一天天浮燥与人欲横流日渐物化的世界,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平静地守望着心中的那片安宁,是庆幸劫后余生比一起回运输合作社先逝去的那些老知青幸运,还是历经坎坷宠辱不惊心平如水从容应对多变人生呢?

1989年北京发生学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可以调回重庆。长寿湖渔场人事劳工科认为他们把我一个集体所有制运输合作社工人身份转变成了国营企业正式中层干部,本应好好回报企业,居然又想调回城,简直是忘恩负义,于是扣住档案不寄。人事劳工科科长刘庆中(女)威胁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回去,档案里对你有利的材料我们要全部提出来,对你不利的材料我们要加进去。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她这句话的严重性。2003年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对1986年以来干部载入档案的学历进行一次检查清理。对党政机关泛滥成灾的真的假文凭(胡长青式地摊文凭)假的真文凭(各级党校注水文凭)深恶痛绝的我竟成了重点清查对象。

区委组织部的年轻人通知我说:“根据我们的清查,你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学历、职称、任职的材料,而且------”,而且什么?我居然意外地发现在我的档案里长寿湖渔场子弟校一个叫廖明理的人的字迹:“1989年政治动乱期间,该人经动员仍然拒不参加党课学习和党的知识竞赛”。天哪,岂敢!姑且不谈当时我还获得党的知识竞赛一等奖。中国的人事档案制度是相当神秘的,本人与自己的档案终身不能见面,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的什么内容。从1979年读电大,1984年参加自学考试我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自学之路,我翻出各种原始毕业证书、职称证书,组织部的人说:现在清华、北大的毕生证书街上都能买到,我们不看你这些证书,你档案里没有保存登记表就不能说明。呜呼!等到因意外发现我档案袋里装的内容可以解释我在机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15年,无论怎么努力工作,总是不顺的原因时,我已接近退休年龄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还在乎什么?根本不需要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了。

几年弹指一挥间,其实对老知青最大的伤害是什么?环境条件的艰苦也罢,抛掷了青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也罢,带着硬伤回城一辈子坎坷,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也罢,都不可怕,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空怀着到农村去脱胎换骨干革命的精神欺骗和虚幻理想,在艰苦漫长的岁月中渐渐被消蚀了生活的热情和对社会的责任,精神被愚弄,理想被亵渎,信仰被污垢。

记得1965年春天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带领重庆市歌舞团到达县地区各县演出,南江县同时在县委党校礼堂召开第一次知青代表会议,演出中余市长走下台和前排的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一名16岁的女知青当场把自己的名字卢爱兰改为卢爱南并跳上台去表决心:“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南江,是我为党奉献火热青春的第二故乡,爱南今年16春,立志耕耘在山村”(此女知青今已不知何处去也)等等,合着重庆市歌舞团表演的《场长教我打草鞋》及谢幕时《明年桃花开,我们再回来》的合唱歌声,全体知青代表起立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激动之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虚幻信念支撑着单纯的少男少女独自去面对日后那漫长的愚昧与艰难。

殊不知,在中国干革命从来都是少数集权英雄的事,蒙昧时代英雄伟人跳出来振臂一呼大海航行靠舵手,导航指路闹革命普渡众生。平民时代平民应该有自己的悲欢离合,绝大多数知青从虚伪狂热的口号中还原出来都是最普通的平民小老百姓。老百姓要创家立业养家活口,普通人本来就应该有普通人自己的生活。到大巴山去战斗、去革命原本不是他们的事。角色的错位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掩盖了伟人英雄们执政领导经济建设产生的低级错误,随着平民社会的到来和现代资讯的发展,芸芸众生可以不依靠伟人英雄们去思考和判断了,叱咤风云的伟人英雄们也一个个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数以千万计的知青还能找回失去的自我、无价的青春和自己的生活坐标吗?这才是个人和民族的悲剧所在,历史终归是平民的历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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