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丹因为再次编出”疑似脑瘤“的故事,引起公众的普遍反感和谴责,也遭致很多民运同道的质疑和批评。他过去所做的一系列损害民运的事情也被披露出来。大家基本上认同对王丹的批评,但也有人出于爱护民运形象,觉得不应该公开,而是应该内部解决。有鉴于此,我做为质疑和批评他的人之一,觉得有必要向公众说明我为甚么要公开批评王丹。
一,有人说质疑和批评王丹会损害民运整体形象,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他或其他民运领袖是不能公开批评和质疑的,否则民运形象就会受损。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极端封闭保守的中共尚且还打了曾统管公检法和武警国安的政法委头目周永康这个“大老虎”。他们都没有用所谓“担心损害中共整体形象”而不公开揭露和惩治他所犯的罪行。连中共都知道,惩治中共内部的”害群之马”正是为了挽救中共在民众心目中的恶劣形象--如果再不惩治周永康之流罪大恶极的恶棍,中共整条船都要沉下去了。我们公开批评民运中的不良现象正是为了维护民运整体形象,使民运公信力免遭伤害。当然,中共惩治内部不正之风是为了维护其专制政权,而我们批评民运里的不良现象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
二,做为致力民主理想的民运人士来说,我们应该始终信奉这样一个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享有特权。当民运队伍中出现巨额捐款去向不明时,做为民运一分子,我们有责任搞清楚。这是一种对民运事业负责任的做法。我们不能连我们反对的中共都不如。他们都开始谈官员财产透明化。王丹的机要费问题和其他财务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能对公众做出交代,未来民运会更加难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中共红十字会因为郭美美炫富事件而导致声誉受损后,其所得捐款大量减少,去年云南地震要求民众捐款时,更是遭到数以万计的网民奉送一个字“滚”。我们不能不从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红十字会的覆辙。
三,民运跟中共政权相比,无论从人数还是经济实力来讲,差距都非常悬殊。民运主要靠道义力量赢得民众的支持。否则,没有了道义力量,一切都是空谈。因此民运人士尤其是民运领袖就应该具有一定的道德操守,而诚信是首位的。而王丹的道德操守有严重问题,尤其是诚信方面已经完全破产。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他的所做所为已经严重伤害民运形象。如果能通过公开批评能让他及时醒悟,从而改变过去的一些不良做法,会多少挽回一些民运道义形象。
四,一些海外华人尤其是年青学生爱护八九学生领袖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也很感动。但任何时候护短都是不对的。没有人可以例外。这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我们这样做往往会事与愿违。法治社会的人应该有这个认识高度。
五,有人说这样内斗没有任何好处,只会让中共看笑话。这是对民主政治的极大误解。民主政治其实就一个国家而言就是所谓”内斗“政治,一种通过“争斗”达到平衡和制约。只有专制政权才不允许“内斗”,一个思想主义一个领导核心,其他的都被打成异端或“别有用心“。如果我们什么不良行为都包著捂著,黑箱作业不让公众知情。民运跟我们反对的中共还有什么区别?我担心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民运会人心尽失,从而让中共继续得以苟延残喘。我相信这是我们所用有志民主事业的人都不愿意见到的。
六,如果一个组织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机制,就没有生命力。我们要通过舆论监督和批评,让民众了解到中国民运是有能力纠错和制止腐败行为的。否则,人们就不会支持我们去终结中共专制。因为他们会认为,即便我们成功了,也跟中共从思维到行为上都没有二致。而一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尤其是领袖人物没有接受公众监督的勇气和气度,就不能信任其职务,就应该遭到民众抛弃,让更优秀的人去承担艰巨的使命。中国民运出现疲态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总之,王丹过去的所作所为,无论从道德上,法律上,还是政治上讲,都已经失去了一个做为六四学运代表和民运领袖的资格。其实,他过去十多年的言行,对中共基本上是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他支持美国将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支持中共举办奥运,从不参加藏人等少数民族争自由争人权的运动,甚至主动与受中共迫害最深的法轮功群体划清界线,声称从不参加法轮功的任何反迫害活动等,在在都证明他在重大中共外交内政政策上都保持高度一致。说清一点叫“自律”,说重一点是投靠。最近我收到很多国内外民主斗士的来信,说要将王丹做民运里的犹大处理。我建议大家进一步观察,看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八九学生领袖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要么退出民运要么投靠中共了。这些人已经不配为民运人士,更不用说民运领袖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残酷的事实。今后大家应该将目光投注到那些仍奋战在反暴政争民主第一线的民运人士,用他们的精神去感召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民主运动,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否则,民运只会继续萎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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